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价的制度环境分析

对学术评价问题多年来存在量化评价与非量化评价的争论。学术或学术作品作为一种公共品,为了对弥补其成本或激励学者从事学术活动,度量其贡献一直是人们的愿望并常常付诸行动。评价系统的选择、评价系统本身的运作由于受制于执行者的目标不同、代理问题等原因,并非总是可以得出人们设想的有效结果。在中国,量化考核体制是学术发展的结果以及行政目标影响下的结果。这同时也造成了国有资金支持下的评价系统寻租的现象。     

学术评估中的"级差"理念论析

期刊的等级评价不应简单地移作研究成果水平的评价;影响大小不能简单地用以评定成果的学术含量。为了使学术评估更公平、公正和科学可行,有必要引入级差理念,分析不同学科、不同成果形式的学术难易,统计各学科学者和期刊的数量和发文情况,定出相应的分值和权重,细化量化评估,使之更合理。     

学术评价体制的弊端及其改进的建议

当前学术失范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激烈讨论。造成学术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通过学术评价体制的漏洞弊端产生。现行学术评价体制存在的弊端主要表现为:数量化评价、官僚行政化评价和“学霸”评价。这种评价体制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学术失范,主要包括剽窃抄袭严重,研究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虚报造假;学术原创性丧失,学术道德沦落。因此应从重质轻量、倡导民主化评价和确立专业性的专家协会评价等方面改革和完善学术评价体制。     

关于学术管理的若干思考

1．科研管理与科研评价体制的改革。学术管理的基本职能包括：组织、指导、协调学术活动;制定学术规范;开展学术评价;做出学术决策;开展学术咨询;研究指导学术道德建设等等。长期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学术管理存在着弱化、     

学术问责制建设的三维视域——制度建设、体制优化与机制创新

学术问责制是关于学术越轨行为的治理与实现学术生态优化的一套制度、体制和机制的集合。明确学术问责的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内涵及关系,一方面有助于明确学术问责制的基本结构,合理确定学术问责制各个构成要素的功能定位;另一方面有助于明确学术问责制建设的影响要素,推进学术管理与问责的体制、机制创新。学术问责制建设应该从制度建设、体制优化与机制创新三个方面寻求途径和突破。     

建立一套良好的学术评价体系

学术评价体系是鉴定学术成果、审核学术质量、引导学术方向的一种特殊制度。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是个复杂系统 ,它存在着忽视质量的量化、向行政级别靠拢、急功近利、鼓励泡沫学术和快餐学问等多种弊病 ,亟需从改革与建设的态度出发去修改完善它。本文在分析了目前学术评价活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后 ,以积极的态度提出了一些正本清源的解决办法与有效对策。     

目前学术评价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学术评价机制的争议在不断争鸣中完善,有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与繁荣。我对这个问题跟踪了一段时间。我个人经历了从政治学术到量化学术．再到自由学术这三个基本阶段。在自上而下推行的量化学术评价机制的高峰期我已经退休。现在是做自己想做的研究,不受量化的干扰,也没有跟经济利益直接挂钩,这是比较庆幸的,少了不少烦心事。在我看来,目前官方的学术评价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如下。     

试论学术评价的学术性

学术成果的产生不是为了评价,而是要解决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表达学思理念,显示学术个性和智慧。对学术评价的过度关心必然导致学术的社会定位出现严重位移。在当代中国应维护和提倡学术意义上进行的学术评价,以避免学术的失范和研究的泛滥。学术评价要坚持学术性,需要重视学术评价的规范性建设,不宜将学术评价的倡导与主动权拱手交给行政领导和书刊出版部门,单纯的量化评价受到质疑。必须在学术的框架内寻求解决途径,要从学术含量和难度上体现出对学术性的尊重。     

关于"核心期刊"与评价系统的思考

“核心期刊”问题已成了众说纷纭的一个“是非”焦点 ,成了牵动学术界、教育界、期刊界的敏感神经。这个症结源于它在学术评价中的应用范围之广、之滥。由于目前还无一个科学的、公正的、有权威性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机构 ,所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已经成了考评、晋升、拿学位、评优的“准通行证”。我们肯定“核心期刊”概念的引进和测定工作的进行是一种进步 ,同时也是推进我国学术规范化的一个动力。但是 ,反对无限度地滥用这一概念 ,“核心期刊”的“异化”现象 ,暴露出我国学术管理制度的弊端 ,现行学术管理制度的量化限定、时间限定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导致了学术泡沫的膨胀 ,学术垃圾的增生。因此建立与完善我国科学、公正有权威性的学术评价体系、学术管理体系 ,应该是当前学术界亟待解决的大事。     

量化标准与学术失范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学术失范之事频频发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对学术进行过分量化的评价标准当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学术量化模式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当前的经济大潮与商业文化对知识分子心灵的巨大冲击;其次是今日中国无孔不入的"官本位";第三是过于强调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第四,则是传统学术规范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的强大合力使中国的许多人文知识分子悖离原创,轻质重量.解决问题的途径主要也有四条学者们应加强自律;强化创新意识;积极发挥学术批评的巨大力量;建构并完善各种科学的学术规范体系,建立和健全各种监督与制约机制.切实改变重量轻质的量化评价模式,以推动我国学术研究走向繁荣.     

推行"二级导师制"的背景、成效与前瞻

立足当前高校的现实,运用管理理论研究最新成果,按"系统动力学"原理突破原有组织结构,建立"系统思考"机制,构建"学习型组织",全面推行"二级导师制"对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强化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具有明显的整体推进效应,是对原有教研管理模式的突破与创新.如何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充分展现"二级导师制"的生机和活力,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一项重要课题.     

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

20年代胡适等人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并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展开系列的学术活动,在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南方学术重镇东南大学的学者们除了以《学衡》与《史地学报》为阵地之外,以国文系师生为主成立了“国学研究会”创办刊物、展开演讲、编辑从书,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针对北大国学门,东南大学国文系也计划组织“国学研究院”,但却遭到北方学者的抨击和校内新派的挖苦,由于东大不久即发生风潮,东南大学国学院最后是否真正成立也值得怀疑。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的短短历程和遭遇,集中地反映了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界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地缘与派分。     

社会转型期高校师德师风建设问题与对策探析

社会转型时期,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冲击着高校校园,高校师德师风建设面临全新的挑战,高校师德出现学术功利化、缺乏奉献与合作创新精神等滑坡现象,文章通过对其现状和原因的分析认为可采取加强教师思想道德教育,构建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及具体量化的师德评价体系等三方面的对策来加强和改善。     

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就目前所见,"边疆学"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用之"边疆学",是该词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出现的最早记录。因顾先生的关系,这一概念还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宣言》、《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多次出现。1939年3月至6月,杨成志先生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首次建议在我国高校设置边疆学系,希望把边疆学建成一个学科,但未获批准。顾先生的"边疆学"概念与杨先生的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点之一是都与外患紧迫密切相关。不过,时人对"边疆学"一词兴趣不大,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是"边政学","边疆学"一词于是长期淡出了国人的视野。     

加强《进化学》课程设置 突出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进化学》是马克思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三大支柱之一。近 2 5年来 ,我国在本学科的建设中欠账太多 ,应在大学研究生、本 (专 )科及中专加强《进化学》学位建设、课程设置、教师配备、科研投入等工作。     

路径依赖:地方大学制度变迁的阻碍与突破

基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研究视角,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工具,在梳理建国后大学制度变迁基本历程的基础上,从国家理论下的强制性变迁,产权理念下的法人制度变迁,现代教育经济意识形态推进制度变迁三个层面,研讨我国地方大学制度变迁成因,分析地方大学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行政化模式特点与阻碍效应;着重从大学学术价值与大学精神回归,确立学术权威与学术标准地位;形成外部公共管理的行政关系,构建内部服务型行政体系,实现去行政化;与建立开放的公共选择机制,形成大学公共治理的格局层面探讨路径依赖的化解之道。     

高校“两课“教师激励机制构建的应对策略

调动高校知识型“两课”教师工作积极性 ,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能力 ,实现高校“两课”培养目标的关键是构建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当下构建这样的激励机制的应对策略有五方面内容 :一、形成平等参与“两课”教学与改革的合作伙伴关系理念 ;二、面向未来的师资队伍建设机制 ;三、提供足够大的成就实现机会空间 ,保持适度的竞争和压力 ;四、自主、创新和教学模式多元化的校园文化氛围 ;五、注重感情投资 ,增加人际沟通渠道 ,使学校人事管理更加富有人情味。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关于近代中国“半封建”问题的辨析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特性问题,近来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半封建"之释义上.20世纪的"封建"尤其是"半封建"概念的凝练及其时代特征,都不是仅仅以西欧或西周之"封建"制度的比对所能诠释或所能否定的."半封建"特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获得了学术界相对一致的认同,不能简单评判为共产党或列宁主义唯一理论的一种认识.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状况,"封建残余"或"半封建"的存在并非不可理解,也并非违反了"知识"和学理"逻辑".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半封建"的认识,与马克思多层次的"封建"概念并无抵牾."半封建"理论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流变问题,而且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     

污点证人制度研究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深入,污点证人问题已成为困扰司法实践并急需解决的重要理论课题。文章着重探讨了污点证人制度的基本内涵,阐明了其存在的价值,并为建立我国污点证人制度提出了立法构想,以期对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完善做出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