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诠释：文化传统的诠释与重构”学术研讨会成果综述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对口支援西藏教育计划,进一步推进校际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2009年6月26日至29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和西藏民族学院政法学院联合主办的“经典与诠释：文化传统的诠释与重构”学术研讨会在位于渭水之滨、古都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隆重召开。     

《孟子》诠释与中国经典诠释特质

《孟子》诠释证实了中国经典诠释以“回归原意”与“意义创新”的统一为最终归宿,弥合了西方诠释理论中“求原意”与“求创新”的诠释张力;体现出了经典诠释的历史性特征;反映了中国的经典诠释承载着中国哲学体系的创建。     

战国法家、儒家的经典诠释与诠释的经典

每一个时代都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经典和经典诠释学。作为中国经典诠释学勃发的战国时期，当然也带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价值及意义。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讨论问题，大都以诠释经典为立足点，以社会政治学说为中心，包括礼乐、政刑、道德、名辩、治国、用人等诸多方面，各有侧重，但其着重点都在于为当时的社会寻找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于是，在经典诠释过程中，又产生了一批诠释经典的经典著作。     

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主体的多边对话与诠释循环--《管锥编》诠释方法研究之一

<管锥编>对古代经典的诠释实际就是对人生的诠释,是通过诠释经典中有关人生内容的方方面面来解读人生之谜;因而它诠释经典的方法,也因为人生的复杂多变而是辨证的、循环的.本文讨论了这种循环诠释方法在主体的多边对话方面的表现,认为<管锥编>诠释经典时引证材料非常广泛,所引作者毋论古今中外,所引书籍不限学科体裁,在充类至尽的引证中打通学科、语言、地域、时间等各种界限,由于每一条引证材料都代表一个说话的人出场,许许多多说话的人形成了一种多元对话的局面;<管锥编>将经典的诸多诠释文本和相关著作组合为一个意义整体,在经典文本与这一意义整体之间循环往复,使得经典文本的意义得到充分圆满的诠释.     

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

在中国经学史上 ,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诠释的方法论的学者。“理”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概念 ,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经文原义、圣贤原意与读者所悟之意是理解过程中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 ,理解的目标就是这三种意义的整体圆融和谐之“理”。语言解释与心法理解是其诠释的基本方法。朱熹所代表的这种诠释传统 ,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现代的诠释理论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

经学没有死亡,还有强大的生命力。百年来经学研究跳出了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而出现了古史辨派、唯物史观派与现当代新儒学三种范式,这三种范式均有自身的渊源。随着新材料(特别是出土简帛)的问世和新方法(特别是在西方诠释学刺激下中国经典诠释方法的重新审视、发掘)的讨论,经学研究有了锻造新的范式的机缘。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关于礼乐文明的解读,有了重新认识的可能。与西方经典诠释相比,中国经典的经—传诠释系统是开放式的,中国经典诠释的特征是以人为本位和以道德为中心的。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心学超越

从经典诠释建构哲学系统,是中国哲学前进的动力和主流.在经典与诠释的张力下,文本的经典地位发生着转换,诠释的意义追寻发生着游移.王守仁以心学诠释经典,实现了对经典诠释的超越.他以古本为基,透显了对原始儒学的复归.其诠释经典之旨在于得意忘辞,探求圣人之意,把捉圣人之道.他以心为标识,化天理为良知,认为六经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经,其"解经"的实质是"解心".     

解释与理解——浅析中国经典诠释的建构

中国有悠久的解经注经即诠释的传统,但"诠释学"作为概念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传入中国,首先被应用于文学、艺术等领域,进而扩展到哲学领域。近年来,随着国学的发展,"国学热"的出现,关于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文章拟在分析经典诠释的困境以及比较西方认知诠释学与本体诠释学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及其建构。     

新儒学视域下范仲淹经典诠释的特点及其思考

对于范仲淹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新儒学生成这一细节问题,学界相关研究尚处阙如状态。两宋新儒学是基于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得以形成与开展的,因此选择以经典诠释的角度切入该问题的讨论可以更为直观地体现新儒学初期的生成样态与开展趋向。通过对范仲淹经典诠释的形式、形态及特征的考察与检讨,不仅可以说明与此关联的若干流行见解需要被重新审察,还能够呈现出其经典诠释思想之于两宋新儒学的发生具有一种观念引导、意识转向的风向标意义。     

孔子的诠释自觉及其历史影响

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诠释活动主要是一种“学以成人”的活动。对诠释活动的这种理解源于孔子提出的一种具有突破性的“为学”观,即主张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就必须通过“为学”,尤其是“读书”“学文”,来效仿圣贤君子的所作所为,并对其“德”与“道”加以深刻理解与把握(“思”与“觉”)。由此,诠释活动便成为“学为君子”不可或缺的活动。这种“为学”观实是基于“人”的自觉而达到“学”的自觉,又由“学”的自觉而达到今天所谓诠释活动的自觉,包括对诠释活动的本质、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具体操作的自觉。现代西方的哲学诠释学与孔子的诠释自觉颇有相通之处,但后者包含了一种更为本源的洞见。正是基于孔子的诠释自觉,我国的经典诠释才作为一种连续不断的传统日渐形成,我国的经典诠释传统也主要依据“为学之道”来确定其基本观念、反思路径与问题意识。这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诠释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王弼哲学溯源——以经典诠释为中心

中国哲学是以经典诠释为基础的哲学之思,释经方法与本体追求密不可分地存在于哲人的经典诠释中。王弼为玄学之宗,其哲学语词、表述方式及思想指向,既继承又超越了两汉时期的天人相应之学,同时也为东晋时期佛教的讲论与传播提供了格义所需的思想依凭。基于经典诠释的变迁,追溯王弼哲学渊源,可以发现,王弼哲学主要通过汉末荆州学术及其经典诠释方法,同两汉思想传统历史地关联起来。当他秉持"得意忘言"的诠释理念,以"注""指略""略例"等释经方法,解读《老》《易》及《论语》时,诠释出的本体之"无"不仅贯通天道与人事,而且也启发了东晋士人对般若"空"义的解读与体悟。     

孟子经典诠释方法再思考

先秦哲学家孟子在儒家经典诠释实践中,围绕着"言"(文本)、"人"(作者)、"境"(语境)诸关系进行思考,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和"权变"等经典诠释学的方法论原则,与西方诠释学发展历程中先后提出的理解和诠释过程中的"创造过程的倒转"、"对话"、"作者语境还原"和"实践智慧"等理念交相辉映,成为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学的早期萌芽之一.     

《春秋纬》的过度诠释:孔子神化与经典臆说

<春秋>经本来非常简单,<公羊传>和公羊学通过"以义解经"生成许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春秋纬>进而通过孔子神化与经典臆说成为经典过度诠释的范例.尽管过度诠释可能会实现意义再生,但离开事实根据和经典本义的诠释毕竟让人觉得远离真正的学术探讨,不可避免沦为随意想象发挥和主观任性臆断.     

玄学、理学本体诠释方法的内在理路

玄学、理学均是通过诠释儒道经典而建构起本体论学说的。为了建构本体论,玄学的经典诠释方法是本末论,理学的经典诠释方法则是体用论。一方面,玄学的本末之辨深刻地影响了理学的体用之辨。另一方面,理学的体用之辨解决了玄学本末之辨所留下的问题。理学家通过体用之辨的本体诠释方法,才真正完成了建构儒家形上学的任务。     

论朱熹对经典文本的体验诠释

朱熹在诠解儒家经典文本时所运用的体验诠释方法,既是求得圣人之心的心理诠释,又是基于经验之上的力行践履,是反求诸己的切己体察工夫.朱熹的体验诠释立足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是对"惟本文本意是求"的语言诠释的超越,体现了儒家学说经世致用的特质,也反映了朱熹与西方诠释学家对体验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诠释目的诉求.     

知识论与本体诠释在艺术与思想上的审美新向

精神科学的社会诠释,对应的是发展的社会现象。在经典与网络新文的矛盾与争执中,有着更高更远层次的重新审察与超前诠释。在人类的差异相处中,让生活实践跟上先进思想,以"有趣"之美育力争精神志向的和平转型,让诠释更具新的社会生命的张力。文化情境就是精神绘画的意境,在一个力求使权力高度警觉、人文价值倍加关注、学术立场高度清醒的"三统一"的场域里,历史与当下给出的平台,也更能使人得到应有的理解与旨趣新的所向。     

王夫之经学的新诠释

王夫之“兼综汉宋”的和合诠释方法的融突和合精神,体现在“易道”上,如“以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彖》、《爻》一致、四圣一揆为释”,为经典诠释开出新“生面”。     

汉宋经典诠释方法异同考

汉学和宋学作为经学的两种形态,是两种不同的治学方法,其区别在于它们对经典文本的不同理解.汉学的诠释方法以文本为中心,注重对经典的文字诠解与梳理,解字释词及训诂考证是其特点;宋学则进了一步,从以文本为中心走向以传记为中心,大大扩展了解释空间.对汉学和宋学从方法论上考其异同,评其得失,有助于厘清经典诠释史的发展脉络.     

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及其本体诠释意蕴

王弼的《论语释疑》是其带着调和儒道的魏晋"先见"对儒家经典文本《论语》做出的一种玄学化的理解和诠释。这种玄学《论语》诠释主要不是着眼于对《论语》文本本身的释读和理解,而是假借诠释《论语》来注解和说明其为调和儒道而"发明"的举本统末的玄学观念和方法。从其《论语》诠释中确立的举本统末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来看,王弼玄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儒道两家的"和解"。不仅如此,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以"无"释"道"、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所实现的本体论建构和运用,也使其玄学《论语》诠释本身具有了本体诠释的重要意蕴。其中体现的"六经注我"的诠释特点及其本体诠释意蕴,对宋明理学诠释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