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理论学"及其他

目前,国内文学理论界缺少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董学文教授的《文学理论学导论》就是一项难能可贵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围绕着对于《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的基本评价,笔者提出了"一学三支论"的新观点.所谓"一学三支",就是任何一个学科都至少有三个分支学科,即学科理论、学科批评和学科史."文学理论学"应包括"文学理论的理论"、"文学理论的批评"和"文学理论史".还认为,"文学"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错误观念,应废弃"文学"称呼,将"文艺"作为"语言艺术";应废弃"文学学",保留"文艺学"."文艺学"不等于"文艺理论",它的内涵要大得多,包括"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史".应保持"文艺学"的独立性,严守"文艺学"的边界,防止"文化研究"的收编.     

重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从孙中山到国民党政权,民族主义始终具有政治性.国民党政府从政治的立场提倡民族主义,而"左翼"则从政治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国民党政府通过把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来确定其政权的合法性,而"左翼"则通过批评民族主义来"解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而招致广泛的批评,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被国民党作为统治工具有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民族主义,我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之所以否定民族主义,一是因为它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二是民族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事实上,30年代,左翼文学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左翼"文学不提"民族文学"而只是强调"民族形式",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很深的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中国现代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它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存在着政治问题而对民族文学理论本身也予以否定.单从文学理论上来说,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     

“散文”术语古今之“辨”

当代中国的"散文"术语"所指"是支离与分散的,不同研究者的视阈中其内涵是不同的。中国古代所谓"散文",只是"骈散之散"的语体概念,隶属于"大文章"范畴;而文学性的文体"散文"概念,则是"五四"之后,伴随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而被引入中国的;接受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学者,在对中国古代书面语言进行梳理时,并未还原到古代书面语言的历史场域,而是对西方文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挪用"与"横移",造成"大散文"全面覆盖"大文章"的格局。古今"散文"术语"所指"亟待厘清。     

"文化诗学"的两个轮子--论童庆炳的"文化诗学"构想

童庆炳"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形成于世纪之交社会转型、文论转向的现实语境之中,其基本内涵是要使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既具有"现实性品格"又具有"审美性品格",从而对纯粹的"内部研究"和彻底的"外部研究"进行一种超越.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和对当下文学/文化现实的发言,"文化诗学"的理论主张已经明晰,操作方案已经基本成形,实践效果也已经得到学界的赞誉.     

"文学理论的职责是指导未来文学"--从罗根泽的文学批评史观谈起

本文首先论述"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区别,前者是用已有的观念、理论原则对作品进行"裁判",后者则是以根本的观念为出发点,结合已有的创作、批评经验,进行创造性发挥,推出新的文学观念,建构新的理论范畴,以"指导未来的文学".其次,论述"古为今用"是一个政治性口号,没有深入到学理层面,"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需在古今学理贯通的基础上,从"形而上"的层面进行"转换性的创造",二者有质的不同,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古代文论参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必要性.第三,当代文论对古代文论的接受,重点不在于接受那些既成的"术语",而是将含蕴其中的审美精神与审美理想予以传承和张扬,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理论.古今、中西学理贯通的中国文艺学,在21世纪文论家们持之以恒的努力下,势必"代日益精".     

秦汉之际国家意识形态通论--关于"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的比较研究

从"以吏为师"到"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是秦汉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三次更迭的历史过程.李斯提出"以吏为师",乃是拘于一种历史的惯性,固守法家传统,却违背了历史潮流;汉初新道家,由于思想立场和方法上的局限,未能充分认识和吸收儒家思想,从而限制了"黄老无为"在政治和文化上发挥更大的实际效能;董仲舒提出"独尊懦术",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把儒学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致使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都蒙受巨大的历史流弊.历史告诉人们,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复杂的关系.必须始终注重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蝉意"初探

从最初红山文化的玉蝉至殷商时期青铜蝉纹,再至汉代工艺精致的"汉八刀玉蝉",以及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显示了古人对蝉普遍的关注.本文将结合出土文物及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的蝉文化进行历史性解读,以期能初步探讨蝉意象的内蕴.     

对古代文论现代化几个问题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论的个体性、体验性、模糊性的诗性话语方式使其难以获得理论的传承性,从比较文论的视野看,古代文论不适合现代的知识生产方式和学科建制.在建设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时候,东西文学理论都是思想资源,但中国文学理论最终建立在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融通上.     

论"永明体"诗学观念对文学理论的影响

"永明体"的诗学观念对当时及身后文学理论的影响广泛而深入。择其要者,从当时钟嵘对它的批判、刘勰对它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它对唐诗的影响三个方面,论述了"永明体"在中国古典诗歌从古体向唐人成熟近体律诗过渡过程中,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影响,以突出"永明体"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视阈内的"闲"范畴

"闲"是中国古代文化美学视角下的一个重要范畴,其于文艺理论中的运用也非常丰富.从先秦"闲"作为最高人生境界之哲学奠定,到魏晋南北朝作为艺术审美意识之确立,再到唐宋作为艺术审美风格之崇尚,最后到明清作为艺术体式技法之提倡,其发展文脉确证"闲"范畴于中国古代的重要美学价值.     

近年“中国文论”研究的两个思虑方向与文论教学

近年以来,国内文论界围绕"中国文论"的学科发展现状及走向等问题多有研讨.反观其议题所指,有两个问题堪称近年国内中国文论界最主要的思虑方向:第一,有关中国文论研究的价值追问;第二,有关中国文论研究思想资源的反思.当下的"中国文论"教学,应对这两个思虑方向予以充分注意.     

文学“内、外”理论及其重释

文学"内、外"理论是指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和美国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缔造的关于文学的"内部规律/外部规律"、"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理论.以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审视文学的存在整体,以现象学的方法建构文学的存在方式,在此基础上阐释文学"内、外"理论,更具科学性、合理性.     

“言语行为”的后现代状况

在其创立者奥斯汀和塞尔那里,"言语行为理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其任务是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注"日常语言"的使用情况,研究言语行为的分类和句子意义与语境的关系。塞尔利用言语行为理论开创了对"虚构"的哲学研究方式;经过与解构主义的论争,言语行为理论被改造为一种多元主义的阐释方法;而后现代思想家们则通过挪用言语行为理论的某些观点和概念,找到了突破语言结构、对社会文化生活中种种权力话语机制展开批判的手段。言语行为理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发展史正是其创始人最初的意图被渐渐遗忘的历史。     

论意状

艺术原理中关于客体的论述,类似于一个哲学命题。艺术是靠意想来完成的,使原有之物发生质的变化。在意化状态下的客体就是意状。没有经过意化的自然物为自在实物,经过人工的为人造物,而经过意化的为艺术意状。语言、图画是进入意状的途径。所有文学艺术作品呈现给我们的都是意状。     

《文心雕龙》为当代文艺学提供了什么

作为中国古代最为引人注目的文论"元典",《文心雕龙》自然受到当代文艺学的广泛关注,但这种关注又主要限于观点的征引和阐发,而很少对《文心雕龙》作一种文艺学范式的完整把握,这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艺学的现状。从总体上来说,《文心雕龙》至少形成独具特色的六大文艺观念:一是以心学和美学为基本内容的文学观念,二是以体裁分类和规范为基本内容的文体观念,三是从具体作品考察出发的作品观念,四是从创作实践出发的写作观念,五是着眼历史发展的文学史观念,六是着眼人文背景的文化观念。因此,《文心雕龙》不仅仅是为当代文艺学提供资料,而且还从文艺学的整体观念架构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于中国文学实践的文艺学范式,从而可为当代文艺学提供整体借鉴。     

现代学科分类中的“文学人类学”

从现代学科分类情况来看,"文学人类学"主要被放置在人类学、比较文学、文艺学三个学科里,成为三个学科的亚分支,这反映了"文学人类学"目前的现实状况及地位。本文无意争辩学科从属的问题,而是从知识话语学角度探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对"文学人类学"可能造成的遮蔽性。     

危机：文艺理论的永恒之侣——“危机”话题讨论之后的思考

从整体上看，任何民族的文艺理论，都永远会伴随着危机。经过努力，有可能消减危机，但不可能结束危机。原因是：从文艺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中看，文艺理论永远是滞后的；从特点上看，任何文艺理论都是在某种领域和某种角度对文学的思考，其结果是“顾此失彼；从发展过程看，文艺理论没有永恒的形态、原理、观念、术语；从文艺理论的自性上看，其所蕴含的主观成分，使曲解客观的艺术事实现象根本无法避免；从文艺理论的构成看，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从来就没有平衡过。     

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转型”问题

新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的"转型"进程,大体经历了"复苏"、"探索"、"建构"三个阶段。其整体特征是,在多元的背景下多样化地走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之途。总结和描述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转型",不能离开这条根本主线。有些"转型"的论述过分现象化,与实际的转型情况不相符,其根本原因是如何看待文学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问题。如果以所谓的"现代性"为指导,那就会引领文学理论的反思和发展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文学时尚化批判"的异议

如何实事求是地评判、估价近年来我国学创作中出现的时尚化现象，的确是需要讨论清楚的一个重大问题。所谓“化”，就是渐成风气的意思。时尚化既然已经成为“现象”、“趋向”，所涉及的就不是个别作家、个别作品，而是一批作家、一批作品。此外，这个问题所以重大，是因为在“如何评判”后面还紧艰着一个今后”如何对待”的同题，也就是说，这场“学时尚化批判”不仅包含了形式、内容、话语、体裁、题材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关系到新世纪中国学的创作走向、发展格局以及我们的对策，关系到繁荣学事业的战略思考与选择。学界必须给出一个科学、正确的结论，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窄化作家的创作空间。     

论“文”“质”概念的形成及演进

＂文＂与＂质＂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对独特的基础的审美范畴。＂文＂与＂质＂的最初形态是各自独立的,＂文＂、＂质＂对举始于孔子。我们只有深入地了解＂文＂与＂质＂概念的形成过程,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它们各自的多重含义,才能客观地认识它们在对举时的双重意义,同时也可避免对于文质概念理解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