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质量对城镇居民失业率的影响

文章使用中国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在界定就业质量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就业质量对城镇居民失业率的影响。就业质量为区域经济社会制度所建构，可以从就业环境、劳动者报酬、社会保障、劳动关系4个维度综合衡量，能够极大影响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意愿与流动频率，进而影响区域宏观失业率。实证分析发现，提升就业质量能够有效减少区域摩擦性失业，还可以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扩大就业需求，从而有助于降低城镇居民失业率，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分位数回归显示，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中等分位点有较强的降低作用，在低、高分位点作用相对较弱，其作用强度随分位值上升呈倒U形特征。同时，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就业质量的失业率效应有显著调节作用，在互联网发展较迟缓的地区，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作用更强。文章认为，深化经济社会体制综合改革，提升劳动者就业质量，可以有效降低地区失业率，从而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全面发展。     

我国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问题的实证分析——基于2003—2008年全国统计数据面板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公共就业服务作为民生性公共服务,其均等化程度备受关注。本文以2003—2008年全国统计数据为面板。借助绝对值、标准差及变异系数等指标对我国公共就业服务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公共就业服务在财政投入和基本建设方面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城乡劳动者获得的公共就业服务严重不均：公共就业服务的总体效率和满意度不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进程及社会的和谐发展。急需得到解决。本文从完善公共财政投入与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创新公共就业服务供给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关联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待遇梯度对就业的影响

文章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中国31个省份2008²014年关联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及就业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分析,同时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实证分析关联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待遇梯度对劳动者就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关联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小的相邻地区存在竞争提高关联社会保障待遇标准的倾向;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提高导致部分低技能劳动者选择隐性就业,失业保险金对就业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于失业保险制度本身不完善造成的;扩大关联社会保障待遇水平间的梯度有利于促进就业。因此,建议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保障分别按当地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30%和10%来确定,失业保险金标准按失业者失业前工资收入的50%2014年关联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及就业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分析,同时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实证分析关联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待遇梯度对劳动者就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关联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小的相邻地区存在竞争提高关联社会保障待遇标准的倾向;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提高导致部分低技能劳动者选择隐性就业,失业保险金对就业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于失业保险制度本身不完善造成的;扩大关联社会保障待遇水平间的梯度有利于促进就业。因此,建议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保障分别按当地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30%和10%来确定,失业保险金标准按失业者失业前工资收入的50%⁷0%确定,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保险金控制在当地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21%左右。此外,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金与最低工资间的比值应大于或等于1∶2∶3,以确保关联社会保障待遇水平间的梯度合理。     

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的影响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影响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的理论分析,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推动产业升级,而且有利于提升就业水平。在产业内,数字经济能够提升高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同时减少低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劳动力由低技术部门向高技术部门转移;在产业间,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第三产业就业占比,降低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比,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数字经济显著提升高学历劳动力的就业占比,不利于低学历劳动力就业。当前产业升级与稳就业总体能够协同推进,但存在短期的失业问题,公共政策应注重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升劳动力的数字技能,保障低学历失业群体的基本权益。     

个人健康投资能促进就业吗?——基于CHNS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数据,运用不同模型分析个人健康投资对劳动者就业的作用。研究发现:综合性健康投资对劳动者的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单一性健康投资对一般性就业有较小的促进作用,但对选择性就业与延长性就业有较小的限制作用;劳动者的个人健康投资对就业的作用受其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等)的影响;公共健康投资水平影响劳动者个人健康投资对其一般性就业的作用。     

互联网、技能偏向与农村流动人口就业

在互联网普及和应用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互联网对于农村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需要受到高度重视.从技能偏向的视角,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基于理论假设,建立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基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角度,分析了互联网的发展对于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所导致的技能偏向,能够显著降低对流动人口就业时间的需求,不利于流动人口就业,但能够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基于研究结论,从提升流动人口信息素养、促进就业与社会融合的双赢以及提升流动人口劳动技能多元化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工业机器人应用、劳动保护与异质性技能劳动力就业

工业机器人应用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其可能带来的“机器替代劳动”问题也引发广泛讨论。在机器人应用带来生产率提升的同时,如何发挥劳动保护政策的缓冲作用,帮助技术变革脆弱群体实现技能提升和就业转移,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的持续平衡,便成为政策制定部门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基于2012—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并考察劳动保护在“机器换人”中的缓冲作用。估计结果证实：工业机器人应用导致就业技能结构呈现单极化特征,即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同时,挤出中等技能劳动力,但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和PSM-DID处理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呈现偏向高技能型的单极化趋势,西部地区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在增加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同时,挤压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对中等技能劳动力产生更为明显的替代效应,就业技能结构呈现偏向低技能型的单极化特征。劳动保护的调节效应分析进一步显示,随着工会力量的加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逐渐增强,而对中等技能劳动力的替代...     

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是我国“十四五”期间的两大重要目标，数字经济如何助力高质量就业实现？文章基于工资议价视角，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并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借助OLS和Ⅳ-2SLS等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提高了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就业收入水平和权益保障水平，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第二，机制检验发现，社会就业机会增加与信息搜寻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两个重要渠道；第三，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存在个体异质性，对农村户籍、高受教育水平以及使用移动上网的劳动者群体更显著，但不会对依靠亲属、朋友或熟人介绍寻找工作以及无法上网的劳动者就业质量产生显著影响。     

公共托幼服务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2014、2016年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基于幼儿园入学年龄限制的“准自然实验”，运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估计了公共托幼服务对女性的就业释放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托幼服务显著提升了女性就业概率，延长了每日工作时间，但未对女性的工作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孩子进入幼儿园后，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缩短，睡眠与锻炼时间延长，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劳动；同时，孩子进入幼儿园所增加的托幼费用，也对女性就业产生了刺激效应。文章的结论深化了对公共托幼社会效应的理解，为进一步完善双薪型家庭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     

平台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4～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和验证平台经济发展对多层面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平台经济发展对产业、行业和技能层面就业结构有显著影响。（2）平台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存在“U形”关系。拐点前,平台经济显著降低了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的比值、高技术行业就业占比及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比值;拐点后,显著提升了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的比值、高技能行业就业占比和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比值。（3）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存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存量在平台经济影响就业结构的机制中起中介作用。文章认为,应合理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配置,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建设多元化包容的人力资本关系,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最低工资的就业和工作时间效应——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以月工资低于拟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赫克曼模型、倾向值匹配、托宾模型与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系统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就业和工作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降低了劳动者的就业率,提高了劳动者的周工作时间;实际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越大的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后延长的工作时间越多,并由此形成同质劳动力替代;最低工资标准提升造成就业率下降而引起的工作时间减少效果相对较小;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总体上提高了劳动供给。     

我国就业增长缓慢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之谜

针对我国就业增长缓慢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同时存在的现实,本文从就业增长与工资、劳动收入上涨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因素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分析发现:在我国,工资上涨对就业增长的抑制作用有限,劳动收入占比是影响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就业增长与劳动收入占比只是单向影响关系。     

大学生就业决定因素分析——基于多层模型的方法

本文利用山东2007届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建立多层交叉随机效应模型,检验了个体、专业和学校等多层变量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初次就业概率在学校和专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且学校因素对就业的作用大于专业,但学校与专业对就业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就业能力以及与专业相关的实习经历对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大学生就业政策的重点是提高教育质量和突出专业特色,提升就业能力,完善就业导向的实习指导和服务。     

迁入地就业容量与就业风险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以广东省为例

文章运用2001～2008年广东省的面板数据,考察就业容量和就业风险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发现迁入地经济发展创造的就业容量足够大时,劳动者为追求就业机会选择迁移就业;而迁入地的就业风险又会减少地区的吸引力,对劳动力流入有负作用。要实现劳动力平衡流动和平稳就业,就必须平衡发展地区经济以扩大总体就业容量、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和统筹社会保障以减少就业风险,减轻失业成本。     

中国未来劳动力就业趋势研究

本文采用联合国PDPM中的“就业量 -增加值”函数法对中国未来 2 5年(2 0 0 0 - 2 0 2 5年 )中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的需求状况进行了预测 ,并与劳动力供给对比 ,发现中国的高失业状况至少要持续 2 0年时间。同时本文还深入分析了失业长期存在的原因     

互联网使用对个人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劳动者就业质量提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文章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个人就业质量，包括客观就业质量和主观就业满意度两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个人就业质量，但对客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大于主观就业满意度；分使用互联网的目的来看，发展目的的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效果最强，社交目的的使用效果次之，娱乐目的的使用对客观就业质量无显著影响，却对就业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男性和女性使用互联网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中低受教育程度者使用互联网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大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城镇劳动者使用互联网对其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大于农村劳动者。机制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增强了个人就业能力，也提升了就业的职业层次，进而提高了客观就业质量；但对主观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存在两面性，互联网使用既因改善客观就业质量而提升主观就业满意度，也会因社会比较范围扩大易导致低估自己的相对收入水平而对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对城镇女性就业的影响机理研究

由于育龄妇女同时承担人口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双重职责,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基于角色冲突理论和帕累托改进理论,运用最新调查数据交叉分析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生育过程对就业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生育已对四成以上城镇女性就业带来不利影响.比较生育过程对就业各层面的影响机理发现,城镇女性因怀孕而失去工作的比例最高,分娩对收入影响最大,育婴对就业影响最具替代效应.为减少生育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建议政府完善生育保障制度,通过财政兜底提升城镇女性就业稳定性与个人收入;发展公共托幼事业,减轻育婴对女性就业带来的冲突.     

工作还是依赖?——低保对象就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2013年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项目数据,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低保对象就业难的原因。研究发现,低保领取时间与低保附带福利对低保对象就业并不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就业服务政策的效果因地区就业水平及低保对象年龄的差异而有所改变。这意味着低保福利的长期供给并未导致低保对象就业积极性的下降,就业能力不足和市场就业机会缺乏是制约低保对象就业的根本原因。     

中国就业统计的一致性:事实和政策涵义

针对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关于就业统计的疑问,文章从就业增长、真实失业水平和劳动参与率变化等方面,系统考察统计数字的一致性问题。文章揭示了下岗与登记失业之间的消长关系、按照国际通行定义计算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以及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其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公共政策建议,即用树立就业优先原则统领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清除不利于劳动力市场发育从而不利于扩大就业的政策与规制;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实施积极的就业扶助政策,帮助特殊的一代人顺利实现转轨。     

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更为明显。在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将集聚理论纳入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研究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人口集聚通过个人收入、职业匹配与公共服务等集聚收益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通过工作压力、城市房价与交通拥堵等集聚成本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城市人口集聚仍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二，城市人口集聚对城市户籍劳动者、高教育水平劳动者与体制内劳动者的就业满意度提升更大；相比人口高度集聚城市，人口中度集聚城市的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三，基于集聚经济理论“空间发展钟形曲线”，都市圈空间不平等表现为经济一体化的集聚阶段或分散阶段。相比经济一体化分散阶段的都市圈，处于集聚阶段的都市圈，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