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狂士的社会交往生活与江南士林风气

狂士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明代中期以后,在王学、禅宗和道学的熏染下,遂成为士林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狂士在社会交往中,追求任情适性、率性而为,甚至出现了有悖于传统儒学教诲的言行.然而,狂士特立独行的交往行为和夸张甚至矫情的言行在这一时期的江南流于时尚化,这表明了明代江南士人内心的苦闷和焦灼,是传统文化在这一特殊时代的一种特别表现形式.     

清代江南与两湖地区的经济联系

清代江南与两湖等地大规模的粮食、丝棉纺织品及木材等跨区域的经济交流,反映了同时期全国性商品市场网络体系的发展与成熟,其对两地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就江南地区而言,大量商品粮的输入,保证了江南丝棉经济作物种植区农民的日常生活及粮食的各类生产资料性消费,促进了江南丝棉纺织业和其它手工业多种经营的发展;对两湖地区来说,大量商品粮的输出,刺激了该地区粮食种植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清代全国最大的稻米产区。清代两湖地区棉纺业的兴起,虽对江南棉布市场有所冲击,使得江南经济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但同时,它也是一个机遇,它预示着江南与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将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展开。     

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群体的兴起

江南素有人才荟萃的美誉，士人对江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了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的重心。追溯这一历史过程，起始于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经历了西汉时期的一段沉寂后，随着江南经济日渐发达，文化发展，江南士人群体不断壮大，成为在东汉历史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地域政治团体。在重儒之风的熏染下，江南士人的学术修养日渐加深，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就，有著述传世的士人多达二十余人。江南士人群体兴起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原文化的传播，中原官吏的提携，另一方面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和世家大族的出现，都是江南士人群体在东汉兴起的重要因素。     

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

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朱子彦从明代中叶开始，江南地区农业与手工业中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虽然它在当时的整个封建经济中尚不占主导地位，但仍对封建的小农经济起了冲击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明代江南农业中的商品经济的显著发展，主要表现为江南地...     

论明代江南官田的性质及私有化

江南官田,由来已久。到了明代,更加庞大,成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近几年来,关于明代江南官田的性质问题,进一步引起中外史学界的注意,陆续发表了一些讨论文章,气氛比较热烈,问题有所深入。但是,总的看来,在认识上仍然有着很大的分歧。这里,我们拟就明代江南官田的性质、作用和私有化问题,陈述管见。     

汉末东吴时期的江南名士清议

汉末东吴时期,曾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名士清议之风也扇及于江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的兴起,对于汉末名士清议之风的东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江南名士清议之风的盛行,虽因黄武初年的暨艳案而遭受挫折,但其发展流变却对东吴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选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随着东吴选曹机构的清议化和乡里清议的官方化,最终使汉末以来的江南名士清议之风与王朝选官完全合流,成为维护江东大族和北方流寓大族仕宦特权的政治工具.     

明代中叶江南土地开发和地主的客商活动

<正> 自傅衣凌、西嶋定生、藤井宏等诸位教授率先研究以来,明代江南社会经济史之研究已经阐明了十六世纪商品经济开展之情形.当时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单纯商品生产,已在小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中见到.从江南与外省之间,农产品、手工业产品交换之盛行,市镇林立繁荣,可以确认明末江南三角洲全区都已经商业化了.本文拟以此为前提,试图探讨这时期的前一阶段江南地主商业化的契机.     

六朝历史与文化 汉末东吴时期的江南名士清议

汉末东吴时期,曾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名士清议之风也扇及于江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的兴起,对于汉末名士清议之风的东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江南名士清议之风的盛行,虽因黄武初年的暨艳案而遭受挫折,但其发展流变却对东吴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选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随着东吴选曹机构的清议化和乡里清议的官方化,最终使汉末以来的江南名士清议之风与王朝选官完全合流,成为维护江东大族和北方流寓大族仕宦特权的政治工具。     

明代江南的役田、义田与宗族

明代江南常州、苏州等府苦于赋役征收过程中的重赋“虚粮”,设置役田应对。无锡顾氏、华氏的事例说明,设置义田与役田不仅是为了完役,也是为救济族人。义田与宗法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江南地区,唐顺之提出了义田起于大宗之废的观点,王樵特别强调义田统理族人的作用,王世贞认为义田使得社会公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源于儒家宗法观念中余财归宗、不给资宗与“博施济众”仁政思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是效仿范仲淹,正统时杨荣与成化弘治时期徐溥、陈宗鲁、华守吉义庄较早设置,模仿者不少,士大夫对此互相激励。徐溥义田事例,导致明廷给予义田明确的政策,影响深远。明代江南义庄是作为宗族建设一环出现的,成为宗族制度的重要有机部分。     

江南文化的当代内涵及价值阐释

由于长三角城市群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区被规划的,在长三角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第一大城市群的同时,其作为一个经济型城市群的后遗症也日益突出.城市群建设不只是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在内的全面发展.在这一复杂的巨型发展系统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科学的发展理念或文化枢纽,而长三角区域内历史形成的江南文化传统,无疑是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对于长三角城市群文化发展而言,仅仅意识到文化储量丰厚、传统相关度高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是如何在返本开新的基础上实现江南文化的重建与当代转换.江南文化研究是应长三角城市群建设这一巨大的现实需要而兴起的一门新的经世之学,只有通过作为长三角地区传统联系机制的江南文化、特别是江南城市文化的当代转型与创新,才能为长三角城市的一体化建设提供必需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归属.     

唐诗中江南商人与商人妇的抒写

以商品经济发展为条件,江南地区的城市体系在唐代得以丰满并迅速发展.由此带来的变化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生活方式,并与区域传统交会碰撞,逐渐形成新的文化结构,进而影响到文学的生产.作为"诗的唐朝",涉及江南商人及商人妇的诗歌正体现了这一新的文化结构.诗中对他们生存状态与情感空间等的抒写,既彰显着这一区域的人文传统个性与现实政治生态,也昭示出江南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精神结构的新变化.     

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的危害、影响是颇为深广的。清代乾隆年间的史学家赵翼曾经指出:“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其实,作为已属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发展,皇权的大肆膨胀,附着于皇权腐朽肌体上的肿瘤——宦官,也恶性膨胀起来,他们的手几乎伸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所有领域。万历、天启年间,更达到空前的地步。近几年来,随着研究、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深入展开,史学界对宦官史的研究,渐趋活跃。对于明代宦官的概貌及其对经济发展的破坏,我们曾经作过一点粗浅的探讨。这里,我们拟就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的关系,再作一点初步的考察,看一看宦官对经济发达地区,究竟起了何种历史作用?从而有助于剖析在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时代,中央王朝对经济命脉所在地区实行的国策,及其特点和对经济调节的某种规律。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行文中,个别地方,我们有时越出明代江南特定的地域范围,引用了在比较广义的概念上江南地区的某些史料,这仅仅是为了论述比较方便而已。     

明代西北水利试探

西北地区,由于地势高亢,地形复杂,加以干旱少雨,气候条件不良,所以,自古水利不仅决定西北农业经济发展的规模,实际也决定着整个西北社会经济的面貌。明代是历史上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之一;随着这一地区农牧业比重的结构性转化,农业经济在西北地区的逐渐发展,西北水利在明代亦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明代西北水利的发展,不仅是当时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实际亦为清代西北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当时,由于政府势力实际控制线在哈密以东地区。所以,明代西北水利主要集中在     

“文社经济繁荣说”是否一个假命题

明代末年文人社团为何在"江南"兴盛?学术界归因于江南繁荣昌盛的商品经济。这是经济繁荣促进文学兴盛的普遍规律,我们无意对此进行质疑,但对此也要作具体分析。我们知道,明代万历前期经过张居正的十年改革,社会经济再度呈现辉煌局面,但也未能阻止住明末社会全面衰退的历史命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江南经济是否仍然保持其繁盛的强劲态势?如果江南社会经济在明末社会全面衰退的大背景下也开始衰退,那么,"文社经济繁荣说"就有可能是一个假命题。对此,我们不得不辨。     

吴门画派的书画酬酢与明代江南文人社会文化网络构成

明代是典型的科举社会、士绅社会,文人应酬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江南地区的吴门画派上接元代江南文人之气,下启清代四王“正宗”,在中国文人画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标志着民间艺术与宫廷艺术的分庭抗礼。作为一个向来喜爱以群体性形象出现的文人集体,吴门画派热衷于结社宴饮式的文化消闲活动,留下大量应酬性书画。借用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新资本理论,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三个维度对吴门画派几位重要人物的书画酬酢进行梳理,围绕明代江南文人是如何通过书画交游形成区域性社会文化网络、酝酿新的美学思想、构建文人画话语权、实现文人社会价值展开论述。初期,以吴门画派为代表的江南文人们追求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累积,而后逐渐实现经济资本的转换。书画酬酢不仅是画家审美理念的艺术表达,更是维系和拓展社会文化网络的重要工具。通过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互动,江南文人群体将其审美思想推广至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加强了文化话语权,使吴门画派率先成为明中叶后的文化先锋,被大众所认可。     

江南的文化地理界定及六朝诗性精神阐释

江南的文化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这种特质是超越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对江南进行文化地理界定显得十分必要。江南诗性文化的凝聚有赖于它的轴心期,刘士林先生将轴心期的概念引入到江南文化研究中,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看到江南的诗性精神是如何延续下来的。这个特殊的阶段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六朝时期,而《世说新语》便是江南轴心期的代表性历史文献。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实际上也就是文学家族.这是江南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相互作用使然,由此也充分显示出江南文化家族在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在清代文学史发展中,江南文化家族的参与程度极高,从一定意义上说,江南文化家族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清代文学创作力生成的过程.因此,对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认识,将有助于理解清代江南文学作者群的成长和创作环境,也有助于理解其创作的源泉和特质.     

清帝南巡与“江南三阁”

文澜阁、文汇阁、文宗阁是清代江南地区的官方藏书楼,主要贮藏《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江南三阁"的修建是南巡景观营缮事务日益成熟化的体现,修建之初作为帝王南巡行宫中的三处御书楼,主要贮存《古今图书集成》,但随着江南文化影响力的增强及在清帝国文化系统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江南三阁"最终与北方四阁一样,获得贮藏《四库全书》的地位,并且成为江南地区三处公共图书馆,内藏典籍一定程度上可供文人士子借阅抄录。晚清数次战火纷争,江南三阁彻底被毁,典籍也多散佚,唯有文澜阁在清末得以复建。     

宋元时期江南的水竹居与生态文明

宋元时期是传统江南景观的重要形成期,江南的水环境与竹林景观搭配在一起形成了文人居住环境的水竹居传统.早期江南的野生水、竹环境十分丰富,对文人宅园产生重要影响,曲水修竹成为经典的造园法式.城中水竹园极力模仿江南自然山水,南宋时期以湖州最著,与其“山水清远”的环境特质密切相关.乡居文人在小环境中凿池种竹,与圩田生境相协调,在营造环境之美的同时兼收一定的经济利益.     

宋代西北与各地的经济联系

宋代西北地区(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有着发达或比较发达的社会经济,同时还是防范契丹、西夏入侵的国防要地。因而,西北地区经济比其它任何地区都更具特色,与外地的经济联系极为密切,成为北宋国内物资集散、交流的重要区域。吞吐之间,关系国脉。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加深对于宋代经济、国防的了解,并可得到对于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动态认识和经济地位的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