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考古书评三篇

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是近年商代考古工作中最受重视的遗址之一。台西遗址经调查、钻探而得确认,时在一九六五年。《考古》复刊不久,曾连续发表有关台西的简报,其间铁刃铜钺等发现迅速引起大家的注意。一九七三、七四两年,河北省博物馆和文物管理处组成台西考古队,在该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又有一系列收获,见于报导,并有不少研究讨论的文章。一九七七年有一本概说性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版,但篇幅较小。《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掘报告在一九八五年六月问世,全面反映了这处遗址的考古成果。 台西报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洛阳出土夏代青铜器的考古学研究

洛阳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偃师二里头的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夏代青铜器是对初期青铜器的继承和发展。其数量和种类虽不是很多,纹饰也较简单,但在青铜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发掘的墓葬结构不同,出土青铜器在墓中的位置与组合也有差异。已出土的青铜酒器、容器、兵器、乐器、装饰品等,各具特点,具有重要的考古学意义。     

福建有否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

这个问题史学界有争论.蒋炳钊同志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今年第1期发表《关予福建奴隶制和封建制问题的讨论》一文,论述福建有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他认为弄清福建百越民族的印纹陶文化的确切年代,是解决福建古代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一把钥匙.印纹陶遗址在福建各地都有发现,这种陶器以表面印有几何印纹纹样为特征,有的外表还加釉,其烧造比起泥质或夹沙陶器需要较高的技术;而且在印纹陶遗址中,还伴随出土青铜器,这种青铜器在闽北、闽西、闽南、闽东、闽中均     

“碣石宫”质疑——兼与苏秉琦先生商榷

近年来,在辽宁绥中县境内和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海滨,相继发掘出了两座秦代行宫遗址.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建在有着壮美景观的渤海岸边,两者之间相距也不为远,约有40公里.然而,颇有意趣的是,国内某些考古学家不知何故,先后确认这两座秦代行宫遗址,均为文献上记载的“碣石宫”.据1984年12月16日《辽宁日报》报道:“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看了大瓦当拓片,肯定姜女坟遗址(即石碑地秦代行宫遗址——笔者注),就是文献上记载的‘碣石宫’.其发现意义可与万里长城相比.”另据1986年10月25日《秦皇     

河西出土汉代纺织品的色彩与丝路史的关系

汉武帝时期列置河西四郡,打通西域道路之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意义更为显著。对于汉代丝路贸易具体方式的考察,限于资料缺乏,推进颇有难度。结合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了解河西地区民间市场的中原织品,可以增进对于当时丝绸之路经济与文化功能的认识。中原制作染色织品史称“缯采”或“采缯”,服务于上层社会,也通过贸易等方式,满足外域需求。士卒贳卖衣物,是汉代中原织品流向河西的特殊形式。出土汉简简文与汉代遗址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可以证实相关现象。通过烽燧遗址考古发掘出土色彩多样的纺织品,对照汉代制度“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与“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等制度规定,可以推知这些多彩的纺织业产品不大可能为戍卒自己使用,而具有贩运“远国”的商品的性质。汉简所见河西军人服用多为“皁”“白”色衣物,也证实了这一点。而西汉南洋航路也有“杂缯”输出的明确记载。相关现象也可以说明汉代纺织生产的水准,以及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而西来毛织品多种色彩的发现,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丝绸之路贸易实际情形的认识。     

藁城台西青铜器的分析补记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共发现青铜器193件,器形有鼎、鬲、斝、觚、爵、瓿、罍、镞、钺、矛、戈、戟、刀、钁、凿、锯、笄形器、匕、舌形铜饰、铃、鐏(或称鐏形器),钮扣、箭、鱼钩、钻等26种,李学勤同志和我曾在《中原文物》上发表了《藁城台西青铜器的分析》,对其中的炊器鼎、酒器斝、觚、爵、部分武器戈等,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为了使广大读者对台西遗址青铜器有所全面了解(包括采集,捐献在内),有必要再做一些补充说明。     

商青铜器对西土的影响

写这篇小文的动机,是由最近得到的两项重要信息促成的。一项是一九六五年陕西长安县大原村出土乙卯尊的发表,我们曾评论说它“是陕西商代有铭青铜器最重要的一件”;另一项是一九八六年西安老牛坡遗址的发掘,有很多富于启示的发现。对商朝以河南一带为中心的青铜器在其西方所起的影响作概括的考察,二三十年前曾是难于着手的,现在由于一系列考古发现,已经成为可能了。已有学者就陕西商代青铜器作过分期、分区的分析,提出不少很好见解,其他有关论著尚有好多。我们的讨论就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     

《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

“折衷”作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就“辨《骚》”而言,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概指《楚辞》）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在《楚辞》文本中是有迹可寻的。     

后苍经学探论

后苍博通诸经,是汉代经学特别是《诗》、《礼》发展传承中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以阴阳风候、五行、干支、天人感应来诠释《诗》中的政治意蕴,注重发挥《诗》的讽喻教化作用,提出“五情”、“六性”、“五际”之说,形成了独特的解《诗》风格.其《后世曲台记》运用“推补”之法,由“士礼”推补出“诸侯之礼”、“天子之礼”,在完备汉代礼仪制度的同时,也建构起了完整的礼学理论体系     

乌什喀特古城

乌什喀特古城即“三重城”之意，在新和县西约20公里处，为汉代遗址，被认为是汉代龟兹国的大城市之一。城三重，有外城、内城、中心城。为夯土筑，外城已毁，内城保存较好。东西408米，南北451米，残墙高厚各5米.遗址曾出土有“汉归义羌长”阴文卧羊组铜印一枚，颇为珍贵。     

长沙的建设要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城市的对接

长沙是我国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长沙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20—15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先民生息繁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更引人瞩目，长沙南■大塘遗址就是湘中地区相近于大溪新石器文化的代表，距今约7100年。长沙腰塘遗址和浏阳樟树潭遗址则分别是5000年前屈家岭文化和4500年前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典型，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长沙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器形之美，纹饰之精，居我国南方之首。宁乡出土的商代乐器大铜铙比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还要早1000余年，11件铜铙组合起来，至…     

足球

古代足球游戏源于中国。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发掘出的二百多件古物中,“石球……不但数量多,而且磨制光滑而又规则,直径约自1.5——6厘米”(《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的发现——西安半坡》)。先后发现石球的地方还有甘肃临洮、山西万泉、河北正定等,这些遗址都属新石器晚期。本世纪二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灰土岭掘出了许多陶球。球体上有指甲印纹与圆筒印纹。灰土岭遗址属于距今五千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发掘出来的这些石球与陶球,很多是在小孩的墓室中发现的。经考证,它们既不是生产工具,也不是装饰品,如为打猎用的弹丸没有这么大,如作装饰品则应有小孔可以串连,它     

《诗经》历程

《诗经》在先秦有彬彬之用 ,在汉代被“经”化而有经世之用 ,在魏晋南北朝其“经”的身份受到冷落而在隋唐又被重视 ,在宋代被重新阐释而有治心之用 ,在元、明两朝其“经”位再度中衰而重视对其诗歌性品评 ,在清代“经学”盛起而其“经”位也因此有所振起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孟子与汉代思想史的散点透视

汉代孟学史包括《孟子》传记博士、孟学思想史、《孟子》章句学三个层面。检讨其中的孟学思想史,需要立足于《史记》、《盐铁论》、《法言》、《论衡》四部名著。这样一种“孟子与汉代思想史”的散点透视告诉我们：孟子在汉代思想中的地位是通过逐步消解“孟荀齐号”范式、不断凝聚“孔孟一体”规模而得以提升的;汉代思想家与贤良文学们之所以提升孟子的历史地位,根源于孟子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又是跟汉代的政治建设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它对唐宋间的孟子升格、《孟子》升经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史影响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秦汉“都亭”考略

(一)要明白秦汉“都亭”的含义,有必要先从这时的“亭”的含义与性质说起。关于秦汉时期的“亭”,今人王毓铨先生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二期,写了《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一文,认为秦汉时期的“亭”,并非《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所说“大率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的“亭”之属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名称;所谓“十里一亭”的“里”,不是指“乡里”组织的里,而是指十里的距离。因此,“亭”不是介于“乡”与“里”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至于“十亭一乡”的话,则是在把“亭”当作地方行政系统的一级机构的基础上按照十进制推演出来的说法,故同东汉人应劭在其《风俗通》中所说的“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的话矛盾。这就是王先生的汉代的亭与乡里不同系统说的梗概。那么,汉代的“亭”是什么性质的结构呢?王先生根据《续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汉官仪》说“亭”是“司奸盗”的机构及《晋书·贺循传》说汉代的“亭”有“防禁切密”的职能等,从而认为汉代的“亭”主要是监督劳动人民以巩固其统治的机构。这就是王先生的汉代的“亭”与“乡”“里”不同性质说。我在阅读秦汉史籍时,往往以王先生之说验之,深感其说不诬。及1975年云梦秦简出土后,由于简文中几次提到秦时在城市中设有“亭”,则“亭”显然非十个“乡里”组织之“里”设置一个;且简文中谓“亭”有“亭校长”、“求盗”等     

《易》孟氏古文说与汉代经学今古文问题

许慎《说文序》提到：“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这是交代《说文》称引经传的文本属性,不料宋明以来疑窦丛生,形成中国经学史上一桩公案。清儒及民国学者对“皆古文”句相继作解,异说纷纭;段玉裁、王国维指“古文”为书体或学派,均有谬误;洪颐煊、宋翔凤、马宗霍专从孟氏易学内容论其古文属性,同为臆测;杨树达径从文本索得真解,但许慎称孟氏今文为古文的疑惑仍未尽释。宋翔凤又分辨汉《易》经为古文、传(注)为今文,意外揭开《易》孟氏今古文之谜。参照《易》孟氏“古文本/今文说”的组合模式,从今古文经本、经说的组配入手,分析汉代七经传承情状,观察两汉经学进程,豁然发现汉代经学并非今古文分立互争的两极化世界,而是今古文交错共存的多样化生态。《易》孟氏今古文真相一旦大白,汉代经学今古文纠纷也就迎刃而解。     

山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

青铜器,是铜和锡等金属的合金,因此,青铜工具坚硬锋利;而纯铜——“红铜”则质软。青铜器的使用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创造。据史记载:我国在四千多年前的夏代已使用铜器了,“禹铸九鼎”。我省大量青铜器的出土,证实了我国商周时代已是青铜器的极盛时代,这就是“青铜时代”。我国古代在青铜器的制造上,造形奇古雄伟,纹饰精美工整,工艺之高超,举世闻名,与世界各民族相比,精美绝伦。解放前,我省就曾有大量青铜器出     

从青铜器看殷商时代的神话传说——殷商时代文学研究之三

殷商时代青铜器出土的历史,早在宋代就有记载,如罗泌《路史·国名记》,吕大临《考古图》。从1928年10月到1937年夏,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当时出土的青铜礼器就有170多件。建国三十多年来,又在殷墟进行了多次发掘,据不完全统计,出土青铜礼器近600件,其中绝大多数是近几年发掘出土的。这些青铜器是研究殷商时代政治、经济、科技和美术的珍贵文物,也提供了研究殷商时代神话传说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