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我国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低于更替水平，低生育率是新时代我国人口的新变化、新特征，并成为一个凸显的人口问题。因此，了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尤为重要。为探究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运用CFPS2018年数据发现：（1）多层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2）整体社会资本可提高育龄群体的满足感，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导致其生育行为减少；（3）多层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较高年龄组的个体社会资本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在30岁及以上群体中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社会资本上。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有影响，特别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能满足人的多重需要，更显著地降低了生育需求，进一步造成了低生育率结果甚至是超低生育率。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基于转型中国背景的实证研究

社会资本的丰富理论意涵能够弥补既有文献在讨论生育意愿时未能结合个体家庭特征和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的不足,为改善生育意愿提供了新视角。研究深入剖析了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的一般理论逻辑,并结合转型中国背景提出了社会资本的生育意愿影响效应在中国可能存在的具体机制。实证检验显示,一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均对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青年群体间存在异质性;另一方面,转型中国情境赋予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具体机制,可以通过心理缓释效应提升青年居民幸福感,通过规范转换效应改善青年居民的育儿态度,进而提升生育意愿。研究拓展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研究视野,有利于中国本土化生育理论的构建,为应对中国低生育问题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迁移经历、生活压力与我国女性生育意愿实现

在我国流动社会与低生育率的双重背景下,以往研究多关注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状况及其二者间的偏离,尚未将二者建立直接联系来分析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释放与实现。对此,本文基于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建构"生育意愿实现度"指标来考察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的影响。研究使用CLDS2016数据并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发现：首先,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形成显著的抑制作用,且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多,生育意愿越不容易得到实现;其次,迁入地生活压力的提高是迁移抑制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机制,生育的“经济空间”越小,生育意愿就越难以实现。本文认为,经济因素是迁移群体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关键要素之一,破除收入壁垒与降低育儿成本是释放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双重路径。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意愿生育性别偏好虽然只是人们的一种主观生育意愿,但会对生育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生育数量不受限制时,人们通过多育来满足性别偏好。当生育数量受到生育政策的约束和限制时,人们往往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满足性别偏好。生产力、文化、社会、经济、政策领域等方面因素是城乡居民意愿生育性别偏好差异的形成原因．应从文化、经济、社会、政策层面削弱城乡性别偏好差异。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

本文是课题组2006-2007年在江苏六县/市开展调查的初步分析报告。本调查从多个角度测量收集了有关生育意愿、生育观念、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的信息,初步探讨了生育的政策、意愿、计划、行为之间的关系。调查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和实际生育水平都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理想子女数、现有子女数、生育打算和政策允许的生育子女数之间存在差距。育龄妇女对子女作用和子女价值的认识已经变化,精神需求是生育的重要理由。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已不是首要因素,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才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     

农民生育偏好与行为:社会解构模型——对当今部分农民生育偏好及行为逆变的一个解释

传统理论认为,农民的生育偏好取决于传统的生育文化,经济效用、功能需求、生育文化、生育需求理论能够从不同的侧面解释农民"多生、早生、生男"的偏好及其行为,但是无法解释当今农民"适度生育、生男生女一样、打死也不多生"的偏好及其选择.社会解构模型则能够较好地解释当今农民的生育偏好和行为,经济解构、文化解构、需求解构从反方向侵蚀、消解农民的传统生育文化,从反方向影响、冲击农民的传统生育偏好和行为.     

婚姻教育匹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低生育问题已经成为不争事实,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强化其在婚姻匹配中的优势地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建立家庭内部生育决策模型,构建以收入赋权的婚姻教育匹配指数,探究婚姻教育匹配对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婚姻教育匹配指数增加,即妻子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于丈夫,会显著降低女性生育意愿、减少生育行为,并扩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程度。婚姻教育匹配对低收入、夫妻双方均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及农村家庭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并且女性在婚姻教育匹配中的优势增加会显著降低男孩偏好。进一步发现,婚姻教育匹配会通过改变女性生活满意度与性别角色转换度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围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树立新时代婚姻家庭观念等方面制定政策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     

祖辈的儿童照料能提升生育意愿吗？——基于23个城市家庭的质性研究

中国家庭是否响应生育政策的更迭变动以及从个体微观角度考察生育影响因素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面对“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能够提升生育意愿”的“常识性”结论,需要厘清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的内涵差异。基于23个城市家庭的质性研究发现,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目标家庭的生育决策,但不能真正提升生育意愿,相反是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更倾向于寻求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同时,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与生育意愿共同影响生育决策,即生育意愿非常强烈的个体,无论是否获得祖辈的照料支持,都保持了意愿与决策的一致性,但当生育意愿不强烈,即使有祖辈的照料支持,也可能最终作出不再生育的决策。     

二孩生育中的从众行为：可能性及其影响

基于两项调查数据,论文探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城市一孩育龄夫妇在二孩生育中发生从众行为的可能性及其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一孩育龄人群在二孩生育上受周围他人行为影响而发生从众行为的比例大约在10%左右。其中,想生二孩者发生从众行为改变原有意愿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而不想生二孩者发生从众行为改变原有意愿的可能性则非常小。研究结果提示,在从众心理影响下,城市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水平只可能比生育意愿调查所显示的比例更低。这一结果对于更准确地预判“全面二孩”政策实际效果有一定参考作用。     

家庭人均收入、女性教育水平与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7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人均收入、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对其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与二孩生育意愿呈现"U型"曲线变动关系,即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随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城乡样本回归后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具有不同程度的城乡差异。据此,研究提出树立正确的人口资源生育观;保障女性就业公平,降低女性二孩生育机会成本;完善社会支撑体系,帮助实现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等方面提高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对策建议。     

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现状与比较分析

本文依据两次调查所得到的资料,描述了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现状。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青年的生育意愿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没有显著的差异。处于不同城市、具有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状况的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也基本相同。从数量上看,三分之一左右的青年希望生育两个孩子,60%左右的青年希望生育一个孩子,5%左右的青年不打算生孩子,希望生育三个以上的不足1%。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现状与变迁趋势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参考作用。     

论社会生育成本及其补偿

生育成本包括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生育的社会成本的产生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 其一是人口已超过福利适度人口的规模;其二是存在着生育成本社会化的转移或传递机制。 当个人的生育行为产生了社会成本时,那么这部分成本就应该由行为者个人承担。因此, 在存在着个人生育成本社会化的社会中应该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建议在我国建立规范的 社会生育成本补偿税制度。     

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升高影响及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

出生性别比从正常到失衡与现行控制生育子女数量的生育政策是同步的,在时空、群体等方面具有一致性。生育政策强化了生育个体行为者的性别选择意愿,表现为出生性别比具有省区差异、城乡差异以及孩次差异。以生育政策率为1.5-2.0区间值作为拐点,出生性别比或者高于其正常值域、或者逐渐趋于其正常值域。     

生育二胎:“双独夫妇”的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全国五大城市已婚青年调查数据,以非双独夫妇作为参照,对"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描述与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超过60%的"双独夫妇"依旧只希望生育一个孩子,希望生育二胎的"双独夫妇"在30%-40%之间.同时,他们的生育意愿与非双独夫妇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别.除了不同城市有所不同外,"双独夫妇"的性别、出生年代、文化程度、有无孩子等因素均与其二胎生育意愿没有关系.研究结果对于未来生育率变动的预测,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新时代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现状及培育路径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大学生的生育价值观是国家未来人口走向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基于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了新时代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现状：在生育目标上，注重优生优育和性别平等，但整体生育意愿低；在生育手段上，倾向晚婚晚育，“孕”“生”“育”方式多样化；在生育评价上，呈现多元发展态势，但评价水平略显消极。生育成本飙升和生育效益降低、生育主流文化语境转换与非主流文化冲击、大学生主观的心理发展和客观的个体因素影响着生育价值观的形成。加强大学生生育价值观教育要强化思想引领、丰富内容形式、推进协同育人的保障机制，以促进新时代大学生树立科学的生育价值观。     

浅谈生育政策调整与性别比问题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社会各界和许多专家提出不少真知灼见。针对用“调整生育政策来解决性别比问题”的观点 ,作者提出了不同见解。从安徽省性别比现状分析入手 ,提出了“减少数量的生育观念超前 ,‘偏好男性’的生育观念转变滞后 ,是导致性别比偏高的主观因素”的主要观点。剖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对性别比的影响。提出了制定人口政策应坚持以人为本 ,加大物质奖励和政策推动的激励机制 ,着眼于营造崇尚女性的社会氛围 ,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最终实现政府愿望和群众意愿相统一、可持续发展需要和人类生育的自然需求相一致、人与社会及自然协调和谐的小康社会。     

农村青年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与生育意愿研究——兼论性别差异性

文章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及性别差异性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二孩生育意愿中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幸福感在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存在幸福感助推效应。特别地,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相对于农村女性青年来说,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男性青年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一性别差异程度,一是随着宏观生育政策的动态演化而逐渐缩小;二是在外出务工农村青年中广泛存在,但在务农与没有工作的农村青年中不存在;三是在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之间呈现由强到弱的趋势。研究结果揭示了在鼓励生育的宏观公共政策背景下,应重视微观层面的农村青年的个体阶层与幸福感需求。     

低生育背景下多孩家庭生育成本分担的紧迫性、问题及思路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新出生人口中的二孩比重有所提高,但是新出生人口数并没有达到预期,原因在于多孩选择产生的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等构成的生育成本正逐步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加上生育基础正在逐步削减,低生育会导致未来劳动力资源缺失和消费增长的乏力。我国当前面临着陷入“超低生育率”的风险。家庭生育成本社会分担是未来我国优化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的重要举措。生育成本分担面临的问题有生育政策两难选择、政策的公平性以及生育成本难以精准测算等。提出政府、家庭、企业和社会为主体的多元化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及思路,即在明确生育成本分担的相关责任主体基础上构建生育成本分担框架,初步设计生育成本分担内容。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

基于1980—2011年间开展的227项关于中国人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运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考察了生育意愿的纵向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80年以来中国人理想子女数呈减少趋势。2000年之后主要表现为"儿女双全"的二孩生育意愿,平均理想子女数基本稳定在1.6—1.8人之间。1980年代中国人生育水平高于生育意愿,随着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的提升,二者均呈下降趋势,但是生育水平下降快于生育意愿。1990年之后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即人们实际生育子女数少于理想子女数。这为认识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在中国的变化趋势提供了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