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与自由

道德自由作为一种积极自由并不具有导致集权专制的危险。但当它被作为一种内在的无限的精神自由来追求时,却是以牺牲对政治自由的追求为代价的。当它被看作是依据道德获得的权利时,它有促进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可能。但是,由于儒家的道德观主要是一种义务观,在权利观上是缺失,因此儒家的道德权利与西方意义上的道德权利有实质的不同,由此也就无法从中转出政治权利和自由。     

自由儒学:儒家道德根基批判

文章旨在批判和敞开传统儒家在道德根基理解上的不同面向,探究其中蕴含的自由因素。针对儒家经典中的“为仁之本”“德之本”等丰富多样充满张力和歧义的大量相关表述,通过对孝悌之本、仁之本、恻隐之本等道德根基理解上的不同向度的考察,借助传统自身的理路和资源,消化传统儒学道德理解上的内在张力,寻求儒家道德根基自洽性转化的可能路径,澄明情感自由对于道德的本原性意义以及自由儒学的可能性。     

礼·仁·中·生:儒家道德自由如何可能

自由可以在多种意义上理解.儒家别开生面地设计了一种道德自由,描述了一种道德境界,并就这种道德境界的可能实现做了精辟入微的探究,为道德建设和心理建设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支援意识和思想资源.该文在指出儒家道德境界的同时,力图从"礼"的理性自觉、"仁"的内在培育、"中"的方法运用、"生"的境界提升等向度,挖掘和深究儒家道德自由如何可能的前提条件、关键所在、方法原则、动态过程以及内在逻辑理路.     

"道德的自由"与"自由的道德"--儒家"至德"观与道家"上德"观之比较

儒家与道家的"至德"或"上德"皆以自由为理想价值目标,但儒家"至德"论的自由因是依善性的自觉和靠规范的进路而至的自由,故它是一种"道德性的自由";道家的"上德"论的自由因是依人的自然之性自然而来的自由,它舍弃了规范的进路,故它是一种"自由的道德".尽管如此,二者之自由皆是需要主体自觉才可能的自由.     

中西道德原则之比较

真正的道德自由应是坚持道德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的统一。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其道德原则偏重于自觉原则。而以基督教为背靠的西方伦理道德,其道德原则则偏重于自愿原则。这两个原则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含义,在道德践行中也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中西方传统伦理道德中又有共通性,这就为重构中国传统道德,实现道德自由的可能性找到了根据。     

儒家道德理想设计与社会道德实践的悖离

儒家道德理想可谓是一系列道德规范的精心设计,严密而和谐,具有高度抽象化、层次化和对等化的特色。作为古代中国的一种道德意识,儒家道德理想固然有可取之处。但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道德实践与儒家道德理想的悖离证明儒家道德理想设计是失败的,这是儒家思想的悲剧,也是历史的遗憾。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估价儒家道德思想对中华民族道德实践的影响及价值,还中国道德生活史以本来面目。     

中国道德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自我诉求

中国传统文化把理想主义、理性主义为特征的道德自我价值诉求作为个体人生的根本价值取向。儒家提倡以反求诸己的内圣和推己及人的外王成就德性自我;道家提倡少私寡欲、见素抱扑的自然德性价值和自由精神追求;佛教以因果轮回观念与佛性修行追求德性价值;当代新儒家主张道德的理想主义,肯定道德理性的主导和优先地位。强调和凸显人在文化世界和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道德主体性和道德自我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精髓。     

儒家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基于道德与政治之关系的视角

道德起源于政治需要。儒家认为,＂德＂的主要含义应是＂善＂,道德是实现太平治世的重要条件,是构建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儒家提倡＂以德治国＂,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不同功能。道德一旦越位扩张而致政治领域形成＂德治主义＂,即出现泛道德主义,则不可避免地会对政治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引入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治理手段——民主与法制,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儒家道德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在当前我国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民主要求,需要合理发挥儒家道德的理性指导作用,以老＂内圣＂开新＂外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既不能完全否定儒家道德的价值,又不能过分夸大儒家道德的作用。以自律的儒家道德辅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从儒家的＂内圣＂开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外王＂,正是儒家道德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     

中国非儒和反儒伦理文化中的意志自由论

自由在汉语语义上与“自主”贴近，指个性主体和类主体对外在必然性的不断挣脱，这个外在必然性既可以是物理世界的，也可以是人类世界的。然而，伦理学意义上的自由和哲学上、政治上的自由虽然相关，但更倾向于人格上的自主以及道德主体对人生价值的自我选择。与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道德自觉相反，以道家为核心的非儒和反德伦理文化一贯倡导与道德自愿紧密相连的意志自由，并对这种自由的哲学依据、生态依据、基本内容、沦丧背景、恢复途径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论。（一）自由是宇宙今的最高法则以道家为核心的非儒和反儒伦理文化中的自由有着…     

论道德的多元化与道德的泛化

道德的多元化是西方伦理文化的重要特征,而道德的泛化则是我国儒家道德一元化的表现,中西伦理文化这一两极对立的特征分别有着不同的表现,二者各自由地理环境、经济因素、外部文化环境这些两相悬殊的不同条件而造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必须拒斥道德的泛化而采取道德的多元化立场。     

从西汉法律看中国传统道德的法律化

道德的法律化是中华法系一个重要特征,其实质是通过儒者的活动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转变为法官审判的依据或法律条文。从零星记载的汉律条文中可以窥见:在汉代,这一现象已经渗透到立法、司法中。立法方面表现为对"孝"、"尊老爱幼"及家庭伦理等基本原则的维护;司法方面,表现为"春秋决狱"。此后,在汉律影响下,传统道德继续其法律化进程,至《唐律疏议》的出现,则标志着这一过程的终结。     

道德的中庸与伦理的中庸

儒家的中庸学说可多层面解读,从道德与伦理两个层面考察中庸的意蕴,道德的中庸并不完全等同于伦理的中庸,道德的中庸侧重德性,伦理的中庸侧重规范。我们辨析儒学的现代价值,目光应更多地投向儒家所主张的道德的中庸。     

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阐述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首先要辨明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家伦理和作为文化传统的儒家伦理的不同意蕴。儒家伦理之于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具有根源性、民族性、母体性、前提性、不可回避性和勿庸置疑性人文知识资源的重要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下 ,儒家伦理既有作为反面教材的警示功能又有为现代化提供动力支持的根源性优势之精神动源作用。     

儒家诗教生成的礼乐政治背景

儒家诗教以它凸显政治教化、强调"温柔敦厚"的风格影响着后世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对其被长久奉行的原因进行全面分析的论文尚不多见。拟从礼乐政治与《诗》的关系,"为政以德"的儒家政治诉求对诗教的需求,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教的影响,士大夫政治使得儒学、进而儒家诗教的长期奉行成为可能等方面来分析儒家诗教历代承传的原因,并强调要正确认识儒家诗教及其影响。     

儒学儒教一体论

儒学既是一种学说,又是一种宗教。儒学与儒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关儒学儒教的争论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从其学的方面,儒学丰富和锻炼了中华民族的抽象思维,形成了中国的主流哲学。从其教的方面,儒教对普通中国百姓的衣食住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道德上也起到一定程度的指导作用。今天对儒学的继承,应该注意一些基本的做人准则,形成儒学的道德金律。     

陆象山"荆门之政"及其反思

从南宋心学大师陆象山的"荆门之政",可以引申出如下对现代政治有益的经验教训:(1)象山先生承儒家德治观念,以心学为基础,建构起自己的政治学说。(2)"荆门之政"是象山先生在一年零四个月中创造的政治奇迹。(3)反思象山的"荆门之政",可以获得三个方面的启迪:第一,"荆门之政"实为象山理家治族经验的延伸;第二,现代社会要根除政治生活中的人治现象,不在抛弃儒家的德治观念,相反,倒是应该正确地理解儒家的政治学说;第三,从政者应该具备哲学的思维、哲学的方法、哲学的境界,以哲人的身份从事政治的活动。     

《管子》的儒家思想及其特点

《管子》的主导思想虽然是道家黄老学派,但其中的儒家思想也是十分突出的。儒家的民本思想、仁义德政学说、尊贤授德等思想皆在《管子》中有丰富的表现,但《管子》的儒学思想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儒家君子的核心价值观及其对当代人才观的启示

儒家君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人才与精神形象,其核心价值观是其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其核心价值观主要有：天地人和是君子最高理想价值观,智仁勇三德是君子内在品质价值观,尊道贵德是君子内在精神价值观,义以为上是君子精神外现价值观,德才兼备是君子人才素质价值观。儒家君子的核心价值观对当代人才观具有重要启示：一是利于把握人才的培养方向,二是利于衡量人才的基本素质,三是利于确定人才的价值取向。     

儒家伦理思想与“三德”建设

儒家伦理思想庞杂,良莠杂糅。批判继承和发展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公民道德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儒家伦理中的仁爱、诚信和孝悌思想进行阐述,探讨儒家伦理思想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统称"三德")具有现实意义。     

自由与道德、能力、市场--消极自由主义者与积极自由主义者的论战

消极自由观与积极自由观是当代西方各种自由观分歧的焦点,而这种分歧集中体现在自由与道德、自由与能力、自由与市场三个方面.这两种自由观各有得失,消极自由主义者所确立的物理主义的自由观虽然实现了客观性和道德中立性,但它不过是一种对个人价值、基本利益和需要漠不关心的"流浪汉式"的自由观;而积极自由观虽然关注权利、财富和机会的分配制度,但它是一种求助于人性论和价值观的高度规范性的解释方式,难以使自由主义成为客观的"科学".最后,文章指出了双方发生理论分歧的现实基础和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