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起个体生命与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与延安文学历史联系的一种诠释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是当代文坛的重要话语现象之一。将爱情叙事在功能上与革命叙事、国家叙事、历史叙事实现重叠,促进整体叙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的主导价值取向。“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起点,其爱情叙事的历史性诉求及建构,离不开延安文学深远的历史传统。     

失衡的转向──“破”与“立”与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

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围绕着“破”与“立”做了许多重要改革。这主要表现在：破“文学即人学”的文学观,立“两结合”创作方法;破个体创作主体论,立集体创作主体论;破“批判现实主义”,立“革命的浪漫主义”。以《人民文学》叙事策略的这种转向为标志,50年代末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开始向“工具论”和“武器论”转型。     

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

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时间的意义--"十七年"文学现代性价值的时间维度

“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在时间方面的规定性按照以下过程展开:将线性时间意识引入叙事;由此,这一时间意识内含的进步信念得以确立,并在叙事中表现为强烈的时间焦虑;进而,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超越时间的目的。“十七年”文学的上述意识逻辑使之深刻参与了单向度革命社会的建构过程。     

《朝霞》:文革后期文学主流及其叙事策略——《朝霞》月刊研究之一

1974年1月在上海创刊的文学月刊《朝霞》,产生于“文革”后期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它的创刊和运作直接而且集中地显示了文革后期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目标的主流文学叙事及其意识形态。通过样板媒体《朝霞》不仅可以透视文革后期主流文学的叙事策略,而且也有助于把握文革时期极左文艺思潮的来龙去脉。     

劳动、性别、身体与文化政治——论“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及其情感与形式

“劳动”叙述是“十七年”文学尤其是“农村题材”叙事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种话语类型。作为一种话语和价值现象,“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隐含着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逻辑、文化政治以及道德和审美的观念。     

十七年文学民间叙事的现代性

十七年文学中的民间叙事具有现代化倾向,文学创作从故事到叙事表明,现代民间话语权利在生成;十七年文学的叙事主体主要是民间叙事;民间叙事的表现形态是革命传奇叙事和农村叙事.     

史的厚重与思的深邃——读罗维《百年文学：匪类叙事研究》

近年来,我们在《中国文学研究》、《湖南大学学报》、《求索》等刊物,不断读到罗维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匪类叙事的研究论文。2009年5月,以“百年文学之‘匪’色想象”为题,罗维获湖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3月,以所撰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经过较大修改,她又推出新著《百年文学：匪类叙事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细读该著,我们认为,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选题重要,角度新颖。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认为,“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中国著名学者陈平原强调．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无法绕开“大侠精神”。     

试论《南史》与《北史》的史传文学成就

《南史》、《北史》不仅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还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其文学性虽已不能与“四史”相比．但将其部分篇章立于“史传文学”之列,亦当之无愧。《南·北史》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简捷扼要的叙事风格;直书其事的叙事态度;怪异奇雅的小说色彩。     

“十七年”短篇小说的《圣经》叙事模式解读

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十七年文学"不是单纯的文学,而史无前例地承载着太多的重负。作为缔造共和国"神话"重要文本的"十七年文学",我们能够很轻易地找到这种神话叙事与别的神话叙事,比如《圣经》故事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又能反过来证明共和国叙事的神话本质。"十七年"短篇小说这一最迅捷、灵活地反映时代风貌的文学样式,与《圣经》,特别是《新约》故事在叙述模式上有很大的相似性。     

论先秦时代的讲史、故事和小说

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先秦时的纯文学作品只有《诗经》和《楚辞》。其实,叙事文学的创作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瞽史们根据史书记载的历史梗概,吸收一些民间传说,经过自己的艺术想象而完成的《左氏春秋》和《国语》中的《晋语》、《吴语》、《越语》等,具有动人的情节,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它们就是散文形式的史诗。《仪礼》所谓“辞多则史”,孔子所谓“文胜质则史”,便道出了瞽史在讲述中发挥艺术想象、进行文学加工的事实。《穆天子传》及附在其后的述盛姬之死一段文字,还有同时出土的《琐语》,皆小说之开端。《逸周书》和《庄子》中,也编入一些先秦时流传下来的小说。而《晏子春秋》实为有关晏婴的一部专人故事集。把这些都笼统地归入“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是欠妥的。     

历史时间的内涵及其价值

历史时间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旨在分析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的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意识的变化。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理论首先将时间问题引到历史研究中。莱因哈特·科塞勒克借助“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两个概念,考察了过去与现在的分离,以及过去与未来的关系。弗朗索瓦·阿尔托格发展了科塞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用历史性体制的演变去展示时间经验的变化,剖析了当下主义的特点与弊端。当前,人们既要超越当下主义,也要避免重新回到过去。人们应做的是,重建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意识,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之间达成平衡。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党和国家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从区域划分、历史渊源、学科分类、外交内容等角度而言,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范畴与内在要求。“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支持、语言保障、各领域的刺激与推动,无疑会为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开创新的契机。同时,任何伟大举措的实施都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支持与思想文化的保障,非洲文学研究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学术支撑与文化保障。     

儿童文学的“反理论”价值——以探讨成人文论概念在儿童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为中心

不少西方文论中使用广泛的概念,在解释儿童文学时都显得捉襟见肘。如将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接受美学、女性批评等理论中有代表性的概念置于儿童文学的视野下考察,便可明晰此点。故而,全面认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填补儿童文学身后的理论盲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反理论”的儿童文论不仅将促进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还可能为当代文论提供全新的对照点和参照系,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拓宽文学理论的视野。     

《公莫巾舞歌行》新解

《公莫巾舞歌行》是自《宋书·乐志》载录以来长期没人能圆满解读的一篇奇文,几成“千古疑案”。从 新的角度考索发现,《公莫巾舞歌行》实际上是既跳《公莫舞》,又演唱乐府诗《公莫歌行》,同时还包括“歌行”原文的 演出流程记录。原诗确实是感情真挚、音韵和谐的“乐府”佳作。这篇“奇文”可称为“杂录体”。     

林纾译笔的语言策略

林纾译笔即林纾的翻译文笔,是林译小说译介方式与文学表达的文本显现。为达到译文与原文的信息对等,林纾在借鉴"言文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有意在文言译文内添加大量的白话俗语。这种"文白相融"的语言策略不仅打破了古文笔法的诸多禁锢,同时也呈现出书面话语的近代变革之势;译介层面的双语转化夹杂着欧式语言的渗入,林纾译笔对于欧化词法和欧化句法的吸收,改变了文言原有的书写特性与语句框架,进而表现为"新"与"旧"的叙述叠合;新旧交融下的译介活动又催生了"注"与"评"等译笔补充形式。这类注评以副文本为表现,从而成为林纾针砭时弊、宣扬爱国保种之情的文本场域。林纾译笔既吸收古文之典雅,又融合今文之新奇,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促进传统小说文笔的现代嬗变。     

敦煌变文“一”字的通假与变调的序列

敦煌变文中有一种特殊通假,即用“以”、“亦”、“意”等字替代“一”字,这种异乎寻常的通假,表明了一种特殊的语音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与语法功能有着一定的联系。通过与《中原音韵》声调和现代汉语北京话变调的比较,我们可以解决“一”字变调的来源问题,同时在变调的序列里为这种通假找到一个位置。现代汉语中“一”字的变调不同于敦煌变文中所表现的变调,但其间的传承关系还可以考见。     

“无厘头”的影片观看及审美效果的形成

对于“无厘头”影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很多,但却少有涉及穿插“无厘头”桥段如何对影片造成影响以及如何形成最终审美效果等观影过程的探讨。自电影符号学之后开始出现影片细读和精神分析取向,而德勒兹哲学则试图对传统的精神分析模式进行改造,将电影的观看视为强度流的物质实践活动。基于此,“无厘头”电影的观看可以看作镜头流与观看的观众身体流的汇合。把镜头流视为叙述文本,通过内在于文本的叙述逻辑（符号意指链的断裂／重组）之间张力的解读,在大量的镜头分析中总结出影片穿插“无厘头”桥段、形成审美效果的规律,并在三阶段的区分中分析张力强度与剧情认同程度关系所造成的影片整体审美效果变动。     

“转”而未“变”——关于鲁迅“向左转”的深层分析

关于鲁迅“向左转”问题,传统的鲁迅解释框架,无论是左翼论,还是启蒙论,皆遮蔽了诸多认知视野,同时也把鲁迅的一次历史选择,当作终极选择。实际上我们应当排除左翼论和启蒙观的二元对立,采取让鲁迅和“左翼”相互注释的方法,重新回到瞿秋白、王任叔、舒芜等提出的既有命题,认为“转变”和“不变”,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性思想,不变的是一种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鲁迅在触摸到欧洲精神的根底时,便开始把等级社会孕育的非“人”状态当作“罪”来感受。“罪”和“责”,使他在个人存在与民族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中介。但鲁迅把“人”的观念推向极致时,却成功地规避了绝对主义逻辑陷阱。“自由”和“平等”的断裂是通过“罪”的意识和“赎罪”行为连接在一起的。而“罪”感和责任意识,又使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非政治”的政治性。鲁迅正是带着这种主体性结构和“非政治”的政治性走入“新的阵营里”的。这不足以改变原有的历史形态,但却“改变”着一种文化的内在品质。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管理制度:回顾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战争年代的艰苦斗争和在革命根据地的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确立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探索制定了多项干部管理制度,确立了"统分结合"的干部管理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探索实行公务员制度,持续推进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干部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继续完善干部管理制度体系,优化党对干部管理工作的领导体制,干部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正确的指导原则和干部路线,不断完善干部管理体制和制度体系,持续改进干部管理机制和工作方法,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干部管理制度日益完善、优势将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