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下托育服务可及性与生育释放效应

面对日趋严峻的生育形势，我国渐进式地放开了二孩、三孩生育数量限制并采取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在三孩政策的背景下，探究以托育服务为代表的生育支持政策如何影响生育意愿对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21年湖北省托育机构普查数据与第三期“湖北百县生育调查”数据，从托育机构的类型、招生规模、师资力量、经营投资等方面综合分析托育服务发展的现状；基于多维视角，通过托育服务的规模、密度、普惠和质量四个维度构造托育服务可及性指数，重点研究托育服务可及性对城乡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托育机构普查结果显示：湖北省现有托育机构2 167家，每百婴儿托位数为6.53个，每百平方公里托育机构数为4.59个，生均月收费占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8.08%，仅有18.3%的托育机构提供多样化的托育服务。回归结果显示：托育服务可及性的增强显著提升了城乡家庭的生育意愿；托育服务可及性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乡家庭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概率增加20.3%，有三孩生育意愿的概率增加7.1%。进一步研究发现托育服务普惠和空间可及性的增强可以显著提升城乡家庭的生育意愿，尤其是二孩生育意愿；托育机构数量的增加既能提升城乡...     

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

本文把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分为家庭照料和社会化托育服务,利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交互效应检验,考察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纠正内生性偏误后,与母亲作为主要照料人相比,其他家庭照料主体参与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父亲参与的照料能够使流动女性的就业概率提升约30%,而祖辈照料则使流动女性就业概率提升约58%。另外,选择社会化托育服务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的交互检验表明,母亲照料1-2岁和2-3岁随迁子女会使得其就业概率更低,分别是照料0-1岁随迁子女的9.4%和7.7%。     

儿童照料与二孩生育意愿 ——来自上海的证据

本文围绕一项针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调查,分别使用二分和有序Logit方法分析儿童照顾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育龄女性能够从家庭内和社会中获得更多孩子照料的时间支持时,她们有更高的二孩生育意愿,也会伴有更明确的二孩生育规划;双独家庭能够从父辈获得更多的经济、时间上的帮助,因此他们要比单独家庭和双非家庭更愿意再生一个孩子;居住于上海市城区的女性从某种程度上更易获得孩子的照料资源,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可供选择,因此她们的二孩生育意愿高于居住于郊区的女性。此外,本文通过是否采用了避孕措施对二孩生育的意愿程度做了进一步区分,结果发现当第一个孩子主要是由孩子父母承担照料工作的时候,女性存在二孩生育意愿的程度是最低的,祖辈照料对二孩生育意愿程度的积极影响也明显低于社会性照料,此现象在上海市户籍的女性中体现尤为明显。最后为纠正自选择偏差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PSM)进一步验证了与首孩性别相比,首孩的抚养成本与接受照料情况显然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更大。因此,本文认为加大公共托育服务的供给、为育龄女性提供高质量的0-3岁婴幼儿社会照料支持是提高二孩生育意愿的最有效政策。     

育儿家庭对普惠性托育服务模式的偏好与支付意愿

推动普惠性托育服务落地，破局入托难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然而作为在政府扶持下自负盈亏的经营性行为，如何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是地方政府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育儿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规模、支付意愿和模式期望等情况是社会力量是否参与托育服务的重要决策依据。为解构家庭托育服务需求的多元性，利用2020年“厦门市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数据估计了家庭对各类托育服务模式的选择率与支付意愿。采用选择实验法的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厦门市育儿家庭对于将子女送托的态度并不积极，现有服务模式与家庭期望差距较大，可接受当前商业托育服务和非正规小托班的家庭仅占3.42%,而愿意接受潜在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家庭比例则高达29.4%。在社区内、公办和提供早教是育儿家庭相对比较青睐的服务属性。而在各服务属性之间，社区化服务是育儿家庭最为看重的服务属性，其次是主办方性质。不接受小托班的主要是不信任个人主办，只要由正规机构开办，育儿家庭对分散化家庭托育点的接受度可达15.17%。家庭对于社区化普惠性服务的支付意愿明显高于各类商业性服务，商业性服务宣扬的豪华环境和早教课程体系并不是家庭所看重的要素，家庭对社区内基本照...     

儿童照料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分析北大核心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结构逐渐发生改变,潜在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加剧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东北地区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最好的地区,人口长期处于超低生育水平,在全国率先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困难和人口问题并行,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老龄化问题加剧。同时,国家两孩政策、三孩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显著提升东北三省人口的生育意愿,一个孩子依然是大多数家庭的实际子女数量。为探究东北三省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本文根据2017年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儿童照料形式以及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成本对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据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与实际费用的差值对比分析其对于城市和农村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二孩的决策并不是由女性主导,而是受到家庭的综合影响。相较于家庭照料,社会照料显著降低了受访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越低。另一方面,当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低于实际费用时,女性的生育意愿会被显著抑制。这是由于东北地区的家庭收入普遍较低,社会照料的费用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以上结论显示东北地区已经进入了成本约束型低生育发展阶段,建议加大东北地区农村和城市0-3岁婴幼儿早托机构以及普惠性幼儿园的投入和建设。     

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就业影响的异质性

基于1993—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本文采用IV-Probit和IV-Tobit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从多个维度探讨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的影响.总体而言,家庭老年照料会使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4.5％,每周劳动时间减少2.7小时.分区域看,家庭老年照料对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的影响大于城镇女性;从居住方式看,与父母(公婆)同住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较大,但对劳动时间的影响相对较小;从家庭结构看,当兄弟姐妹数量较多时,家庭老年照料不会对女性就业造成影响;就是否照顾儿童而言,与仅照顾老人的女性相比,同时照顾儿童和老人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双双下降.另外,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基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家庭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9年西安市五城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育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阻碍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最主要的现实约束。基于2019年西安市“养育成本及生育意愿状况专项调查”数据,采用方差分析和泊松回归方法,从新家庭经济学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已育一孩夫妇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35,0—3岁、4—6岁和7—12岁家庭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43、1.32和1.29;已育一孩夫妇的直接经济成本以教育成本和饮食成本为主,其中0—3岁家庭多为饮食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多为教育成本;间接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其中0—3岁家庭更多付出的是时间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集中在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打算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直接的教育成本、娱乐成本以及间接的机会成本、人力成本对打算生育子女数具有降低效应,机会成本、人力成本会降低0—3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教育成本、机会成本会减少4—6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7—12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更多受娱乐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制约。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化养育成本与生育...     

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加入内生性的考察

婚姻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国内已有研究只是将婚姻状态作为控制变量,缺乏对婚姻状态与劳动参与之间作用机理的深入分析,女性市场劳动参与和其婚姻状态之间的内生性也一直被忽视。本文从劳动参与决策出发,从市场工资与保留工资的决定因素入手,使用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婚姻的框架下分别探讨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世代特征和宏观经济特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已婚状态和未婚相比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城镇女性的负向影响大于对农村女性的负向影响。对于不同出生队列,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Wald检验发现对于城镇样本,婚姻状态和劳动参与之间确实存在内生关系,对于农村样本,婚姻状态对于劳动参与并不是一个内生变量,因此后文的内生性分析是基于城镇样本进行的。在通过人口性别比和婚姻登记条例的修订控制住内生性后,通过两步法的IV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已婚状态对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显著变大,这与现在很多城市女性因为接受教育和追求事业而晚婚密切相关。提高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需要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缓解女性面临的家庭和事业的冲突。     

中国学龄前儿童家庭照料安排与政策需求——基于多源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基于多源数据分析中国0~5岁学龄前儿童家庭照料安排状况及主要特征。不同来源的数据都反映出家庭的儿童照料赤字过大、母亲照料负担过重、母职与父职关系失衡、祖辈的替代照料比重高等特点。这些现实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女性的就业与发展、家庭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会影响到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实。导致这些问题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缺乏对儿童照料安排的制度支持,尤其是3岁以下正规照料供给的严重短缺。"工作—家庭"平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刚性的社会需求。从宏观上看,儿童照料是人口再生产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从家庭政策的视角,应该加强对儿童照料的支持,包括加大陪产假和育儿假的力度,大力发展针对3岁以下幼儿的正式照料服务,帮助和支持照料者对工作—家庭责任的兼顾。     

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2000年以来中国的婚姻支付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大幅上升,在终生预算约束条件下,婚姻支付上升会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选择产生直接影响。文章采用跨期分析方法构建老年劳动参与选择模型,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1)婚姻支付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及劳动参与时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城乡、性别、年龄及家庭固定资产水平异质性;(3)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平缓的“倒U型”关系,这可能与老年人的财富水平相关;(4)养老金水平、健康状况与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婚姻支付在普遍增加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基础上,还显著促进了“弱势”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包括:农村、女性、高龄、低财富水平及低健康水平的老年人。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防止婚姻支付过快上涨,完善老年劳动力市场,加强兜底性社会保障建设等促进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双向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论生育事件对女性和男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基于CHNS 1993-2015年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继人力资本理论、性别歧视理论之后,补偿性差异理论、母职惩罚与父职溢价理论和生育支持流派被运用于解释职业地位获得。本文利用1993-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八次追踪数据,运用多层逻辑模型和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生育事件对城乡非农母亲和非农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验证母职惩罚与父职溢价理论的作用力并同时验证其他四个理论的作用。1993-2015年20多年间城乡非农母亲和非农父亲的就业率和正规就业比例都有所下降,小时工资率有所提高,然而性别工资差距依然存在。实证检验表明生育事件对城乡非农母亲就业、正规就业和小时工资率都产生一定影响,孩子越多、家中有5周岁以下婴幼儿起负面影响,推迟初育年龄反而起正面影响。生育事件对于城乡非农父亲职业发展的影响较弱,孩子越多的父亲越可能非正规就业,推迟初育年龄有利于父亲采取正规就业。母职惩罚理论得到了验证,父职溢价理论并非完全适用,多育和较早生育对父亲职业地位也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同时,人力资本理论、性别歧视理论、补偿性差异理论、生育支持流派具有一定解释力。建议重视生殖健康宣传,倡导适龄生育;防止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推进男女平等;做好生育休假和幼托服务方案,采取对女性友好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     

家庭老年照料会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吗?——基于两阶段残差介入法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女性照料者的家庭照料负担日益加重.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9年数据,利用两阶段残差介入法探讨从事家庭老年照料活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老年照料与女性劳动参与决策之间存在内生性,忽略内生性会低估照料责任对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预测值替代法会高估照料父母公婆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程度;两阶段残差介入法是解决非线性模型内生性的有效且一致的估计方法,女性从事家庭老年照料活动使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12.46％;这种对就业决策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城镇女性、与父母公婆同住以及兄弟姐妹数量少的女性中表现的更为严重.文章的结论为我国制定支持家庭老年照料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孩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的影响--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二孩”给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孩子数量和孩子年龄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在公共托幼服务短缺情况下,生育二孩和有3岁以下孩子的城镇青年女性,家庭冲击工作的比例更高,性别差距更大,部分女性被迫中断工作。该发现对二孩政策的启示在于,增加公共托幼服务对于促进符合政策的城镇青年生育二孩、平衡工作家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育龄人群生育潜力影响因素的随机实验研究

文章利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搭载的联合分析随机实验数据，通过分析育龄人群对虚拟情境下他人生育潜力的评估探讨了生育规范的潜在差异和影响机制，并考察了其人群异质性。研究发现，个体对生育规范的认知具有可变性。经济资源对二孩与三孩生育潜力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育在当代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消费品属性。照料资源的可及性有助于提升生育潜力，其中有长辈提供照料支持对二孩和三孩生育潜力的刺激效应分别约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12.5万元和6.29万元；低价的市场化托育服务对二孩生育潜力的提升作用均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13.86万元，但对三孩生育潜力而言，低价公立托育服务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低价私立托育服务，二者分别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8.87万元和6.61万元。性别偏好在生育潜力评估中的影响已不再显著，反映了传统生育规范的弱化。此外，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生育意愿的育龄人群对经济资源、家庭照料与社会照料资源的偏好略有差异。文章认为，未来中国的生育行为可能因社会经济特征而呈现明显的分化，生育支持政策需要重点加强经济资源与社会照料资源的配套支持。     

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估计了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并通过采用工具变量法和赫克曼两步法(Heckman two-step)解决了回归分析中子女数量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工作时间和工资方程中存在的样本选择问题,第一次全面考察了中国城镇和农村已婚女性生育率对其劳动供给行为和工资水平的因果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并且显著降低在业女性的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对农村已婚女性是否参与非农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对参与了非农就业女性的工资也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显著降低了其工作时间投入。     

不同国家托育服务治理模式的效果评价——基于OECD家庭数据库的比较分析

在国家实行“三孩”政策的背景下,托育服务作为一项重要的配套政策,是对宏观生育政策的有力支撑,而当下对不同托育服务治理模式的效果评价的实证性研究较少。本文基于OECD家庭数据库数据,通过托育服务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不同比重把托育服务的治理模式划分为国家主导型、家庭支持型和自由放任型,通过工具变量模型实证考察不同的治理模式对各国入托率与生育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托育服务家庭支持型治理模式相比于国家主导型治理模式对一个国家入托率的提高影响更大且更为显著;托育服务国家主导型治理模式相比于家庭支持型治理模式对一个国家生育率的提高影响更大且更为显著;此外,在控制了托育服务治理模式后,“父母产假总天数”对于一国整体生育率的提升效果是明显且有效的。研究给我国的启示是：托育服务政策的改进有助于社会生育率的提高,但政府必须要实施更加主动的托育服务治理策略,即更加积极地介入托育服务领域,在财政投入与相关政策的倾斜上加大力度,把托育服务作为一项基本的公共服务,建立友好的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福利水平,这样才有助于提升国民的生育意愿。     

生育行为对中国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维护的影响——来自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的证据

当前极低生育率下如何提振人们的生育意愿具有重要意义，更好理解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所付出的“隐形代价”，可以为三孩生育政策下的生育支持措施完善提供研究支持。基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文章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生育行为对我国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维护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未生育女性，中国已育女性减少了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但在饮食健康方面有所改善。这一结果与女性生育后从生产劳动转向再生产劳动的过程密切相关。其中，生育后退出生产劳动降低了女性身体检查概率，但对促进体育锻炼和改善饮食健康有一定帮助；而生育后再生产劳动参与的增加则会抑制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行为，但促使女性采取更健康的饮食习惯。此外，与祖辈共同居住加剧了生育行为对女性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的负面影响，且消除了对健康饮食的改善作用。而女性参加办公室工作也会加剧生育行为对体育锻炼的负面影响，并削弱对健康饮食的促进作用。基于此，从拓展孕产健康服务边界，实施儿童照料和体育锻炼兼容性政策，完善家庭和社会侧生育支持政策，推动健康知识普及工作以及规划女性全面发展等方面提出维护和发展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的若干建议。     

家务劳动与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兼论性别角色的调节作用

家务劳动对工资的惩罚效应受家务劳动时间、种类以及能否在休息日完成的影响,但国内已有研究仅从整体上或家务劳动种类分析家务劳动时间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没有将家务劳动时间按工作日和休息日划分的研究。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工作日家务劳动和休息日家务劳动对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并加入工作日和休息日家务劳动时间与性别角色观念的交互项,探究性别角色观念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工作日家务劳动和休息日家务劳动均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受雇情况和周工作时长有负向影响,并且工作日家务劳动的负向影响更大。无论工作日家务劳动还是休息日家务劳动对已婚女性的小时工资率都没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工作日家务劳动和休日家务劳动对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性别角色观念会增强已婚女性工作日家务劳动的小时工资惩罚效应,休息日家务劳动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和受雇情况的负向影响会受性别角色观念的调节作用而加强。提高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和收入,改善我国就业和收入的不平等,需要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     

儿童照料、劳动参与和中国已婚男女身心健康——基于城镇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对比研究

本研究采用2008年国家统计局针对城镇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进行的调查数据，研究劳动参与、儿童照料双重责任对于城镇和移民已婚男女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承担工作和儿童照料双重责任过程中城镇已婚男女几乎不存在性别差异，只工作就会增加其精神压力，工作、并且家中有7—12岁儿童对女性精神压力的边际影响最大，而男性则是工作、并且家中有0-6岁儿童对其影响最大：外来务工人员在承担工作和儿童照料双重责任过程中仍存在引人注目的性别差异，妇女仍然是儿童照料责任的主承担者，参与市场劳动并未减少其家庭责任。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6省12市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家庭已婚已育一孩妇女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有24.4％的人计划生育二孩并且有明确的时间安排,有5.1％的人计划生育二孩但没有时间安排.生育偏好受个体家庭生活和成长环境的影响,跟公婆居住、有兄弟姐妹的女性更可能有二孩偏好,但这些因素并不对生育计划产生影响;现实两大限制因素——经济成本和照料压力影响生育二孩的计划,但并不对生育偏好产生影响;男孩偏好是一种现实促进因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更可能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计划;生育计划和生育偏好之间的偏离也主要受到现实因素(年龄、家庭收入、照料可获得性、性别偏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