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而一成”与中国叙事艺术述论

"三而一成"用指中国人观念中处事的过程或成物的要素,只要是达至三次或三个的组合,就可以成功了。表现于史传、小说、戏曲等叙事的艺术,主要有"三复情节"、"三变节律"、"三极建构"、"三事话语"、"一事三结"等五种模式。五种模式各有典型,能够清楚地区别开来,但某些个案却可能同时具备不止一种模式的特征。"三而一成"诸模式是中国叙事艺术最合乎中国人审美理想的造型,同时合乎普遍的美学原理,是中国古代叙事艺术广泛应用的情节模式和一个具体而鲜明的民族特色,作为古代叙事艺术的典范,至今仍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诗经》空间叙事管窥

时间与空间构成了叙事的两个基本维度,如果说线性叙事注重的是时间的叙事功能,空间叙事则更加关注空间的叙事功能。《卷耳》、《七月》等篇即以对歌形式或曰对答之体,为我们呈现了《诗经》作为民歌或仿民歌的生成特征——空间叙事性。     

革命·爱情·成长 ——陪都电影女性叙事的三种模式

叙事模式是社会政治、文化特征在文学艺术界的反映,是文学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套路.陪都电影在叙事模式上呈现出"木兰从军"(女性革命叙事)、"革命的罗曼蒂克"(女性爱情叙事)和"娜拉出走"(女性成长叙事)三种明显的模式化倾向.这几种模式彰显了陪都电影的价值诉求,在本质上仍是革命叙事的"同质异构".     

知识传达的模式与结构

本文把古今一切传达知识的模式按其内在结构分为两种：一种是启蒙元叙事模式;一种是后现代主义的阐释学模式。元叙事模式在传达知识的同时也造成了蒙昧,而阐释学模式则力图消解元叙事模式,进而消除蒙昧。传达知识或造成蒙昧,或消除蒙昧,不是由知识传达者主观决定的,而是由传达模式的内在结构决定的。     

叙事民歌口述性研究——以新疆土尔扈特蒙古族叙事民歌为例

口述史是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口述史料为依托,真实反映事件亲历者真实感情而有别于以往文献史料,有着弥补正史史料不足的优点,因此近来倍受推崇。而叙事民歌也具有口述史料的特点,是一种特殊的口述史料。文章以土尔扈特部西迁、东归过程中所产生的叙事民歌来探讨土尔扈特人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进程。     

《孔雀东南飞》中“孔雀”的神话原型阐释

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的长篇叙事诗,全诗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开篇,选择孔雀来起兴有着深刻的神话根源,孔雀在神话中是作为中国的植物神而存在的;作品本身也是神话中死而复活原型模式的置换变形,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中国影视艺术中的本土“叙事话语”试探

叙事是一种认知模式,表达模式;叙事是一种生活模式、行为模式,它普遍存在于生活原貌之中;叙事作品是精神产品,叙事话语受社会意识形态所支配.因此,叙述艺术作品中的叙事性和叙述思维中的叙事性、生活中的叙事性是叙事研究的三个重要视角.同时,叙事话语与其他话语有强烈的粘合性,因此,"民间叙事"也真实地置身于诸如"现代性宏大叙事"、"知识分子叙事"等众多话语环境中,它们共同形成今天叙事研究的复杂结构.中国影视艺术植根于中国本土地域文化土壤,是当地人在当地的叙事生活上认知、表达世界的一种模式,影视艺术中的"本土叙事"研究走到今天,更应跳出文学文本的研究领域,在相对微观的本土影视作品中,寻找艺术形态世界中的更多内部规律.     

“中国模式”的中国阐释——一种基于文化的视角

中国崛起是"中国模式"的载体与叙事。作为表征中国崛起的事实的本体论意义论上的"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而作为探求中国崛起之道的认识论意义论上的"中国模式"仍在建构之中。西方关于认识论意义论上的"中国模式"的解读差强人意。正如国际性的现象需要国际性的阐释一样,"中国模式"也需要一种中国的阐释。只有从文化角度切入,才能深入"中国模式"的内核。从文化视角考量"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意指一种软实力的崛起。让世人理解"中国模式"并产生一种新的认同感,中国知识界责无旁贷。     

从《聊斋志异》管窥文学创作中的叙事模式

人鬼爱情模式是《聊斋志异》中最常见的叙事模式。从茨维坦.托多洛夫的"叙事语法"的角度分析可知《聊斋志异》和其他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阻挠模式"。叙事模式的研究为文学作品的评定提供了新的准绳,经典之作永远是那些继承并能够超越叙事模式的作品。     

自我之舞——20世纪青春叙事的一种解读

作为小说叙事的一种,青春叙事有着悠久的传统,20世纪青春叙事更因其独特的风格和别致的形态而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青春叙事不仅关乎叙事题材,还是一种价值载体和生命态度.20世纪青春叙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感觉文化和身体元素的偏爱.在叙事策略上,20世纪青春叙事常运用固定式内聚焦模式、第一人称叙事以及独白话语,但在细节上又表现出对这些策略的偏移,如叙述视角的伪固定性,人称机制的虚无化以及价值立场的真空.溯其根源,在于作为叙述主体的"自我"的文化虚无主义本质与传统的青春叙事相比,体现出鲜明的"拒绝成长"的时代特征和文化色彩.这是20世纪特有的声音,却在青春期这一特殊的人生阶段中得到强有力的张扬.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青春叙事不仅有着类别叙事的特征,还体现了选择与虚无、反抗与绝望的时代之声.     

社会工作叙事治疗模式介入失独家庭重建的哲学渊源、方法和个案实践

叙事治疗是一种根植于后现代主义及社会建构论思潮的社会工作实践新模式。叙事治疗模式可以在"多元中心""去权威化"的视角下将人的问题外化,通过社工或治疗师的专业技巧协助失独家庭解构被认为是问题的故事,通过寻找例外的事件建构富有正面意义的故事。在对叙事治疗模式哲学渊源梳理及叙事治疗方法分析的基础上,探索社会工作叙事治疗模式介入失独家庭重建实务过程中的个案辅导实践。     

"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论

在"十七年文学"思想膨胀的叙事中,情爱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始终受到政治理念和阶级意识的牵引.工农兵文学谱系中的情爱叙事,要么被作家严严遮蔽了,要么被红色政治理性高高地供奉于理想天国,它是神圣而非世俗的,它是革命而非是个人的,它是纯洁而必须是禁欲的.情爱本身应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私密性,不仅没能得切实的再现或表达,更被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格式为了"革命十恋爱"、"奖章十恋爱"的叙事模式.     

十七年文学中的冷男子与热女子

纵观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期间经典的政治化文本中的爱情叙事,我们就会发现普遍存在一种冷男子、热女子的爱情叙事模式.这是一种片面的提高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叙事模式,更是一种压抑忽略人性情感的爱情叙事模式.本文拟从几个典型的政治化文本的具体解读入手,对这种冷男子、热女子的爱情叙事模式做具体阐释.     

再论先秦两汉民歌的性质——兼与程相占先生商榷

从古代诗论来看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古人对诗歌性质和功能的两大基本体认 ,很少论及诗歌叙事的问题 ;从传统的叙事理论来看 ,先秦两汉民歌的内容及表述方式基本上构不成“叙事” ,更谈不到“叙事诗”的问题 ;从纯理论的层面看 ,抒情诗之根在于“极端的共时呈现性” ,叙事诗之根则在于“极端的历时延续性”。整体言之 ,先秦两汉民歌的共时呈现特征十分明显。虽有极少数作品体现为亦此亦彼的中间状态 ,不妨称之为叙事诗 ,但其数量有限 ,不足以构成与抒情 (言志 )之作相对立的种类。而且 ,它们同时又具备抒情 (言志 )之作的特征。因此 ,可以将它们视为一种特殊的抒情 (言志 )诗 ,不必强分为两类     

“现在”:论利奥塔对现代性线性时间观的解构

对现代性线性时间模式的批判和终结是利奥塔后现代式"重写"的目标。对于利奥塔,线性时间模式是元叙事自我结构的基础和工具,是现代主体总体化与同一化操控的同谋。而在线性时间形式中,"现在"概念又有着特殊地位,正是这种"现在"将时间结构为一种现在—时间的同质而均匀的顺序流。因此,对线性时间形式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现在"的瓦解是利奥塔重写策略的关键。利奥塔以一种属于事件或发生的绝对"现在"来置换或拆除同质的"现在",解构线性时间秩序,甚至于解构现代主体。这个绝对现在也是利奥塔后现代性的时间根基。     

影像时代的“语—图”叙事及其审美指向

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传统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影像时代的到来使得两者的关系渐趋复杂, 影像时代图像叙事凌驾于语言叙事之上仿佛成为一种共识, 由之引发的情绪化判断不绝于耳。图像兴盛的视觉迷相和语胜于图的传统观念造成了一系列误读, 然而由于图像叙事自身表意的局限, 特别是其自身叙事的不完整性, 叙事形式的浅表化与泛化倾向, 以及由之带来的钝化的接受模式和惰性的接受意识, 使得图像叙事不可能取语言叙事而代之。影像时代语言叙事、图像叙事乃至声音叙事之间的弥合和互补将成为常态, 而语言叙事和图像叙事之间二元对立状态的消解和互融的一体化趋势才是影像时代语图关系的真正选择。     

论蒙古族叙事民歌发展与变迁特点

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是古代蒙古族叙事民歌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影响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蒙古民歌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外来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蒙古族民歌的现代化产生了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蒙古族民歌本身的发展。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的兴起,标志着蒙古族民歌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蒙古族民歌的创作主体、题材、曲调都有了崭新的变化。     

《三国演义》叙事模式浅探

<三国演义>是部"世代累积型"的小说,史学家、民间艺人、小说家先后参与了创作,故其思想内涵是多义的.但小说中基本的文化立场则只有两个,即史家之言和民间文化.与之相适应,小说中也出现了两种基本的叙事模式,类似于史传文本的叙事与类似于话本文本的叙事.这两种叙事模式是不同的,它们从外在的题材处理形式到内在的价值体系,都存在一些差异.     

略论上世纪20年代革命英雄的传奇叙事形式

革命英雄的传奇叙事是20年代革命小说的一种叙事类型。7个行动元、17个功能构成这类小说的叙事结构,形成英雄胜利或失败两种语义模式。这种叙事形式隐喻一种“义务”(允许/禁止)的意识模式。     

窥视:一种叙事视角的艺术价值分析——以《金瓶梅》为中心

"窥视"作为一种带有极强目的性的动作,经常出现在叙事作品中。通过对叙事作品中"窥视"情节或场景的梳理分析,探讨其对小说叙事和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探寻"窥视"作为一种叙事视角的艺术价值。《金瓶梅》的出现,使"窥视"作为一种叙事视角的作用达到极致。由古典小说到新时期小说,"窥视"作为一种叙事视角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叙事空间和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影响和价值是极为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