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国历史分期的思考

三国历史分期的起迄纪年,多年来有关著述皆认为是公元220年～265年,这与众人皆说曹操、关羽、周瑜及赤壁之战等为三国的名人大事相悖.历史分期不能机械地以帝王年号为准,也不要勉强地硬让上下两代的迄始年代衔接于某年,应根据历史事实性质的不同而灵活处理.三国时期应是公元190年～280年,它由三国形成时期(190年～214年)、三国鼎立时期(214年～263年)、三国后期(263年～280年)三个阶段组成.认识三国分期有普遍意义,可以启发我们研究处置历史上的类似问题.     

论山东民俗的历史分期

山东民俗是中国北方汉民族民俗的代表。山东民俗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它经历了东夷民俗时期、以齐鲁为主的列国殊俗时期、山东民俗的认同时期、山东民俗的凝变时期和西俗东渐时期等五个发展的自然段。     

中国藏学之研究及分期

西方藏学研究始于十九世纪。一般认为 ,匈牙利人杜·乔马 (1790—1842 )发表的《藏英词典》、《藏文大藏经目录》、《藏文文法》是西方藏学研究的发端和津梁。现代意义的中国藏学 ,即用科学方法研究藏学问题 ,则是本世纪的事情了。人们常说 ,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从陈寅恪、于道泉等一代学人开始 ,历经数代中国藏学专家的努力 ,如今中国藏学已是硕果累累。藏学已经逐渐成为世界范围的一门令人瞩目的显学。尽管如此 ,遗憾的是至今在藏学史研究方面尚无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对中国藏学及其历史分期作一番简要的描述和探讨。一、中国藏学研究中…     

《资本论》的历史分期理论述评

马克思的历史分明理论很丰富。本文选取了《资本论》中涉及的三种。第一种广为人知 ,即把社会形态划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等。而第二种、第三种分期理论注意的人不多。马克思的三形态理论则仍然是原生态的 ,非常有活力。而且 ,这个理论正确地分析了资本和市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是邓小平理论的源头     

试论中国避讳学史的历史分期

避讳学是一门研究避讳现象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应用的边缘学科,历史悠久、文献丰富、成就巨大是我国避讳学研究的最显著特点。伴随一部避讳史,也有一部中国避讳学史。中国避讳学史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避讳史料学时期——先秦至明代,二是避讳学的萌芽期——清代,三是避讳学的形成期——近代,四是避讳学的发展期——现代。     

西藏城市发展的历史分期与特点

西藏城市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其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其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阶段与中国内地并不一致,因而本文综合西藏城市内部发展演变的特征,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互动关系,对西藏城市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划分为五大阶段,即西藏城市的孕育期(堡寨部落时期)、西藏城市的形成与曲折发展期(吐蕃时期)、西藏城市纳入到统一中国的发展时期(元明时期)、城市的复兴与平稳发展时期(清代民国时期)、城市快速发展与现代化时期(新中国时期),并对每一时期的城市发展特点进行概述.     

环境权论——人权发展历史分期的视角

人权发展的历史经过了初创期、发展期和升华期 ,三个时期的核心性人权分别是自由权、生存权和环境权。自由权的实现要求国家履行消极不妨碍的义务 ,生存权的实现要求国家或社会积极地提供保障 ,而环境权是自得权 ,是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这项人权的权利主体是人类 ,义务主体也是人类 ,是人类的分体及这些分体的各种形式的组合。它的实现以人类履行自负的义务为条件。学者们所讨论的国家环境权其实是国家对外的主权和对内的环境管理权 ;而所谓“公民环境权”实际上是享受、使用生产生活环境的民事、行政等权利和参与与环境有关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民权利 ,而不是环境危机时代新生的属于升华期人权的人类环境权。     

新中国城市历史分期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城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有关新中国城市历史的研究较为薄弱,新中国城市历史分期的研究更是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通过对现有相关研究的学术回顾与梳理,可以发现新中国城市历史分期研究呈现出“零散化”和“边缘化”的状态,缺乏宏观研究视野,缺乏理论思考与理论建设,研究者之间缺乏互动,各观点之间对话不够。对新中国城市史进行分期研究有着重要作用,一是可以提供结构性的研究框架;二是可以提供理论研究视角和逻辑前提;三是可以提供价值评估体系和整体发展方向的思考。以对新中国城市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关键时间节点作为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新中国城市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七个阶段,各时期城市的发展各有特点。     

新中国国际传播历史分期再研究

中国国际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中国国际传播的起步阶段（1949-1978）;中国国际传播的发展阶段（1978-2008）;中国国际传播的开放阶段（2008年至今）。其传播观念正在由对外宣传向国际传播转变。中国的电影、电视、互联网等正在持续地扩大其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改变着中国国际传播的未来。     

中国社会形态的四个层面及其历史分期

社会形态可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四个自下而上的层面。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形态与历史分期为社会政治形态及其演变阶段,而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是通过社会政治形态来影响以至决定社会基本面貌的。据此,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经历了圣权时代、王权时代、霸权时代、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五种社会形态和相应的五个发展阶段。     

中国古代语言学中历史比较思想探析

文章以扬雄为例，描述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中的历史比较方法，并由此论述了这一方法在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中被众多学者忽略的原因。     

物素、形素及形式美辨析 --《文艺学方法论纲》问题质疑

本文针对《文艺学方法论纲》中的“形式美”、“物素”和“形素”三个概念及其关系 ,提出不同见解。认为 ,物素是关于对象的 ,形素是关于载体的 ;形素是艺术作品的表层形式 ,美的形式是艺术作品的深层形式 ;形式美以物素为对象基础 ,借形素得以表达 ,是“有意味的形式” ,它深刻地体现着艺术创作主体的审美旨趣、组合手段和结构原则     

形式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对比研究

形式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当今语言学界的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的语言学家有其不同的研究目标,他们的不同体现在对语言性质的看法、语言学的定义、语言观、历史渊源、哲学基础、研究方法及任务等方面。     

语言学中逻辑思想的历史流变

从哲学和逻辑学角度进行语言研究的思想贯穿语言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形成了语言学中的逻辑流派。但在语言研究的不同历史时期,其主要观点有所不同。对语言学中逻辑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能从一个侧面勾勒出语言学理论演变的大体轮廓。     

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挑战与回应

海登·怀特主导了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其实质是把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嫁接到历史哲学中,历史的客观性、规律性因而大受损伤.在语言学转向这一视域下,马克思首先对历史进行了诗性预构,之后又进行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和意识形态蕴含式解释.在语言学转向的冲击和挑战下,就需要重释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浅谈建设“管用”的企业文化

如今企业文化被纳入许多企业的发展战略。企业发展,文化先行已成为企业界人士的广泛共识。然而,在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许多企业经营管理者都感到企业文化“管说不管用”,说起来作用非凡,用起来却收效甚微。因此,本文就如何建设“管用”的企业文化展开探讨,从理论层面提出了企业持续发展是建设“管用”企业文化的终极目标,企业发展实践是建设“管用”企业文化的根本尺度,从操作层面提出了形成员工共识是建设“管用”企业文化的核心环节,融入企业行为是建设“管用”企业文化的生效环节。     

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学思考——试论社会个体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超越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所唱响的个体人格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思想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是古代先民综合认知能力提高的思想结晶.中国古代人格精神以"德性"要求作为主要思想元素,从最初对君王的嘉德要求,逐步走向民间,成为规范社会个体行为的理性精神.传承这种理性精神,是太国崛起的需要,是新时期调节个性与群性和谐平衡发展的要求.超越这种理性精神,建立理想驱动与利益驱动相辅相成的新时期社会个体人文精神.     

美国软实力发展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自从约瑟夫.奈20世纪90年代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之后,软实力理论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之一。软实力理论的提出使长期以来隐伏于国际关系间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制度体系等方面的暗中较量公开化、明晰化和理论化。国际竞争既是一种硬实力的竞争,又是价值观念、制度、文化等软实力的竞争。国家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以非强制方式运用全部资源以争取他国自愿理解、认同或合作的能力。回顾并剖析美国软实力的发展历史和形成规律,对促进中国软、硬实力的协调发展与和平崛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危机说"的谬误——兼斥比较研究的困惑、焦虑

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2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进步,成为中国学术界最活跃的一个学科领域,为全世界比较文学学者所关注,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正如季羡林教授所指出:“以学科而论,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的兴起是较晚的,在中国则更晚,然而一旦兴起,就立即显示其活力,转瞬成为世界显学。比较文学若没有中国是残缺不全的。”实际上,全世界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欧洲,第二阶段在北美,第三阶段在亚洲。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研究,正是这第三阶段的重要成果。然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各种困境中推进的,是在种种诘难、否定和困惑之中成长起来的,是在持续不断的“危机”声中脱颖而出的。本专栏特就“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困惑与进展”这一题目,约请了上海、广东、山东、四川等地的比较文学学者各抒己见,意在找准问题,认清方向,予人启发,促进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信古、疑古、释古"论评

自上世纪30年代起,学术界关于"古史辨派"这一概念主要有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顾颉刚"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和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三说.冯先生所说"疑古派"是当时特指古史辨派之语,顾先生所说"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是从词义学上作出解释,现在看来均有明显不足.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信古、疑古、释古三派的合理解释,不妨回归胡适的"剥皮主义"和钱穆的"高山下石"之喻,也就是梁启超的"各时代逐次复古"思想.复古是恢复古代历史真相,只有做到了"以复古为解放",或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以考信为重建,及充分认识到"故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的学术走向,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之说才是具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