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记忆的悖论——论杨照《暗巷迷夜》中的历史书写

历史书写是杨照小说的重要母题之一，在《暗巷迷夜》中作者一方面批判了官方历史书写的虚伪本质，揭示出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压迫性，一方面通过几个二二八亲历者的回忆，试图以民间记忆的觉醒来重绘那段历史，但是却在各种声音中陷入“历史真相”的失忆症，象征着民间记忆的迷失，从而反思解严后台湾历史书写浪潮的本质化、狭隘化的倾向。其中充满着对于历史与记忆的哲理化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     

集体记忆与历史书写——基于寿县清真寺的考察

文献记载和口头叙述安徽寿县清真寺修建年代多为明天启年间,但通过梳理当地流传的与修建清真寺相关的“王老贤上北京”、修建清真寺过程中引起的“高度之争”的历史记忆、“关公显灵退流贼”等传说,结合笔者田野调查,考证出当地清真寺修建年代为康熙年间。文章进而指出人们关于清真寺修建年代错误记忆,乃是历史书写过程中的历史心性造成的,这些传说和历史记忆反映了寿春镇“过去”的知识和社会结构、认同体系、权力关系等情况。     

澳门的历史与澳门的历史书写——兼论澳门史著的“文化使命”及其他

澳门的历史著作应规避意识形态教条下的事件化、政治化编写模式,应从澳门历史的发展细节与文化的现场着手,通过对澳门历史文化中精神因素的发现,还澳门历史研究以生命气息和边缘文化活力.澳门历史编写模式和理念的更新,是研究者与澳门历史文化对话的必然结果.     

异性书写的历史——《潘金莲》:从欧阳予倩到魏明伦

由潘金莲的形象和故事出发,在对欧阳予倩和魏明伦写潘金莲的两部剧作进行文本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从女性视角来看,欧阳予倩的话剧《潘金莲》体现了“五四”时期人们对以妇女解放、爱情自由为代表的个性解放的追求;魏明伦的川剧《潘金莲——一个女人的沉沦史》规避了两性间的矛盾,借助非情节叙述赞美的实际上是“为女流作主的法典”.因而,就作品所具有的女性意识而言,创作于八十年代的魏剧反而不及写于二十年代的欧剧.     

想象与记忆:新时期朦胧诗中的历史书写

新时期朦胧诗中的历史书写,首先建基于诗人们个人生存时空中的生命经验、事件或事物、场景的亲历性及其记忆形态,尤其是十年"文革"在其生命经验中所造成的戕害,几乎成了他们笔下无法抹消的心灵阴影,并由此形成了朦胧诗初期历史书写的基本定势;继而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苦难叙事及历史追忆、反思向着纵深处的伸延、突入和启蒙现代性思想的成长,一股文化寻根思潮开始在朦胧诗中发生、蔓延,其书写向度也由先前的苦难叙述和单一的政治叙事向着多元的历史文化书写尤其是种族原型叙事偏转;可到了朦胧诗后期,诗人们又反转笔锋,开始由远古时空返回当下,力图从自身体验和想象的角度贯穿或整合历史,甚至将不同质的历史文化语码拼贴并置于一起,将之施以亵渎式操作,从而宣告了传统历史主义书写的终结。     

追求诗性与真实的统一——论自传中的自我书写问题

自传的自我书写是自传作家展示自我生命历程、揭示自己思想观念的过程,它追求诗性与真实的统一.自传作家通过复杂自我的转变,使自我的真实性在自传事实与自我夸张之间获得了很好的平衡,使自我的经验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和展现.自传的自我书写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影响中、在内在真实与外在虚构的矛盾冲突中、在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中、在作家与读者的潜在交流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示.自传作家在自传话语中完成了一种诗性而又真实的自我书写.     

论社会生活的历史书写--读夏日新著《长江流域的岁时节令》书后

人是通过创造社会生活的间隔来创造时间的.岁时节令乃是中国人社会生活时间体验的方式.对这一生活方式的历史书写抉发社会活动反映其内蕴的历史价值意义,使得社会历史变成与人类个体生活相联系的现实生命力.史家在历史书写中须经具体考察与对社会记忆的整理,发现史料中蕴藏的史实.历史书写中史识的表达要在钩玄提要,理解归纳民众世代相沿成习的,既具有历史性普遍化的岁时节令形式特征又能表述具体性地域化的节日节目实施内容,揭示其社会历史文化内涵.论文以书评的形式表述了上述观点.     

历史书写与记忆塑造(上)——古腾堡在近代中国

古腾堡印刷术传入中国之后,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不言而喻,晚清以来的很多文类,尤其是历史教科书、印刷史论述,都会提及古腾堡的贡献。这些文类对古腾堡印刷术及其与中国印刷术关系的再现模式,大致有三种。这三种表述从晚清开始发轫,在为人们认识和接受的过程中,却殊途同归为一种——古腾堡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晚清民初的知识分子通过这样对古腾堡、对中国及欧洲印刷史的书写、联系和对比,为中国找到在过去与现代世界中的位置,并借此表明中国一直以来对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参与和影响,它应该进一步拥抱印刷资本主义与追求由此派生的现代性。此种对古腾堡印刷术的表述模式又延续在历史叙述中,进而又改变和形塑了中国印刷史的书写乃至近代中国关于印刷术的集体记忆。     

萧梁太祖追认与历史书写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即位之初奉其父萧顺之为太祖,梁代的国史书写对于萧顺之的定位及王朝的开端与之后《梁书》《南史》有所不同,通过历史书写赋予萧顺之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因而构建起与当时语境相应的政治话语。     

影视史料与历史学“非在场”书写

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了以"影"与"视"为核心内容的影视史料,对传统史料既是充实,也是冲击。史学研究、历史书写者同时面临不断递增的新样态史料,急需建构新的援引规范。无疑,影视史料的种类、数量与日俱增,为历史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动的"资料。但"影视史料"对传统史料尚未构成颠覆性影响,历史学家、历史书写者依然会游走于传统史料和影视史料之间,"非在场"身份定位亦不可能发生改变。为历史书写很大程度上为书写者"非在场"的书写。     

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

科学实证的历史研究通常把传说与历史二元对立起来 ,而后现代史学的挑战却对此进行了质疑 ,因为他们试图解构历史撰写的客观性。事实上 ,无论口头传说还是历史文献 ,都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共同的特征 ,将两者对接起来 ,以期深化和丰富历史研究。从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 ,到现代实证史学 ,再到后现代史学 ,人们始终关注史料 ,因为史料是史家了解过去的惟一桥梁 ,只不过他们在如何了解真实的过去方面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并不仅仅表明学术史的断裂 ,同时也显示了一条连续的、一以贯之的思想链。     

冲突、挑战与交错——论E.L.多克托罗小说的记忆书写

研究了E.L.多克托罗小说中个人记忆和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小说通过突出个人记忆的力量,揭示了被忽视的历史视角,并挑战官方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对《但以理书》《上帝之城》和《安德鲁的大脑》的分析表明,个人记忆在弥合过去与现在、调和个人与历史之间起着重要作用。多克托罗的小说呈现了错位感,促使读者批判性思考历史叙述,并重新评估历史事件。通过挑战官方历史记录的权威性,多克托罗强调了个人记忆的重要性和其在全面理解历史中的作用。这种关注个人记忆的重要性有助于推动历史叙事的再认识进程,并促使读者重新参与到历史记忆的书写中,以对既有历史进行重新描述。     

文学理论史的理论品性与历史书写

文学理论史不同于美学史和文学批评史 ,它有自己特定的目的、功能 ,应该获得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从学科根本性质上说 ,它不仅是一门历史学科而且是一门理论学科。因此 ,文学理论史的书写既要显示出历史演化的主要线索和内在逻辑 ,又要有对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充分再现。     

清代道府请训与日常政务运作——兼论召见书写及其特点

在清代,道府选任受到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除分别繁简,划分官缺等级,更是订立请训制度,递折觐见,君臣面对面地问答交流。在此过程中,道府依次与吏部官员、长班、军机章京、苏拉、军机大臣、太监、皇帝（和皇太后）等交流互动,构筑起集事件、人物、行为、空间、时间为一体的生动的“舞台剧”。观看“前台”,透视“幕后”,不仅可以填补官方记载和行政运作的间隙,还能强化官员召见的历史感和现场感。而其间产生的皇帝朱批和官员记忆,为后人观察清朝国家治理和政务运行提供了重要素材。但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朱批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记忆有增删、修饰之处,利用时需要审视。     

作为范式的记忆与被书写的历史——“文化·记忆·历史”青年学者研讨会会议综述

正2013年12月21日,由暨南大学科研培育与创新基金远航项目("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与转型")组和暨南大学社科处联合主办的"文化·记忆·历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学术报告厅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西南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二十多名专家学者出     

新样态史料与历史书写

新样态史料之“新”凸显为信息时代的时代特征。借助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生成的新样态史料,与传统史料相比,不仅是外在形态的变革,扩大了史料的边界,也使历史书写者变成了信息消费者。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新样态史料将会成为史料家族中的“新宠”。虽然新样态史料对传统史料的影响是颠覆性的,但绝不可能遮蔽传统史料的价值,历史书写者应使新样态史料与传统史料相得益彰,并借助新样态史料的便捷,推进历史书写。     

论历史民族志的书写

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历史学和人类学遭遇了同样的表述危机,历史民族志可能是这两个学科用以应对危机的最佳表达载体。它是实验民族志中和中国研究主题最为贴近的一种,同时还被期待解决历史人类学学科定位的问题。在当前以历史学家为主体的对历史人类学的讨论热潮中,人类学的加入是有益和必需的。中国的历史民族志必须立足本土资料,同时在实践中融合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基本原则,而历史民族志的写作方法也应该是重要的探索内容之一。     

历史决定论探微——兼评历史选择论

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实质是历史决定论,而不是历史选择论。文章认为,历史决定论并不否认历史主体的能动性、选择性,但历史主体的历史选择本身就是受主体需要、客观条件、历史规律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唯物史观在哲学史上变革的实质就在于科学地揭示了历史选择的决定论根据,从而为历史主体自觉地创造历史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唐前律典的历史书写与谱系制造

李悝制《法经》,商鞅以之相秦,改法为律;萧何以秦《法经》为基础,增事律三篇而成《九章律》;魏晋修律以《九章律》为蓝本,增加篇目成《新律》及《泰始律》。这一古代律典沿革的谱系并非真实存在,而应是刘邵等律学家与臧荣绪、魏收及唐修《晋书·刑法志》众史官层累地制造出来的。他们之所以制造此谱系,当是受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释诸家制造“道统”“释统”之风影响所致,是有意为之的历史书写,不能以信史待之。     

历史、城市和共同体书写——21世纪美国族裔文学研究

相较于上世纪美国种族冲突的密集性和激进性,以及族裔文学屡屡传达的愤怒和抵抗主题,21世纪前后的美国少数族裔平添了诸多理性和冷静,以至于有些文化学者断言美国因奥巴马当选总统而进入“后种族时代”。事实上,21世纪美国族裔文学逐渐淡化了种族意识,并非美国主流社会疏于规训和歧视少数族裔,而是少数民族本身更倾向于探索人性和伦理等因素。它强调21世纪美国少数族裔面临的种族政治远未结束,而是更多地分布在日常生活、人性交锋和微观权力中。族裔作家通过重构传统历史叙事、探索当代城市众生相、呼唤流动性共同体等途径,构想美国社会如何才能弥合主流人群和少数民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富豪与穷人之间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