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生恋世的生命悲歌——略论中国古代的自挽与临终诗

丧悼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民俗事象。本文主要论述中国古代的自挽与临终诗,其审美价值、人物性格命运刻画,为后世叙事文学拓宽了情感表现疆域。     

中国古代自挽自悼诗文及审美价值

两晋南北朝时期 ,“以悲为美”时代审美情趣和现实际遇 ,为特定文学主题的繁盛注入了生机。自悼与文人感悼英雄志士失意结合 ,成为后世持久绵延的文化心理定势。临终诗则带有被迫性质。 1 这类诗是古人自挽自悼的一种特殊形式 ,主要情感指向偏重于顾恋今生 ,表明一种镇定或超脱、不平和激愤的态度。 2 文学人物的伤感自悼 ,每多带有无法回避死亡的悲剧意味 ,同“乐极生悲”模式结合起来。 3 临终之咏和相关情状描绘 ,多作为突显薄命女子不甘于命运摆布 ,借此进行控诉和抗争。 4 临终留诗具有不甘就死的抗争意味 ;而临终不留什么 ,更表明弃绝一切的否定态度。 5 临终表露出对人生、爱侣的眷恋 ,表现了人物美德及其人性至情。自悼和临终诗文 ,将丧悼文化、悼祭主题同个体对于死亡的情感表现 ,加以结合融汇 ,极大地丰富了个体生命的人生悲剧意识及相关情感心态的呈露方式 ,为后世叙事文学拓宽了情感表现疆域     

中国古代丧悼哀毁习俗与悼祭文化

丧悼哀毁习俗将哭悼伤身毁颜与否,作为人格评判尺度,叙述模式还将丧悼主体充分儿童化.以往较多注意到儒家伦理纲常对丧亲者恪尽孝道的影响,这之中还有道家返朴归真思想,力求以古朴真淳的亲亲之情面对人生变故.叙述者在一种精心选择的框架中体现着自己的道德责任.该习俗成就了悼祭文学主题,而文学主题超文史性叙述模式经久活跃,对相关民俗心理、行为的嗣续也起到了不应忽视的作用.     

中国古代海外传说误读的文化成因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乃至史书、野史笔记 ,透露了中国古人把异国人看作鬼兽的传统认知模式 ,对于海外他族人们“非人类性”———“兽性”的着意强调。中国古代关于海外世界的叙事描述 ,小说、正史、野闻之间互动互渗 ,迎合“华夏中心主义”的优越感 ,强化了华夏民族自我封闭的文化模式 ,一定程度上延展、催化了明清小说叙事中的神秘崇拜     

中国古代掘宝母题动植物功能的跨文化探源

中国古代金银变化母题,关于寻宝中动植物功能、神物作为寻宝器具的信奉,是一个外来的神秘信奉。庞杂的古代金银变化母题,离不开这一外来思路的最初启发。关于“银伥”看守金银的信奉,也当是上述掘宝民俗同一故事的别种说法,及其逆向思维和补充。藏宝掘藏故事中的蛇、鼠意象,其文本渊源,在巴利文本生故事与中古汉译佛经中普遍流传的“感恩动物忘恩人”母题中,也可以找到其蛛丝马迹。     

道教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的天书

天书 ,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一个惯常意象母题 ,含有多重文化因子 ,又在频繁出现时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内蕴和较强的结构功能 ,值得予以探讨。     

中国古代冥游母题几种类型及演变过程——兼谈冥间世界对于阳世官场腐败的揭露

受汉译佛经影响,中国古代冥游故事的几种惯常母题模式都表现了冥间世界的黑暗腐败,是阳世现实官场的折光。     

中国古代血亲复仇案件司法裁决影响因素及其当代镜鉴

为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几乎各个朝代都通过立法明令禁止血亲复仇,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并非影响这类案件裁决的唯一因素,通常还受到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个人因素等影响。在处理当代血亲复仇类案件时我们应以史为鉴：国家层面应完善立法、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深化公民的法治信仰;社会层面应努力营造客观、理性的舆论氛围;审判人员自身也应加强理性思维的培养,由此促进血亲复仇案件的公正裁决并减少血亲复仇案件发生。     

蛇鼠、藏宝、掘宝秘诀与佛经故事——中国古代掘宝母题动植物功能的跨文化探源

中国古代金银变化母题,关于寻宝中动植物功能、神物作为寻宝器具的信奉,是一个外来的神秘信奉.庞杂的古代金银变化母题,离不开这一外来思路的最初启发.关于"银伥"看守金银的信奉,也当是上述掘宝民俗同一故事的别种说法,其逆向思维和补充.藏宝掘藏故事中的蛇、鼠意象,其文本渊源,在巴利文本生故事与中古汉译佛经中普遍流传的"感恩动物忘恩人"母题中,也可以找到其蛛丝马迹     

略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复仇主题——兼谈古代文化中的复仇意识

中国古代复仇文学大致可分为血亲、侠义、鬼灵与民族复仇,而春秋战国际始生的侠义复仇自原始血族复仇发展而来,其间早有鬼魂复仇为中介。汉魏六朝重礼轻法、讲究私恩以及原始复仇情结的深在作用、主体内心的补偿平衡机制等,刺激了复仇主题的绵延发展。歌咏复仇成为古代诗人不满于现处境现文化的娱情畅意方式;描述复仇时人们的认同与期待,充分得力于内在的复仇意识及原型裹挟的相关意绪。复仇主题与复仇意识强固了古人的伦理使命意识及正义感,成为一种审美心态。     

《聊斋志异》灾荒瘟疫描写的印度渊源及文化意义

《聊斋志异》对危害人类的灾荒与瘟疫,显示了异乎寻常的关心。蒲松龄写二牛相斗,为水灾象征和预兆,是李冰故事的一个变型或日简化,受印度牛崇拜影响。牛瘟描写,显示了蒲松龄博济众生的同情心。疫鬼认识,还与古代中医学的诊断术有关。疫鬼貌丑,体现了人的恐惧和厌恶。佛经描写瘟疫由外而来的思想,对于中国瘟疫天降、瘟神传播的思路是有启发的。印度早灾来自人世冤狱的信奉,对中国故事的伦理性质,以及人间善恶影响灾害、瘟疫使者的思路．也有促进。瘟疫及疗救方法,也启《聊斋志异》之先。     

娱神与娱人的融合——从楚国“虎座立鸟架鼓”窥探先秦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

虎座立鸟架鼓是楚国工匠依据当时的工艺技巧、审美意识而创作的一种击打乐器,是礼乐制度从规范化到世俗化演化过程中的产物。以虎座立鸟架鼓为观照对象,可窥探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规范化、多元化、世俗化的演变历程。虎座立鸟架鼓从庄重到新奇的器型演变,从“夏黑殷白”到“尚朱尚赤”的色彩演变,从“娱神”到“娱人”的功能演变,证明了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东周时期音乐文化由“朝”向“野”、由“神”向“人”演变的进程,促进了不同阶层乐享方式的交融,也促进了乐器类型的多元发展与创新。     

夏夷文野之分与华夏中心意识

华夏中心意识使夏夷文野之分成为夏夷之辨的主流观念。夏夷文野之分又因民族矛盾和中外文化冲突而出现两种极端保守的表述形式———夏夷人禽之别和以地之中外划分夏夷的主张。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而言 ,夏夷文野之分与华夏中心意识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负面影响日益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