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客家人移居广西玉林的历史溯源与家族观念考察——以桂东南一客家家族村落为例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广西玉林一客家家族村落族谱、祖先传说和围龙屋的剖析,以及对该家族的祖先从广东移居广西玉林的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客家宗族迁徙后,家族成员的集体记忆通过以族谱和围龙屋为代表的家族物质文化在民俗生活中的使用、家族中口耳相传的祖先传说以及家族祭祀仪式得以维系;族谱的使用和重新编撰体现了客家族群在特定的生存环境和历史脉络下的"再生"和"创新"的社会文化过程,祖先传说与祭祀仪式为村落社会认同提供了深层基础,使家族成员的血缘联系和家族观念得到强化,重要的家族文化和风俗习惯也由此得以传承.     

文化的认同与精神的重建——论新时期家族小说的叙事情感

由于当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不同时期的文学对家族文化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判断.在新时期家族小说创作中,当代作家由20世纪80年代对家族伦理的批判与嘲讽走向90年代对家族文化的情感认同与精神重建.文化认同表现在叙述者对血缘关系与家族伦理中积极因素的肯定,对"家"的眷恋与归依情怀.在精神重建时作者常常把敢爱敢恨的性格、野蛮、强悍的天性作为民族精神的宝贵资源,以积极的态度表现出对精神家园的寻找与民族文化精神重建的尝试.     

中国传统伦理特点与现代伦理建构

中国传统伦理作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其生存、发展的根基在于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等级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建构,它是以"家族本位主义"为基本价值原则,服务于封建社会稳定人际关系、维系宗法关系、巩固社会等级秩序需要的重要思想工具。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其鲜明特色。中国现时代伦理建构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从制度伦理、公德建设和强化道德赏罚机制入手。     

中华伦理范畴与中华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

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合理性,就在于与时偕行的社会历史发展中,以其伦理精神价值的具体合理性适应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的需要。中华伦理范畴在和合学"竖观"、"横观"、"合观"的视野下,其逻辑的结构性,思维的整体性,形态的动静性,历时同时态的融合性,内涵的生生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中华民族伦理精神和道德行为规范的价值合理性也得到了完善的说明。     

网络文学的现状与取向

在技术主义思潮、消费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等多重冲击和渗透下,网络文学"爆发"了"精神缺失"危机。新时代的"通三统"为我们克服和化解此危机提供了既深切关联又各有侧重的三重启示,即重建网络文学之"情本"精神、政治伦理精神以及意识形态精神等维度。网络文学的基本定向和发展道路,必然且应当是社会主义网络文学及其历史实践。     

从徽州楹联文化看徽商精神

徽州楹联作为楹联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徽州文化的物质载体.徽商用它来指导经商,形成了独特的徽商精神.徽州楹联文化中蕴藏着徽商独具特色的"徽骆驼"精神、诚信经营的原则、"贾而好儒"的文化追求以及坚守伦理的家族观念.通过徽州楹联文化看徽商精神,可以发扬徽商文化,挖掘徽商精神内涵,准确解读徽商精神的现实意义.     

略论土家族古镇的居住环境及建筑特色

本文从居住环境、村落布局以及房屋建筑形式等方面，阐明了土家族古镇建筑文化的特点以及与该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晋商常家商业伦理精神的现代意义

晋商常家商业伦理不仅在常家家族商业的崛起、发展、兴盛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商业伦理研究与建设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常家的崇商敬业、尚义求利、杖信如石、以人为本的商业伦理精神,对当今市场主体职业观、利益观、信用观的树立和科学经营理念的形成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创建有产业特色的社区文化 探索农村文明建设新路

几千年来,村落家族文化在我国广大农村一直占据着主体地位,它是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族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历史沉淀,它的基本精神和历史个性就是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是一种家族本位的伦理型文化。注重人伦、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追求科学的欲望,其尊卑有别的隶属观、谦恭礼让的处世态度;重义轻利的价值判断。求同的思维方式和知足的文化心态,既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又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通过扬弃实现革新,使之适应改革开放、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是势在必行的。     

论儒家思想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

儒家思想和谐观千百年来深刻影响了作为伦理意识物化的中国古建筑,从而产生了都城、宫殿建筑王权至上的政治伦理及民居建筑的血亲家族宗法伦理。因儒家伦理和谐观中"礼"的需要而形成的建筑等级制度,使中国古建筑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     

传统村落的综合多元性价值解析及其活态传承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美丽乡村"建设中,传统村落的综合多元化价值愈发凸显。传统村落具有"惠及苍生"的农业生产价值、"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村落共同体的生活价值以及文化传承与教化价值。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既要根植本土特色资源和深厚乡土文化,将其优秀多元化价值活态传承下来;同时又要创新发展形式,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以及满足村民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传统村落在保护中发展以及在发展中得以有效保护。     

晋西北家族村落现代化的繁难进程--山西河曲范庄的个案研究

范庄位于晋西北的河曲县,这里依山傍水,凝聚了农耕与游牧、中原与边塞多种文化的内涵.通过文献法、访谈法、实地观察法等形式的综合调查,可以看到当地民众的生活图景,从而由家族村落习俗角度探求其发展滞后的原因,即家族村落习俗与现代化发展的关连;进而从一般意义上加深对北方家族村落的理解,为南北方家族村落的比较研究提供实证.     

传统伦理精神的形态与内在矛盾

传统伦理精神的形态和实质是人情主义。这种人情主义具有三个要义,即人伦本位、人情法则和伦理政治本质。自然情感、道德情感与政治意识的矛盾,家庭成员与社会公民的矛盾,理性与情感、人格与人伦的矛盾,是内在于这种伦理精神的三个矛盾。作者分析得出:传统伦理精神是以情感为本体,人伦为本位,血缘为根基,……五伦宗法等级关系为实体的家族精神统摄下的中庸模式。     

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历史哲学结构

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在经过现象学还原、法哲学分析之后,还需要历史哲学的综合.历史哲学扬弃了现象学与法哲学中意识与意志的抽象性,达到意识-意志的"精神"复归与历史现实性.历史哲学是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辩证复归.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在历史哲学中同一,伦理精神是道德哲学形态的民族精神,二者同一的基础是"精神-伦理-民族"的概念贯通.民族是伦理的实体,伦理是民族的精神.历史哲学的本质和方法论实质是"哲学的历史"."哲学的历史"是民族精神、伦理精神"永远的现实性"的历史,是民族精神、伦理精神自我运动、辩证发展的历史.道德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应当以民族精神或作为伦理实体的民族精神为研究对象."人文力"是道德形而上学的法哲学分析向历史哲学综合转换的概念中介和概念过渡,它是"冲动力"和"冲动的合理体系"的历史-文化形态.     

甘肃靖远张氏家族助学基金的产生及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家族助学基金是在国家助学国家助学体系的基础上衍生而来,它的成立是以家族特有的道德伦理精神和家族文化为支撑的。家族助学基金所表现出来具有中国传统美德和优秀文化精神的特点和实践性,对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积极的作用。     

“家庭出柜”:影响因素及其文化阐释

"家庭出柜"不仅是同性恋者个人的"私事",也是重要的"家事"。家庭出柜的影响因素包括出柜主体的个体特征、前期铺垫、时机选择、宗教因素以及父母的文化认知和家庭期待等。家庭出柜迫使同性恋者陷于同性欲望与家庭伦理的冲突之中。一方面,由于受传统伦理本位的、以"孝"为核心的礼制之约束,家族主义取向下的同性恋子女认为自己不孝,愧对父母与家庭;另一方面,从儒家关系主义的角度来看,相互依存的、关系性的自我观是导致同性恋者与其父母之间产生代际文化冲突的另一根源。孝道、关系伦理、家族主义、文化偏见等这些要素共同导致家庭出柜成为两代人之间的两难困境。     

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之我见

清雍正年间在上家族地区实施的改土归流是上家族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使士家族地区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土司统治，促进了土家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土家族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就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特点、社会作用谈点粗浅的认识。一、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元代统治者建立全国政权以后，为了强化中央集权，遂对少数民族地区加强治理。元代在宋代羁糜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一套上司制度，以此来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此时，土家族地区设立了许多军民长官司。明代在元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土司制度。有…     

情理主义伦理精神形态及其中国意义

中国情理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传统,不仅在于契合了中国血缘文化的文明路径,而且其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建构了一套"伦理世界—道德世界—生活世界"内在有机统一的伦理精神体系,为中国人遭遇的生命困境提供了解释系统和超越之路:从血缘关系出发的"伦理世界"为生命的安顿提供了伦理支撑;以性情论为人性预设的"道德世界"为个体生命追求"乐"的精神境界提供了精神动力;情理精神在"生活世界"的渗透培育了独特的中华民族精神,即宽和融通的中庸精神、以血缘亲情为源头的仁爱精神以及刚健进取、知足常乐并行的乐观精神。尽管中国情理精神传统与中国现代化过程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它所展现的契合人的生命生活的价值真理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现代性爱与家族伦理:五四主体建构的深层困厄

五四青年虽然走出家门,但主体建构一直受到家族文化的牵引和制约,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们一直徘徊在现代性爱和家族伦理的矛盾纠葛中.五四青年的觉醒从性爱意识的萌发开始,他们期望情爱与性爱的和谐一致,但却又总是在人伦与人欲之间挣扎,表现在文本中或是圣洁的精神恋爱,或是赤裸裸的性描写.个性解放赋予五四青年追求性爱的合理性,但家族伦理灌输的"万恶淫为首"的观念却又处处压抑着他们回避性爱,五四青年挣扎于人伦与人欲的漩涡中而苦闷、焦灼,却又无法在新旧/中西性爱伦理中寻找到平衡的支点,自我的分裂将使主体建构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     

儒家“亲亲”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族长研究——以清代民事习惯为视角

族长既是在儒家"亲亲"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管理家族事务的家长,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捍卫者、执行者以及传承者。清代民间形成的关于家族和族长的民事习惯反映出家族族长之于国家管理、民间治理的重要作用。族长是一个家族的家长,是国家和民间均认可的家族代表者和管理者,享有处理家族事务的最高权力。但是,族长在产生方式和职责上又与基于血缘关系产生的宗子有所不同,除了以家族"最尊长"者自然担任外,通常由族众公推选举"贤能"之人担当。族长的职责主要是处理家族日常及重大事务,充当家族事件的见证者、纠纷的裁决者以及家族利益的保护者,在中国传统社会发挥了维护乡里和睦、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