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与沈阳先生商榷

沈阳先生在"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虽然可以理解,不无积极意义,但有三个大的方面仍然值得商榷:一、基督教教义与宪政理论虽然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由此把两者用线性因果关系捆绑在一起,以基督教教义去证成宪政政治正当性、真理性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二、基督教及其教会组织对此岸世界宪政政治实现的促进,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利于权力得到有效制约的政治文化环境,而不是它直接卷入现实政治、积极去从事激进政治运动;三、宪政政治体现的正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的、底线性的和"消极被动"执行的世俗正义,它和由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教义规定的,带有真理性的"普遍秩序"与"普遍价值"是很不一样的.     

正义一元论：是对价值的僭政还是对历史的回归？——兼与张铭先生和沈阳先生商榷

2009年7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发表了沈阳先生《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后。张铭教授随即在该刊9月学术评论卷发表了与沈阳,先生商榷的文章。这组文章逐步将正义一元论的话题引向更为广阔和更为深远的对话场域中。围绕着基督教正义观、欧关宪政制度生成的历史性这个话题的争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两代人间的对话,深刻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深深的关切和理解。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到今天,在政治学者的思维方式上发生的一次深刻转变。本文认为,张先生的商榷,指出了部分病症,却没有给出合适的药方;可以说,正义一元论是对价值僭越的批判,是对历史事实的回归。而要真正防止极权政治,对多元价值论的批判和反思、对小共同体价值的法治化保守与引导才是正当之道。     

正义一元论:是对价值的僭政还是对历史的回归?——兼与张铭先生和沈阳先生商榷

2009年7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发表了沈阳先生<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后.张铭教授随即在该刊9月学术评论卷发表了与沈阳先生商榷的文章.这组文章逐步将正义一元论的话题引向更为广阔和更为深远的对话场域中.围绕着基督教正义观、欧美宪政制度生成的历史性这个话题的争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两代人间的对话,深刻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深深的关切和理解.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到今天,在政治学者的思维方式上发生的一次深刻转变.本文认为,张先生的商榷,指出了部分病症,却没有给出合适的药方;可以说,正义一元论是对价值僭越的批判,是对历史事实的回归.而要真正防止极权政治,对多元价值论的批判和反思、对小共同体价值的法治化保守与引导才是正当之道.     

发轫自小共同体的正义一元论体系：公民不服从的价值与社会基础

2009年7月沈阳先生《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一文问世后,张铭教授发表了与其商榷之《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两位作者先后都提到了公民不服从与基督教传统之关系。就大处而言,张先生的文章,有如下几点可商榷之处：（1）公民不服从既有罗尔斯意义上的书院式的多元论视角,也有伯尔曼式的基于宗教信仰意义的实证解读;（2）就实证与逻辑而言,在非正义社会以生命和自由为代价的公民不服从更需要来源于信仰的一元的善与正义观;（3）就行为模式考察而言,脱离小共同体的个体性良心抗争极易导致挫败,社会从而失去自我修复的机会。就法哲学而言,公民不服从关系到公民守法义务及其限度;在政治和法律史上,公民不服从运动又与特定宗教信仰存有千丝万缕关联。因此深入探讨公民不服从独特行为模式与精神气质,有助于我们借助另一个角度切入正义问题,深入分析各种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内在发生机制、运行模式及与社会之互动过程。     

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

近代政治文明体系是在利益与利益的较量、权利与权力的对抗、权力与权力的制约中形成的。利益、权利与权力诸要素并非欧关所独有。然而唯有基督教文明主导的欧美世界,以及欧美世界强力引导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才发育出了相对良性运行的宪政民主制度。基督教律法与恩典的整全关系,构成了西方宪政理论的逻辑起点：以新教（抗议宗）为代表的基督教教会,以清教徒为主体,所开展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则让这种法治伦理具备基本的动员能力、群众基础和组织资源。基督教既持善一元论,又持正义一元论。作为宪政国家的伦理结构,善一元论与正义一元论的分野．促使开放社会形成了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是对价值多元论谬误的一个纠正。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论证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的重要性。由法政史学这门跨专业学科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解读范式,以基督教神学和政治哲学为起点,可以延伸到政治科学和管理科学中去．能完整解答类似疑问：缘何立宪时代的美国没有多少政治哲学大师．却成功建立了宪政民主超级大国的社会与制度基础。     

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

近代政治文明体系是在利益与利益的较量、权利与权力的对抗、权力与权力的制约中形成的.利益、权利与权力诸要素并非欧美所独有.然而唯有基督教文明主导的欧美世界,以及欧美世界强力引导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才发育出了相对良性运行的宪政民主制度.基督教律法与恩典的整全关系,构成了西方宪政理论的逻辑起点;以新教(抗议宗)为代表的基督教教会,以清教徒为主体,所开展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则让这种法治伦理具备基本的动员能力、群众基础和组织资源.基督教既持善一元论,又持正义一元论.作为宪政国家的伦理结构,善一元论与正义一元论的分野,促使开放社会形成了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是对价值多元论谬误的一个纠正.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论证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的重要性.由法政史学这门跨专业学科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解读范式,以基督教神学和政治哲学为起点,可以延伸到政治科学和管理科学中去,能完整解答类似疑问:缘何立宪时代的美国没有多少政治哲学大师,却成功建立了宪政民主超级大国的社会与制度基础.     

社会转型、意识形态、政治正义与制度变迁

社会正义、制度精神与公权力等因素,与制度体系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前者是后者的核心要素。这样,制度变迁或社会转型就是在社会正义原则的规范与调节下,重塑制度精神、转变观念与意识形态以及改进效率的统一。社会正义原则尽管源于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利益团体的合理诉求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交替,它的表现形式却只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的、观念化了的逻辑体系,因此,它必须借助具体的社会规则与公共秩序来承载并表现出来。     

正义的历史性、层次性与小共同体经验——回应张铭先生

2009年9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刊登了张铭先生对拙作<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的商榷文章<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一文.张先生提出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社会与哲学困境.然而,张先生的商榷文再次遮蔽了更多的话题.张先生对新教改革和政教分离等重大政治事实的叙述.本身就出现了诸多盲点和误区.基督教正义一元论转变为世俗政治正义的过程中.并非是"极权政治的土壤".张先生更大的误区还在于.以一种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现代性的叙述手段.忽视了人类正义认识的历史性、层次性和小共同体经验.政治思想史与小共同体发育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过去如何演变为今天,而不是透过批判历史与人生的不美好,以知识分子叙述为中心的多元论解构小共同体价值.     

正义与乌托邦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社会发生了两次影响深远的大辩论,一次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另外一次是历史的终结。这两次终结的实质是它们都意味着乌托邦的终结。在当前乌托邦逐渐衰落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追问并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还需要乌托邦?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就会产生出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乌托邦?文章认为,我们今天需要一种可行的乌托邦,而这种乌托邦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宪政之维--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

罗尔斯正义理论呈现出阶段性的修正和转换.文章通过西方宪政传统这一维度,考量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确立和转换.认为促使其理论转换的深层原因在于正义原则对宪政民主政体有一种内在要求,其理论实质乃宪政之正义,同时,这一研究有助于更深一层理解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性之实质.     

正义的历史性、层次性与小共同体经验——回应张铭先生

2009年9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刊登了张铭先生对拙作《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的商榷文章《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一文。张先生提出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社会与哲学困境。然而，张先生的商榷文再次遮蔽了更多的话题。张先生对新教改革和政教分离等重大政治事实的叙述。本身就出现了诸多盲点和误区。基督教正义一元论转变为世俗政治正叉的过程中，并非是“极权政治的土壤”。张先生更大的误区还在于，以一种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现代性的叙述手段，忽视了人类正义认识的历史性、层次性和小共同体经验。政治思想史与小共同体发育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过去如何演变为今天，而不是透过批判历史与人生的不美好，以知识分子叙述为中心的多元论解构小共同体价值。     

政治正义的历史演进与现实要求

政治正义是对政治权力的占有和行使以及它所提供的政治秩序是否正当的根本性追问。政治正义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司法正义向宪政正义再向行政正义的演变,体现为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交替发展。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客观现实,决定了政治正义的具体内容和推进步骤。     

西方政治正义的贫困与马克思政治正义思想的超越

政治作为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须臾不能离开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囿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西方政治正义理论隐含了某种程度的普遍主义哲学世界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从而不能实现对政治正义及其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把握。因此,对政治正义及其本质的科学阐释与辩证分析只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架构内实现。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以“为人类求解放”为终极价值,科学擘画了人类社会的理想图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正义思想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价值取向。在新时代,政治正义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追求,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画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宏伟蓝图、提亮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鲜明底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价值追求和政治品格。     

西方传统政治正义模式的历史建构

从理论上来看,政治正义模式有"政治价值正义模式"和"政治形式正义模式"两大类.西方传统政治正义模式的历史建构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社会个体价值"自然法定的政治价值正义模式阶段,"民众意愿'广场式'直接实现"的政治形式正义模式阶段,"民众意愿'共和式'间接实现"的政治形式正义模式阶段,"民众政治生活'双重式'二元实现"的政治形式正义模式阶段.     

论正义的二元结构特征——兼与王海明先生商榷

人是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统一,基于此,正义便可分为基于人的差异性的正义与基于人的同一性的正义,正义是二元结构的。按贡献进行分配主要体现正义的差异性原则,它不适于解释人权平等,因为人权平等是根据人的同一性原则而生成的。     

追求正义与善：西方政治合法性思想的缘起

追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源头,对其理论基点——＂统治与服从＂关系的探究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发端。思想家尤其强调＂正义＂和＂善＂在统治合法性中的基础意义,它主要体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思想中。     

多元时代的“正义方舟”问题——评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

由于一系列原因,世界的“多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真问题。多元时代的出现与现代性的发展及其问题相关联。现代性的发展击碎了人们对启蒙理性的普世同一性的信仰,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则使多元化在当代社会中因受到挤压而剧烈反弹。多元时代的困境可以概括为“多”和“一”的取舍两难问题。多元化的冲击,会不会导向“有多而无一”的分崩离析?对此,罗尔斯在他后期“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中重新调整了正义问题的重心,及时把握住了新问题的一些方面,并且提出了“价值体系多元、政治正义一元”的解决办法。但是,这一政治自由主义的方案受到了许多质疑,是否成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反思。     

“主义”制度的“正义”之维

正义原则的二重属性即同一性正义与差异性正义构成了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在社会实践中的对立统一。人类社会"主义"制度的演进是以"正义"原则为内核展开的由低级至高级的发展历程。"正义"原则在中国"主义"制度的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     

政治正义的哲学传统与马克思的正义观

由苏格拉底开启的古典政治哲学,以探究德性(arete)为主题,思考正义的社会秩序问题,然而,在马基雅维里那里,政治哲学蜕变为政治术,霍布斯更是强化了政治的科学性,置权力于优先地位,把权力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由此形成了政治哲学的两大传统.这两种政治哲学传统又都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视角去思考和构建现实的伦理生活,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政治正义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