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野诗风之归类与宋初“白体”“晚唐体”之内涵

魏野诗风归属晚唐体还是白体,在宋代就存在分歧,今人的论述也相对模糊,这涉及到对宋初白体与晚唐体内涵的理解。事实上,语言是否浅易,是否多唱和之作,是否多抒闲适之情等,并非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界限,叹老嗟卑的悲哀情绪也不是宋初晚唐体的特色。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根本界限在于创作理念的不同。白体主张"见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晚唐体主张"象生意后",苦心经营,锻炼景联与颔联。其中前者强调对景能赋的写实,后者注重缘情布景的营构。质之魏野诗作,则明显属于晚唐体。考辩宋初白体与晚唐体不同的创作理念,是深入认识宋诗发展演变的关键。     

论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对江西体与晚唐体的调和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中有调和江西体和晚唐体的内容,为有识之学者所公认,不无遗憾的是,学者们对此问题均未能展开论述。在江西体和晚唐体弊端显现于诗坛之际,白石学之而皆对其不满,左归右箴,以矫其失;调和两派,以为己用。无论是白石的诗作还是词作,皆能出入于江西与晚唐之间,以晚唐之韵致挽江西之拗涩,以江西之刚健救晚唐之浮滑。在南...     

论"晚唐体"与张籍诗的共通性

“晚唐体”是唐代诗坛一个比较大的流派。因时代浸染 ,“晚唐体”诗人以“苦吟”为创作手法 ,形成“轻浅纤微”的风格。整体把握唐诗风格流变 ,发现“晚唐体”诗风和中唐张籍诗有共通性。张籍在中唐儒家思想演变中得风气之先 ,其心态与晚唐诗人相似。他以“苦心觅句 ,专意为诗”为近体诗创作方法 ,诗歌风格具有哀婉纤柔色彩。张籍与“晚唐体”诗人“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乃“晚唐体”之始作佣者。这一现象表明 ,我国古典诗歌风格的形成和流变有其内在的承传关系 ,而不是断然孤立的。     

宋初晚唐体清寒苦吟诗风与佛家怀抱

宋初晚唐体诗人清寒苦吟诗风一为晚唐诗人的自然过渡,二为诗僧和仕途失意、生活寒苦文人的自然选择。其"清寒、苦吟"诗风源于晚唐诗人贾岛和姚合。晚唐体诗人与佛教的关系,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多有体现。究其原因,乃是佛教"人生皆苦海"的理论迎合了他们的心理需要。宋初晚唐体诗人在佛教中为自己"清寒"、"悲苦"的生活命运找到了终极关怀。     

儒、释、道对晚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家彼此渗透、重新整合的晚唐时代，一种长于抒情、偏于写意、善于表现、贵于朦胧的新的审美理想－－优美在此时形成。这一新的审美理想在诗歌创作中通过“不光是泳史的怀古诗”、“不仅是言志的无题诗”和“不限于男女的爱情诗”等大量的作品得以具体展现。正是从晚唐开始，诗歌艺术由壮美、崇高的外在开拓，重新回到了优美、和谐的内心志趣，并开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审美之旅。     

在诗歌的家园里栖居——晚唐体苦吟的意义及影响

唐末五代宋初 ,学贾岛为诗者难以数计 ,形成“贾岛格”或曰晚唐体的诗歌流派。此派诗人大多嗜诗如命 ,苦吟成篇。诗歌是他们的第二生命 ,是生活的唯一内容 ,他们就栖居在诗歌的家园里。苦吟是晚唐体诗人的自觉意识和不懈追求 ,它让诗人暂时忘却时代的苦难和个人的不幸 ,从而达到解脱痛苦、安顿心灵的效果 ,苦吟的行为也表明了对语言的极端重视 ,是诗人们完成存在之敞开状态的可行途径。晚唐体诗在尚意、尚理、求新出奇、避熟避俗等方面与宋诗有着精神上的一致 ,对宋诗也有很深的影响。     

从晚唐诗风看晚唐诗人的生命意识

在论及晚唐诗风时,后人多以“衰飒”和消沉作为定论。其实将晚唐诗人所处的社会、时代、遭遇和诗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却可以发现,诗人们却有着积极的生命意识,他们以诗歌寄托心灵,安顿生命,倾心关怀历史人生的命题,找寻生命存在的本质;努力追求把人世间的不幸和自己的穷愁失意化为不平则鸣的倔强抗争和对不合理社会的抨击;追求平和雅正的心态,不论处于顺境或逆境,都能安之若素,在淡泊平和的情感状态下,善于进行精神上的自我调节,诗人的处事态度和生存方式、生存理念、人生观以及文学观,都充满了对自由与和谐的憧憬和向往,从而更加崇尚心灵自由、精神解脱。     

晚唐宦官专权的表征、由来及儒生之敌意——晚唐五代文学思想背景研究之一

本文主要探讨晚唐宦官专权状况及儒家文官体系对它的敌意等。本文认为,晚唐宦官专权明显有扶立皇帝、任命节度使和监军等三大表征,其由来是皇帝的有意授权并通过＂四贵＂实施。从社会学看,儒家文官体系与宦官的斗争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其焦点是政治权力和经济目标;从文化人类学看,前者的敌意源于由竞争带来的危机感和嫉恨。     

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

晚唐诗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后在诗歌复古运动的冲击下,才渐告消歇,但到南宋中后期,诗坛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过程,久已销声匿迹的晚唐诗风又重新兴盛,且欲取“法席盛行”的江西诗派而代之。在晚唐诗风的复兴过程中,杨万里起了领军作用。杨万里初学作诗,本从江西派入手,但随着江西派诗歌流弊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不满,杨万里本人也从自己尴尬的创作处境中痛感到江西诗法对诗人艺术创造力的扼限,于是脱出江西诗派,转而提倡与江西派诗歌审美趣味迥然不同的晚唐诗风。他不但提出“去词”、“去意”而求“味外之味”,以及“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等系统的诗歌理论,为晚唐诗风的复兴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以此扩大反江西诗派的阵营,彻底转变当时诗歌的流向。所以,“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     

二十世纪唐诗分期研究述略

本文对20世纪关于唐诗分期研究的代表性的学说,进行了历时性的分类梳理和简要评析;并对“四唐”说以及其他分期学说所共同涉及的盛中唐之断界、杜甫之归属和分期标准诸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同时发现,唐诗分期问题的研究总体上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重新审视传统,并力图对分期问题作出全新的解释;二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力图弥补传统分期学说的不足。     

论“诚斋体”形成的诗学渊源

“诚斋体”是对杨万里诗歌主导风格的界定,其生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从诗学渊源看,江西体、晚唐体、俳谐体是形成诚斋体的三个重要因素。杨万里博学广取,分别对这三种诗歌风格进行了扬弃与重组,构建了别是一家的“杨诚斋体”。     

论晚唐诗人的忧郁情结

忧郁是一种情感体验,纵观中国古代诗人作品,很多充盈着悲苦的忧郁情结和忧患意识。特别是在晚唐时期,诗人的这种悲苦忧郁情结更是发展到了极致,显现出多重意蕴,这与社会时代的变化、士人心态的衰老、审美思潮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定的时代等诸多因素促成了晚唐诗人的忧郁情结,更改变了诗人的心灵。他们无力改变衰败的社会现实,而从日常生活的琐事入手,将人带入一种纤细的意趣和宁静的境界中去。此外,对美好事物的眷恋,对弱质事物的同情,也是晚唐文人忧郁情结的又一鲜明特征。     

论晚唐五代“男恋女”爱情词的书写

晚唐五代“男恋女”爱情词之总阕数近100阕,其中姓名可考之作者凡25位。此作者与篇数均占有相当分量的书写,所具之意义与价值为：在承先方面,沿袭了中国诗歌自古以来既有的主题;在启后方面,直接影响后出词家书写相同主题之作,并间接酝酿豪放词的产生;而其展露之男性爱情心态的细腻多元,与基于叙事思维着意情节的生色设计,以及运用外在形象呼应内在情意的安排,则使得作品颇具艺术张力。     

“平民底色”与“俚而不俗”:苏轼黄州诗新论

谪居黄州之后,身同平民、迹等黔首的苏轼开始重新审度自己的人生意义,他把热情投注到平凡的世俗生活中,以朴素而灵活的思维方式孕育了一种带有平民底色的审美趣味,并创作了一批书写琐细平凡日常生活的诗歌。由于能够寄温情于平凡,寓思致于琐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白体和晚唐体平庸琐屑的流弊,但黄州诗创作态度的率意、句法的简易以及诗歌语言的俚俗等确实客观存在。这类俚而不俗的作品并非苏轼诗风的主调,但却是中唐以来诗歌进程中“日常化”书写的一次成功实践,是北宋“以俗为雅”这一诗学命题的有意义的尝试。     

对“顿悟”、“体证”的哲学诠释

中国佛教讲"顿悟成佛",儒家讲"体认天理",道家讲"与道合一",儒、释、道三家在修行理论上都注重"顿悟"、"体证"。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作为三家最后标的之"佛"、"天"、"道"多有相似相通之处,都是一个既无方所、无质碍而又恒常遍在,既无形无象而又可为"天地根"的"本体"、"大全"。"本体"的非实体性,导致常规的认识方法,诸如分析、推理、归纳、综合等,都很难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它;而"直观体证"则是人类在长期思维实践过程中,试图以一种突发、跳跃的方式去对"本体"进行直接确认和整体把握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缺乏严密的逻辑分析和科学论证,它认识或把握对象具有推测性,因而只是一种或然性思维,而非必然性思维。     

伤悼与反思:晚唐咏史诗的焦点指向

晚唐咏史。讨论人体式上看,以七绝为主,次为七律。从手法上看,或隐括本传,咏其得失,或借古抒怀,讽时刺世,或评史论人,独抒己见,表明了诗人对咏史题材的运用自如。在感情上,所有咏史之作中都普遍存在一种明确倾向,即对历史的伤悼与反思。可以说,历史的悲剧时至晚唐才第一次被如此大量而集中地吟咏唱叹。晚唐诗人在伤悼历史的同时,更对历史进行着深刻的反思,而反思也同时增添了伤悼的力度与深度。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晚唐的时代精神、文化精神及晚唐诗人的心态都有直接关系     

论晚唐五代享乐词的创作特点

本文以晚唐五代享乐词为研究对象,按其内容,分四大类加以描述,同时指出,此时享乐词的作者,在描写末路狂欢的生活时,多怀着好景不长的悲叹。喜极而悲、百感交集的情绪,使晚唐五代享乐词在艺术上呈现出抒情距离化的创作特点。     

晚唐诗人许浑卒年应如何考订——与吴在庆、高玮商榷

多种可信史料证明,晚唐诗人许浑于唐大中八年尚在郢州刺史任上,并未"去世";顾陶<唐诗类选后序>作于大中十二年以后有充分的信史支持;欧阳修主编<新唐书>中关于刘皋被错杀于"大中十二年三月"的记载无可怀疑;由以上证据链证明,晚唐虽可能有两位许浑,但诗人许浑的卒年应确定在咸通年间为宜.     

晚唐五代时对柳宗元的接受及其影响

晚唐、五代是柳宗元接受史上最寂寞的一页。此时的柳宗元作为一个平常的已故文人已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可谓知音寥寥。杜牧、司空图的观点和以刘？《旧唐书》为代表的官方史书的复杂态度,均对后世读者对柳宗元的接受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诗人许浑生卒年新说及晚唐两许浑考辨

诗人许浑的生卒年有生于贞元四年卒于咸通二年或稍后的新说。但这种新说的根据尚需认真考辨。张祜诗中的"五十我无闻"句中之"我"乃自指,"五十"非指许浑的年龄,不能以此推出许浑的生年;而顾陶的《唐诗类选后序》作于大中十年而非约咸通三年前后,故不能以此文撰于咸通三年前后论断许浑、杜牧等人的卒年;考订《新唐书.宣宗纪》,认为其中刘皋被杀于大中十二年三月的时间记载有误,故不能据此而论定许浑卒于大中十二年三月之后;《吴越备史》中的侍御史、卫尉卿许浑,并非诗人许浑;晚唐有两许浑,不能将侍御史许浑的事迹作为考证诗人许浑卒年的考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