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变迁:新时期乡村伦理的一种解释与构建基础

乡村伦理的根基是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着乡村的社会关系。乡村伦理是乡村社会关系的反映,内含着乡村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只有在特定乡村社会关系中才能解释乡村伦理的内涵。乡村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永远不变的伦理,只要有社会变迁,伦理转型就会发生。乡村变迁不应该是乡村本质的消失,只要称其为乡村,乡村的基本要素就存在,只是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了种种变化。解释与建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伦理,一定要研究乡村在社会变迁中的"变"与"不变"本质特征。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区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后乡土”时代人际关系理性化与农民合作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市场化改革促使乡村进入到"转型社会"情态,乡村人际关系由此而"理性化",表现为人际交往的理性算计,以及基于算计基础上的"‘自主性选择’人际关系"。这种理性化是乡村社会进步的"外显",但这种理性化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农民合作的同时,又与乡村中传统因素和农民尚未进化的价值理念高度叠合,成为农民组织化或走向现代意义"真正合作"的障碍。为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推进乡村"软环境"建设,即农民现代公民精神培育工程,包括丰富农民的"社会文化网络"、开展公民教育、推动乡村信任结构转型等,促使农民人际关系再造,确立起自由稠密的人际关系而建构起一个普遍信任、互惠和合作的社会。     

从“宗族偏好”到“理性表达”——家族参与村庄政治的路径选择

家族参与乡村政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从传统社会的“宗族偏好”到现代社会的“理性表达”,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将长期与现代的乡村治理发生着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乡村的政治建设进程。     

现代化的伦理困境与公民伦理构建

大量的非道德现象使我国的现代化转型面临着严重的伦理困境.解决这一伦理困境必须实现传统伦理精神的变迁和伦理范式的转换,构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伦理秩序.公民伦理作为现代社会的精神蕴涵,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关系维持--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

传统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社会,社会信任主要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之上,是“熟人信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匿名性、异质性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流动逐渐增加,熟人关系网络与熟人信任的作用力和作用范围也表现出弱化的趋势。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制度信任,是维持新时期社会关系、确保由“熟人信任”走向“陌生人信任”的必由之路。     

近代绅商与经济伦理观念的变迁——以绅商社会流转观念的变迁为例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由静态乡村型社会逐步转为开放的动态城市社会的过渡时代,其在社会学上的重要特征是人口身份变动的突现性。其中,绅商对流以至于绅商合流的社会现象乃是近代人口变迁中较为显著的景观。一方面,理性化取向的近代经济伦理观念渐次取代传统的“政治—伦理”型观念,另方面,泛道德主义这一人文因素又极大地支配着近代转型社会中的绅商互渗这一社会现象;而绅与商作为两种异质的伦理主体,在经济伦理的转承调适中显然成为主导性的推动力。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的儒学困境

二十世纪是在前现代作为整体的儒家文化经历解体的历史,但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儒学的价值仍然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现有的研究模式都未能恰当地应用于二十世纪的儒学论争。二十世纪造成有关儒学的论争的最强有力的根据,始终围绕在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与伦理秩序和人生理想的问题。儒家伦理所以在近代社会转型后仍每处于焦点话题的必然性,植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及对克服此种分裂的要求     

公民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问题是深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公民道德建设一方面通过创造相应的伦理精神和伦理环境 ,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必要的伦理条件 ;另一方面也通过确立更高的道德标准 ,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市场道德建设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 ,但不能用“市场道德”来取代“公民道德”。     

传统伦理与市场理性的融合——“农二代”创业实践的中介作用

互联网时代,乡村社会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渗入以顺利转型,已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点.借鉴费埃德伯格的组织分析框架,以闽南地区“农二代”互联网创业为例,从观念、关系、规则三个层面考察传统伦理与经济理性的融合途径,通过对伦理与理性的概念辨析可知,新进的“农二代”创业实践可作为两者融合的中介点.创业实践的中介性,成为国家视野下市场体系和乡村共同体,家庭教化与组织运营之间的一种平衡机制.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

推进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并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实践中不断寻求创新与发展,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势在必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必须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进程中,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培育和确立新的现代伦理观念,建立健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使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     

代际伦理研究的开拓之作——读廖小平《伦理的代际之维》

代际关系作为一种实体性和自然性的社会关系毫无疑问是从人类产生之日起就已存在的,但代际关系中所蕴涵着的伦理关系并不是人们很早就意识到的,因为人类代际关系的延续在现代社会代际问题凸现之前是不成为问题的。随着社会的急遽变迁和转型,社会代际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代际问题,包括代际伦理问题已逐渐凸现起来。20世纪初以来,代际关系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青年学家以及家庭问题的学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代际关系中深深地蕴涵着价值观和伦理观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令人遗憾的是,伦理学对社会代际关系包括代际伦理…     

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现实问题,也是赓续创新的纵向历史进程。从纵向与横向的二维结合中,可以清晰地管窥中国乡村治理的演变轨迹及逻辑进路。传统乡土社会“礼主法辅”的无讼自治,近代以来演变为“崇法抑礼”。新法与旧礼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加剧了转型乡村“事实秩序”的生成。新时代的“三治结合”超越了长期以来礼法对立的思维局限,在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治理理念耦合创新的基础上,将乡村治理推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为新时代乡村善治提供了现代与传统交融、国家与社会共生的路径选择。     

近代儒学的地方性实践及其意义——以刘古愚的儒学改革思想为例

深居西北内陆的刘古愚,在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声名斐然,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他虽未直接接触过西方,却以中国传统的教化哲学和实学为路径,自觉发展出了一套儒学的现代转型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传统儒学在不同地域发展过程中,与特定空间与文化环境互动所形成的地方性实践。刘古愚的思想代表着关学等地方性儒学并非“内卷化”的“地域儒学”,而是因时制宜的儒学地方性形态,这对于理解儒学在近代社会是否能够“内在地”产生转型动力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马克思超越政治正义的政治哲学

对于启蒙运动之后的哲学而言, 在政治正义的限度内寻求对人和社会的终极解释, 已经成为替代宗教解释世界的现代方案。可是, 这一现代方案不仅取消了终极自由而且取消了对终极自由的渴望,从而自构了伦理困境。黑格尔洞察到现代性的伦理难题, 试图用一种“补偿性方案”克服之, 却又陷于对国家这一“伦理实体”的抽象肯定。马克思建立了在历史的实践中超越政治正义的政治哲学, 从而确立了一种颠覆现代性的“替代性方案”。正是这一政治哲学的确立, 为马克思“改变世界”的新哲学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立脚点, 为他走向实践哲学建立了基本通道。     

在矛盾中建构当代婚姻家庭伦理观

传统的中国社会曾经建立起了一整套支配婚姻家庭生活的伦理规范,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和邻睦等等。但是,当市场经济的大潮开始荡涤整个社会后,面对社会分层的重组、组织结构的瓦解、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的松动,传统的婚姻家庭伦理观念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等多重矛盾的作用下,当代中国的婚姻家庭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这一变革之产物和指导的婚姻家庭伦理观,也面临着在重重矛盾中重建的艰巨工作。一、 在婚姻自由和家庭稳定的矛盾冲突中确立自由平等的伦理观 从理论上看,婚姻自由和家庭稳定似…     

“另辟新境”的社会改造：新村运动与民国早期读书人的乡村想象

民初新式读书人与社会的疏离,使得不少人生出了“另辟新境”的想法,希望在新的社会空间中实现其“新生活”。这一思想本有隐逸传统的意味,又受到五四前后来自俄国、日本的新村思潮影响,将这种“另辟新境”的想法落实到了乡村。“耕读传家”的思想开始被赋予了泛劳动主义的意义,乡村也被视为一个远离都市,甚至现代社会组织的虚拟空间。然而,此时读书人的“新生活”自有一整套文化标准,不少人因此开始注意到乡村生活“黑暗”与“落后”的一面。乡村的文化内涵开始改变,乡村运动也逐渐走向了乡村改造。更有人反思了这种“跳出现实”的社会改造方式,呼吁更激进和全方位的政治解决,成为了稍后农民运动的起点。     

内敛·内圣与自主性——论传统"国家-社会"模式与草根民主的困境

传统的内敛型“国家——社会”体系从根本上制约社会自主性及相干性。内敛型国家结构要求与之相匹配的内化秩序作为“国家——社会”体系的内在支撑。“内化”导致了伦理型政治的产生,成为自主人格在中国乡村健康发育的内在障碍。     

媒介与乡村社会空间的互动及意义生产——云南兰坪大羊普米族村寨的个案考察

少数民族村寨传统的社会空间在现代传媒影响下发生着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变化,更是各种力量和新的社会关系的集中展现.将空间的叙事视角引入分析研究兰坪大羊普米族村寨的个案,可以发现传媒对该村寨个人、血缘、公共和仪式四类空间的介入和影响,凸显现代传媒成为一个传统村寨中空间建构和生产的重要力量和因素.     

中国法律伦理化传统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具有伦理法的特点,其主要表现为“十恶”、特权法以及男尊女卑。儒家的“礼”制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法的思想根源,儒家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五伦”规范社会等差关系,用“礼”作为维护社会等差关系的工具,形成中国传统法律意识。批判和改造传统法律意识,确立现代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是实现法治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