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及多维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多维视角出发,对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其动态演变进行分析,并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揭示多维环境规制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表现出东高西低的时空非平衡性及空间集聚特征;多维环境规制对乡村振兴具有正向反馈机制,通过环境规制→生态环境改善→生态宜居→乡村振兴的路径产生作用;异质性视角下,多维环境规制对乡村振兴的激励效应随分位点提高而增强。     

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推动乡村振兴是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文章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方面选取了相关指标,使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了长三角地区40个城市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并分析其阻碍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情况良好且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通过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横向对比发现,江苏省各城市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从各维度指标来看,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在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方面均取得了较好成效,但在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方面,不同城市的差距较大。同时,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得到,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占比、保险深度、人均村卫生室数量和城乡收入差距是阻碍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创新,也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文章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构建了由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0年的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全国和30个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进行了测度,并用Dagum基尼系数对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总体较低,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提升显著;乡村振兴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和省际差异;区域差异是乡村振兴差异的主要表现,但是东部地区省份内部差异也很明显;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4个方面的区域差异逐步缩小,但是产业兴旺没有明显的变化。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研究综述

文章梳理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对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的相关文献，从评价对象、评价指标、评价方法等方面进行总结和分析。虽然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时间不长，但在各层面已涌现出诸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宏观指标体系下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方面，目前还存在缺少跨区域的县域比较研究、对农民满意度的重视不足、评价指标的测量缺少连续有效数据支撑等问题。未来研究应当更加关注以下三个方面：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建立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评价体系，优化评价内容和评价指标；构建综合数据采集、共享和治理的数字化系统，夯实评价过程急需的数据基础；开发客观数据驱动的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模型，丰富现有的评价理论与方法。     

乡村振兴对国内大循环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乡村振兴水平分解为农村产业发展水平、农村生态环境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四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乡村振兴指数,并从国内大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出发,选取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国内大循环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2005—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方法实证检验了乡村振兴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振兴水平和国内大循环水平均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基本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布呈现一致性,北上广及江浙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和国内大循环水平均遥遥领先;乡村振兴水平对国内大循环畅通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在考虑了内生性等问题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加速城镇化和提高工业发展水平均有助于国内大循环畅通。     

自贡:集体经济怎样撬动乡村发展?

<正>集体经济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近年来,自贡村级集体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发展态势良好,但资源持续开发利用不足、三次产业融合深度不够、经济发展人才支撑不强的问题还制约着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振兴任重道远。强集体经济,这么干2016年以前,自贡多数村未建立集体经济组织,村均集体经济年收入仅1.27万元。     

农业产业集聚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文章基于我国1690个县(市、区)2013—2018年的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等方法分析了农业产业集聚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产业集聚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产业集聚推动了乡村振兴的发展，在控制内生性、空间效应及更换农业产业集聚度量指标后结论依然稳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和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是我国农业产业集聚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作用机制。因此，各地区应以资源禀赋优势为基础，引导形成农业产业高水平集聚，以此持续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乡村振兴是缩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分析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乡村振兴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分地区来看,在经济发达地区,乡村振兴对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乡村振兴主要通过技术创新、绿色普惠金融、公共服务正向影响共同富裕,其中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最强、绿色普惠金融次之、公共服务最弱。因此,应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筑牢共同富裕根基底盘;着力建设技术创新引领高地,贯通科技循环通路;强化绿色普惠金融服务,延伸金融覆盖范围。打造多元化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社会保障供给,力求充分发挥乡村振兴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对民生循环的影响

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研究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对民生循环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运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前的611个贫困县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对民生循环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产业发展水平、农村生态环境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农民生活发展水平提升了本地区民生循环质量，同时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对贫困县民生循环质量的直接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区域差异分解

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是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的起始工作。文章构建包含23个基础指标的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与均权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30个省份以及四大区域2008—2019年的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区域差异进行分解。结果显示：我国的乡村振兴水平的时序变化呈现增长趋势,各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大致呈现由东至西递减的趋势,中部省份水平及排名波动较大;从区域差异看,各省份乡村振兴水平区域差异处于收敛状态,但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及四大区域之间差异较大。     

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与总体要求，构建省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价三级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权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其空间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区域差异明显，呈现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内陆再向西部地区阶梯递减的空间格局，乡村振兴最优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弱势区和最弱区主要位于西部边疆省份；各省份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呈现不均衡特征；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全局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依赖性逐步加强，大多数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东部省份多位于高高（HH）集聚区，而西部地区多落在低低（LL）集聚区，空间关联格局相对稳定。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化及耦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改进的TOPSIS法、重心模型、重心耦合模型刻画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演变特征、重心迁移路径及耦合态势，结果发现：（1）研究期内我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各省份存在较大差距。（2）变异系数逐年减小，且乡村振兴的变异系数大于新型城镇化，各地区乡村和城镇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现象趋于缓和，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大于新型城镇化。（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重心均位于河南，分别呈现向西南方和西北方移动的趋势，东西方向的移动距离远大于南北方向，东西方向更容易产生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新型城镇化重心的移动幅度，但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方向更稳定。（4）两个重心空间耦合态势呈现波动式靠近，空间距离整体缩短，空间重叠性上升，但变动一致性指数在正负之间来回波动。     

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评价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并进一步分析影响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并且存在指标维度与空间维度上的双重异质性。首先,长江经济带生态宜居与产业兴旺得分相对较高,乡风文明与生活富裕得分紧随其后,而治理有效得分相对较低;其次,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东—中—西”梯度递减的分布格局,即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较低;最后,农业现代化水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农村教育水平与财政支农水平是影响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监测报告

<正>为科学监测和全面反映四川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各项重点工作的推进情况,四川省统计局联合相关单位组成课题组,依照全面性原则选取了54项重点监测指标形成有效衔接监测体系,进一步按照代表性原则选取了31项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分别建立有效衔接指数、脱贫巩固指数、乡村振兴指数测度四川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水平;从两不愁三保障、防范规模性返贫、稳定脱贫能力三个维度建立分指数监测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情况;从特色产业发展、宜居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三个维度建立分指数评价乡村振兴全面推进成效。并以2015-2020年有关数据为基础,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分析测度：以中部六省为例

文章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理，构建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以中部六省2011—2020年数据为样本，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了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与协调度。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且具有空间集聚与空间联动特征；当前，湖北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处于高水平的良性共振；山西和河南处于低水平的互相制约；安徽、江西和湖南已初步形成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湖南处于乡村振兴领先、数字普惠金融滞后阶段；安徽和江西则处于数字普惠金融领先、乡村振兴滞后阶段。     

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

我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中,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70年来涉农高校为“三农”事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并对广大涉农高校办学方向提出新要求。广大高等农林院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推进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发展,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拿出更多科技成果,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引入双向固定效应和SYS-GMM估计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并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本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本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乡村产业振兴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带来新引擎,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通过梳理数字经济影响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机制,构建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和乡村产业振兴指标体系,并利用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提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乡村产业振兴是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中介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表现得更为显著。     

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分布动态

文章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9—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和核密度估计法对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分布动态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八大综合经济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明显提升。总体差异、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均呈明显下降趋势。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地区间差异,其次是超变密度,最后是地区内差异。八大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向右移动,总体上以收敛为主。全国、东北、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大西南综合经济区极化现象不明显,其他综合经济区的极化现象逐渐凸显。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村公共产品减贫效应的结构性分析

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补齐农村民生短板是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重要着力点,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要求。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以"公共产品式"扶贫为突破口,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减贫效应的结构性特征,试图发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精准扶贫的契合点,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不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减少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基础设施对农村减贫效果最佳,其次为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分区域来看,不同类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减贫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的减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对东部地区农村减贫作用优于中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