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性具善恶"观论析

天台宗的“性具善恶”观在具体发展中是有细微变化的。作为“性具善恶”思想成立基础的“一念心”具有三层含义 :其一 ,“心”与外缘相遇而起动的瞬间。其二 ,无明与法性的相即相待。其三 ,心即实相 ,实相即心。智的“性具善恶”有“法门教化”的含义 ,而其哲学论证则是“三因互具”。湛然谨慎地引入了真如不变随缘的观念 ,在本体论上提出了“一念心性真如”的提法 ,但在论证“无情有性”说时仍然偏于“理体”而未能妥贴地将一念心与真如合为一体。在性具善恶问题上 ,湛然贡献出了两个理论命题 ,即“修性不二”和“染净不二”。湛然引入《起信论》之说却引发了宋代天台宗内部的争论。在“山家”、“山外”之争中 ,知礼提出了“理毒性恶”的思想 ,将佛性具恶的层面提高到了“理体”的高度 ,这是性具善恶思想的极致。     

生佛互具:天台宗心性本体论的逻辑推展

天台宗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即一性皆成）的积极倡导者。唯识宗一分无性论提出之后，荆溪湛然对窥基的理据进行了逐条反驳。为了与唯识宗之说划界以弘扬己宗，湛然树起“无情有性”的旗帜，一时竟能“中兴”台宗。从众生与佛的关系上，台家倡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并且在性具思想的根基上言“生佛互具”，这也是天台哲学独特之所在。不过，究极而言，台家之所以能如此言之，与其标立一念心本体密切相关，由“一念三千”所包含的“十界互具”，逻辑地可推论出“生佛互具”的结论。这可以算作天台哲学之细密处的例证。一、真如遍在与无情有性在…     

“知行合一”——王阳明的成圣之教

“知行合一”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提出的一个命题,此命题自提出之日起到现在,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他的学生、同时代学者都曾与他反复探讨过这一命题.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以“销行以归知,终始于知”来概括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并为后世学者所接受.近现代唯物唯心之说盛行后,人们又进一步把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是典型的“销行以归知”的唯心主义,而“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则含有唯物主义因素,这显然是片面的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手法.如果我们把“知行合一”说放到王阳明的整个心学体系中,放到阳明的生命历程中去理解,那么,唯物唯心的说法,“销行以归知”的说法,都应该重新商榷.因为这些说法都是从认识论知识论的角度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并不是为了探讨认识论上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为了解决认识论问题他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说目的是净化人的心体不使一念不善存于新中解决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问题他的“知行合一”说实质上是一种成圣之教一种道德律令下面就从这一角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做一疏解.     

“三千里步行” 与穆旦的“转变”

长沙到昆明的“三千里步行”,并没有让穆旦看到中国社会的“现实”,改变他的主体性生存立场.在抗战初期“时代感情”等因素的作用下,穆旦事实上只看到“风景”.其早期诗歌中的个人与世界之对抗性关系,经由“风景”这个特殊的现代性认同装置被保存下来.内地中国社会生活的“落后”景观,也只是一种特殊的“风景”,让诗人进一步卷入现代性生存论装置深处,埋下后来的认同危机之种子.     

天台智的反形而上学佛学体系

天台智的“圆融三谛”说是反二元论的佛学真理论 ;“一念三千”是在修行论方面对心法二元论的挑战 ;圆顿止观是对形而上学次弟修行方法的改造。智佛学虽然给形而上学次弟修证方法留下地盘 ,但仍不失为佛教史上第一个体系化的反形而上学学说。     

郭子仪“家人三千”辨析

《旧唐书·郭子仪传》称,郭子仪“家人三千”。那么“家人三千”都指哪些人呢?武伯纶先生认为:“郭子仪有八个儿子,连女子算上,至多不过数十人,所谓三千,大部分肯定是奴婢,唐人户籍也计奴婢。”(见《人文杂志》1981年第1期)仔细考诸史籍,郭子仪“家人三千”是指注籍的包括亲属以及部曲、奴婢在内的全家所有人口,而其中大部分当是部曲。     

“具身化”的研究困局与理论突破

“具身化”作为当前身体研究的核心概念,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领域被广泛应用,但因各学科对“具身化”在认识上存在观点分歧,相关成果在经验解释的精确性、有效性及可操作性等方面面临着质疑和批评,所以从整体性角度推进“具身化”理论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其中,英国社会学家克里斯·希林提出的“肉身实在论”为各种研究思路寻找到交汇点,初步建构起整体性“具身化”理论的雏形。未来的“具身化”理论研究可从建构取向、生成取向和互动取向三方面继续澄清身体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联,进而探索一条“超越二元论”之外的理论进路。这需要加强中国本土“具身化”自主知识的探索,为中西方“身心一体”与“身心二元”文化观念提供鉴照和理论参照系。     

论道德哲学的研究对象“善”

一、“善”被理解为人的实践 善,是个既古老而又常具新意的思想范畴。说它是古老的,这是因为,自古就有许多贤人智者对它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如苏格拉底“美德(善)即知识”和孟子的“性本善”。说它常具新意,这又是因为,一方面,不同时代要赋予“善”以不同的新的含义。另一方面,古代甚至近代的探索者总是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它的实质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后才真正暴露出来,因而有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     

论湛然的“无情有性”说

无情有性说是天台九祖湛然的重要思想,湛然从三因佛性、"真如不变,不变随缘",色心、依正、三身不二的角度论述了无情有性说的主要内涵.     

天台湛然真如缘起论之评析

真如缘起论可以说是湛然的本体论思想之一。湛然在他的真如缘起论中,虽然引用了《大乘起信论》中的真如随缘说,但却又有所改造和发挥,即他是立足于自家实相原理的基础上来观待真如以及真如与万法的关系的,从而建构了一种别有天台特色的真如缘起论,也即实相缘起论,并以此理论来抗衡另以《起信论》为基底而展开无尽缘起理论的华严宗。     

浅论天台宗小止观的教理与实践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后,又经数百年之传播,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其第一个宗派,即是中国佛教天台宗。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顗建立了庞大的理论体系——止观学说。止观学说融实践、理论于一体而盛行于世。事实上,止观不仅是佛教徒修身养性、求禅得证的不二法门,也是普通人培养心性、陶冶情操的有效途径。     

《延安颂》系列经典影视的理论演绎与传播

五四运动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两者的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延安颂》经典系列影视生动阐释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中国化的根本价值取向。经典影视阐析了军民鱼水情,歌曲《歌唱延安》唱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延安颂》等影视彰显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毛泽东思想获得活力与动力。中共七大胜利召开,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最终确立。     

朱子哲学当代诠释方法论之反思——从“继别为宗”到“横摄归纵”

本文旨在针对牟宗三对于朱子学所提出的独特论点,提出反省批评,并经由方法论的深层反省,指出此中所含"逆格义"的诠释限制,进而时朱子学提出一更恰当的可能诠释与重建.首先,简要阐释"继别为宗"的意义,并指出这宗法性的分判本身的限制何在,在方法论上将有如何之限制,并深入朱子的相关文献,对比诠释,指出所谓"本质工夫"与"助缘工夫"之区别,及其在诠释上的缺陷何在.再次,以朱子的<格物补传>为核心,指出它仍归本于"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大传统,其并非"静涵静摄的横摄系统",而是"横摄归纵的系统".换言之,朱子学仍是孟子学,只是它开启了孟子学的道德理智主义一脉,而不同于阳明学的主意主义.朱子为横摄归纵的系统,而阳明则为纵贯横推的系统.牟宗三关于朱子阳明的根本分判是可争议的.朱子学一方面强调"格物穷理",但另一方面则强调"涵养主敬",此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其中隐含一"知识"与"道德"的辩证性结构.这可以说是由"识别于物"而"知止于心",最后则"明通于道",从知识的横摄到归溯于存有之源,即此存有之源即是道德之源.借此进一步反思学术社群、诠释权力及学问系统之诸多问题,以朱予学为焦点,指出该跨越当代新儒学的限制,而进入一个崭新的诠释时代,中国哲学之发展将有新的可能,朱子学亦当有一恰当而妥贴的诠释.     

要重视对大学生进行"三个代表"的教育

“三个代表”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教育大学生 ,要在“形式、内容、方式”上不断创新 ,才能把大学生培养成适应时代要求的合格人才     

“志-命-文”的对应与诠释——《卜居》八问的对话论述

《卜居》以对话体赋写成,屈原问卜于郑詹尹,以对问方式进行,八个问题的表,突显屈原人生态度与抉择,屈原心中实非真有所疑,问卜之意无非“自白廉贞”而已。《卜居》篇幅虽短,但形式特别,寓意深刻,全文以占卜始（郑詹尹乃端策扶龟……）,以卜不决终（詹尹乃释策而谢……）,这一场文学与宗教的对话,是隐喻的情结,既赋写了屈原“以情悟道”的心灵图像。更启示后世对话体赋的写作。屈原身遭迫阮,在“志-命-文”对应关系的建构和诠释中,对话提供含蓄婉藏的特殊情思．满足抒发情思意志的表白。     

论“观”在《周易》哲学中的建构

从《周易》开始,＂观＂即成为中国古典哲学中主体与对象发生关系的基本方式。＂贞观＂这个命题其实为《周易》哲学重视＂观＂的方式提供了哲学依据。这种由＂观＂而来的主体行为主要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存在论的,它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直接被给予性的信仰。通过这种＂观＂,古人从被直接给予的天地精神那里得到的不是知识的可靠性,而是生存的可靠性。在这种＂观＂的建构中,＂观＂卦中的＂观生＂主要还是一种经验性的道德践履;然而《易传》中的＂观象＂则具有了深刻的形而上的内涵,这种＂观＂由效法天地而成为天人相合的重要条件。所以,在《周易》中,＂观＂不仅是人以理性之光照亮天地,更是人自然地处于天地澄明之中。     

退溪“礼缘仁情”中的易学思想

退溪学《易》、讲《易》、述《易》完全是为了进修践履。退溪既继承朱子,又与朱子有所不同。他认为“《易》乃理数渊源之书”,而不赞成朱子“《易》本为卜筮之书”的观点。退溪体悟《易》的时中之义至精,且身体力行之。他主张礼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礼在践履中从俗、从宜、从权,其基点是“缘仁情”。     

论先秦"中"观念的理论形态演进

先秦时期,产生于实践活动的"中"观念在走出了对具体物象的表意之后,经历了由政治性范畴到伦理性范畴,再到本体性范畴的不同理论形态演进.作为政治性范畴,"中"的基本含义是"中正";作为伦理性范畴,"中"的基本含义是"中德";作为本体性范畴,"中"的基本含义是"中庸"."中"的这一理论形态演进体现了先秦时期人们理性思维能力的不断提高,成为后世奉行"中庸"之道的思想理论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