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资治通鉴》对变法革新的史事述评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著名编年体通史,历来得到人们的推崇。对这一历史名著的研究,代不乏人,不断深入。在《通鉴》的考证、注释以及编修的分工、社会作用、历史地位、正统观、记叙战争、记叙农民起义等方面的研究上有着丰硕的成果。但是,《通鉴》还有很多领域值得研究。本文试图通过《通鉴》对变法革新的记载,来分析司马光对历史上变法革新的态度,或有益于司马光其人的全面评价。     

略谈《春秋》与《资治通鉴》的相承关系

《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作为贯通古今的编年体史书,是中国史学界的一大创作。虽然司马光作《通鉴》在体例上多从荀悦《汉纪》,但编年体最早创自《春秋》,因此,笔者认为,《通鉴》和《春秋》存在一定的相承关系。     

《通鉴》影射变法问题辨榷

自胡三省注《通鉴》之后,数百年来史学界即有一种传统看法,认为司马光在《通鉴》附论中借古讽今,影射攻击王安石变法,本文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通过考察司马光著《通鉴》有关卷帙和王安石任官行事之时间,兼及司马光本人前后思想的连续性和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作者对胡三省所列举并为后世学者公认的“影射”诸例予以甄别辨析,区分出三类情况:一是不实之辞;二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三是确有影射。     

《通鉴》周秦汉纪史源问题

《通鉴》取材丰富 ,主要是对以往的历史文献进行鉴别取舍。将《通鉴》与先前有关文献进行比勘分析 ,对于研究《通鉴》的体例、史源、文献特点以及探索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文献学成就都是有意义的。     

《资治通鉴译注》战争卷评介

近期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施丁同志的《资治通鉴译注》战争卷,以鲜明的特色和风格吸引读者,标志通鉴学在发展过程中迈出了一个新步伐。第一,从选题看,它抓住了《通鉴》的主要个性,也即战争史笔这一突出特征。大家知道,司马光写《通鉴》,其主观愿望,是“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通鉴》主要是一部政治通史。突出政治史,使《通鉴》获得巨大成功。但     

漫议《通鉴》史论

《通鉴》史论是《通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学者都从分析史论入手来研究《通鉴》和司马光的思想,但是,这样的研究往往有意无意地过分强调《通鉴》史论的附属性,未能充分地估价史论在《通鉴》全书中的地位和作用,未能注意把握这些史论总体上的基本特征,深入地探讨赋于这些基本特征的历史条件和作者的主观因素。笔者的几点看法,乃一得之愚,来必能拾遗补阙,谨此求教于方家。     

刘恕年谱

刘恕(公元1032—1078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便是在刘恕和刘攽、范祖禹的协作下写成的,刘恕实际上是全书的副主编,《通鉴》的体例是他和司马光共同商订的,(司马光说“讨论编次多出于恕。”)全书份量最大、最难处理的魏晋南北朝、隋和五代部分的长编,也是刘恕编写的,司马光说“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诿之,光蒙成而已。”刘恕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注意广泛搜集材料,正史之外,“闾里所采,私记杂说,     

从史料学论《资治通鉴·唐纪》的撰修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完成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此书问世以后,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通鉴》研究蔚为大观,已成为专门的学问。可是纵观《通鉴》研究的专文专著,人们往往着意评价《通鉴》的撰述特点、历史作用、史学地位等,而很少从史料方     

谈司马光的治学

《资治通鉴》是蜚声中外的史学名著,主编司马光是立有不朽之功的伟大史学家。开展对《通鉴》与司马光的研究和讨论,应当是目前史学史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拟从司马光的治学情况加以探讨,以求揭示《通鉴》一书的完成,与司马光治学内容的密切关系。一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人。其家素清寒,但终究世代为宦。因此,读书从政,成为这个家族子弟的必走之路,正如司马光所云:“徒以儒术承家,早用门资署吏。”(《司马温公文集·谢检讨启》,下简称《文集》)司马     

从《通鉴》到《纲目》——宋代通鉴学之一脉

司马光《资治通鉴》在它问世后的八、九百年中的影响足以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相比。而《通鉴》在历史编纂学上衍生的分枝之繁,则似乎还超过《史记》、《汉书》。宋、元、明、清四代,有借《通鉴》阐发义理的《通鉴纲目》,由《纲目》又衍生了《纲目发明》、《纲目书法》、《纲目补遗》等,它们可称为“义理”一脉;有沿《通鉴》续作史书的《通鉴外纪》、《续通鉴长编》,由此还衍生了《外纪补遗》、《前编考证》等等,它们可称为“续作”一脉;有改《通鉴》另创新制的《纪事本末》、《通鉴节要》、《通鉴总类》等,由此     

读司马光《贻刘道原书》——再谈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几个问题

在我校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科学报告会上,我曾提山一篇《<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兼谈<通鉴>编修分工的几个问题》,其中对王曾瑜同志《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不久,他又发表了《关于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补充说明》(以下简称《补充说明》),对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辩驳,读后尚有疑义,故特再作剖析,以就正于王同志与其他读者.我们意见分歧的焦点是刘恕编写长编,究竟先写“前五代”(魏晋以后的南北朝至隋),还是先写“后五代”(梁、唐、晋、汉、周)?而分歧的具体表现则在对司马光《赔刘道原书》的理解上面,我觉得司马光给刘恕的这封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钥匙,为了辨明问题的真相,有必要将此信全文抄录如下     

司马光长编法与李焘《长编》

司马光及其助手撰写《资治通鉴》,先作丛目,再制长编,最后删修定稿,程序井然,给后世留下一种极有参考价值的历史编纂法。南宋李焘踵司马光之后,续司马光之书,成北宋九朝编年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它是司马光长编法影响下的第一部史籍。迄今为止,人们对《通鉴》及其编纂法有过许多重要研究成果,但对司马光长编法的专题论述,似乎尚可进行深入探讨。今以《司马光长编法与李焘〈长编〉》为题,说些极不成熟的意见,以期得到同志指教。     

《通鉴考异》考辨释例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学风极为严谨的历史巨著,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通鉴考异》考辨精当,最能体现作者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成就。本文就《考异》一书的体例及其方法进行研究,认为司马光及其助手在广泛收集各种史料的基础上,比勘异同,证实求真,取是舍非,保证了《通鉴》一书的质量,成为我国最优秀的编年体通史     

司马光与范祖禹交游考述

司马光与范祖禹由世契结识,到著书深识的交游过程主要展现于司马光与范祖禹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以及两人笃好史学的共同志向和《通鉴》巨著的编篡真实。     

试探建国以来的《资治通鉴》研究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司马光主编的一部我国空前的编年史巨著,全书三百余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举要历》八十卷(此书已佚),号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①.封建史学家对这部大书推尊很高,宋末元初的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     

史论集《史家·史识·感情》出版

最近,我校历史系副教授宋衍申撰著的《史家·史识·感情》史论集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论集收文32篇。大部分内容是研究《通鉴》及其作者司马光的,此外还有中国古代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唐宋史、     

从《通鉴·唐纪》看司马光反佛思想

本文从剖析《通鉴·唐纪》所载佛教史料入手,并以书外的有关言论相印证,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司马光的反佛思想。认为司马光反佛,是因为佛教耗蠢天下财富,佛教徒是社会动乱的因子,佛教“无益于民,有害于国”。本文还将司马光的反佛思想与唐代反佛志士有关思想相比较,指出司马光反佛思想还没有摆脱唐人反佛的老路,而且与其温和的政治态度相一致,反对过激抑佛行为。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司马光创作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司马光在其著作中力求描述历史的本来面貌,用“国家兴衰、生民休戚”两项纲领作为修史原则,在历史编纂学上提出考异法、先修长编的修史原则。正是以这些史学思想为指导,才得以完成《通鉴》这一“网罗宏富、体大思精”的编年史。西方有的学者认为编年史只是假历史,是空洞的叙述、无言的事物。孰是孰非,留给学者们深思。     

范祖禹与《资治通鉴》——读《范太史集》札记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北宋范祖禹撰。祖禹(1041年--1098年)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今四川华阳县)人。宋仁宗嘉祜八年(1063年)进士。历官龙图阁学士知陕州。事迹附见《宋史·范镇传》。范集中涉及《通鉴》编写的一些人和事,摘举于次,以为治史者之一助。一、“同编修《资治通鉴》”范祖禹在《龙门山胜善寺药寮记》中,自称“奉议郎同编修《资治通鉴》范某”(卷三六)。在《祭叔母宇文氏文》中,也称“左奉议郎同编修《资治通鉴》某”(卷三七)。两处均于阶官下系以“同编修《资治通鉴》”,这一差遣实际上成了他长时期的官职。范祖禹自幼育于叔祖范镇。范镇于庆历、嘉祜间,预修《新唐书》,历十七年之久,对唐史很有研究。司马光和范镇是好友,彼此过从甚密。所以他在《荐范梦得状》中说:“自祖     

试析《温公家范》成书的原因

传统家范是我国古代宗法专制社会所孕育出来的一种以治家和教子为基本内容的文化现象,它在宋朝时期达到了一个日益成熟的阶段,司马光《温公家范》是这时期典范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针对宋代司马光的《温公家范》成书的原因,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家范》出现的社会原因,司马光家学的传承,思想的核心,写书宗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