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

郑和下西洋,使明朝在东南亚地区全面建立起华夷秩序.明成祖在东南亚地区所推行的华夷秩序,完全基于"王者无外"和"怀远以德"的传统理念,从而排除了明朝对于东南亚的不良企图,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东南亚诸国对于明朝的向心力.然而,他所推行的华夷秩序由于偏重于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完全排斥了民间交流的基础,又缺乏必要的文化交流所孕育的文化认同,因而没有形成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长效机制.     

中国走向近代历史进程中两位伟大的先行者——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兼论李贽的启蒙思想

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历史进程中,有两位伟大的先行者,那就是出生在云南的郑和与曾任云南姚安知府的李贽。郑和七下西洋,虽不像后来的西方航海家那样,完全是适应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为开辟海外市场的需要,但这一壮举,同样是建立在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反过来,又必然引发国内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的加速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化,即由封建向近代的迈进。李贽反封建压迫反传统思想的人文主义的启蒙思想,撕开了当时虽日趋腐朽而仍层层叠叠的封建天幕的一道裂隙,为窒息的社会透进一丝阳光和清新空气,为中国社会由封建向近代迈进作了舆论准备。     

郑和远航与文明的转折

28年七下西洋，在东方千年航海史上，不过是一瞬间，但却将整个东方航海事业推向瞬间的高峰。1433年，第七次下西洋，郑和在古里病逝，副将王景弘将庞大的舰队和郑和的头发、靴帽带回中国。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远洋船队最后一次驶入江苏太仓刘家湾，宝船将永远停泊在那里，在南方温润的港湾里腐烂。皇帝诏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令停止……”从此收起的巨帆，就再也没有张扬过。     

郑和海洋思想与我国21世纪海洋战略的构建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值此600周年纪念之际,我们应该认真思考郑和维护海洋主权、关注海洋危机、发展海洋经济、确保海上通道安全的思想和理念,深刻体会郑和海洋思想中的两大基本特征———和平与相互尊重,从而更好地构建中国21世纪海洋战略,有效地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谋求地缘优势,发展海洋经济,融入国际市场,并力求和平解决海洋争端。     

中国大学的两个传统

重提现代大学精神,是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1980年代,现代大学精神还不曾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更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公众议题。任何时代思潮的形成,均是当下现实生活的反映。现代大学精神,重新成为引人关注的时代话题,源于中国大学的现实状态。近2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何以人们极少正视中国大学的成绩,而对其负面影响极其关注?客观评价,近10年来,中国大学一再成为世人诟病的对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大学的发展道路,远     

大历史与大传统：两种人类学的理念与实践

历史人类学与文学人类学近年来分别倡导的"大历史"与"大传统"理念,均将目光投向人类文明的早期,纵深考察人类文明的发生学与动力学因素,其中所呈现的综合性与跨学科趋势超越了传统史学与文学研究相对狭小的疆域。由于学科发展与学术旨趣的不同,二者的具体诉求与相关实践也体现出一定的差异。前者姿态更为激进,其理论谱系除历史学、人类学还涉及宇宙学、生命科学、生态学等众多领域;后者因崛起较晚相关理论仍在探索中,因而对"大传统"的讨论尚限于考古学范围。尽管如此,后者对于大、小传统概念的革新与改造,显示出理论接受过程中的本土反思与知识创新。     

学术社群中的两种角色类型——顾颉刚与傅斯年关系发覆

顾颉刚与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两位杰出的学术领袖。两人同为胡适高足,都在中国现代史学的确立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两人间的歧异也素为学界所关注。实际上,顾、傅二人各自的学术事业,代表的是同一路向上的两种不同分工,学术观点的区别并非是造成两人矛盾的主导性因素,冲突主要起源于个性的不同;他们的学术活动则可能从整体上体现了学术组织中"官方"和"民间"这两种基本模式。     

主体与客体：辩证法的两种向度

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人学空场。他试图建构“人学辩证法”,而他的人学辩证法是以个体实践作为历史的原动。其对个体主体地位的不同认识,乃是人学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主要区别,但在“实践一惰性”逻辑影响下,异化就构成了人的宿命。     

道之两种状态与物之两种形态——兼及道物关系

孙以楷认为老子是中国哲学之父。老子的道论完全源于现实,不应把道玄虚化、神秘化。老子开辟了中国人寻求天地万物本原本体的致思方向,提供了本体论理论、体系架构和范畴。李霞认为老子是中国生命哲学之父。老子以深具生命意蕴的“道”作为核心范畴,以生命崇拜意识为根本观念,建立了一个以生命本源论、生命机制论、生命本质论、生命价值论、生命存在论、生命修养论以及生命境界论为主要内容的生命哲学体系,对中国传统哲学、宗教乃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陆建华认为老子的道具有有物与无物两种状态,老子之物亦有道中之物与道外之物两种形态。所谓道物关系表现为道之“有物”状态、有物之道与道中之物、道外之物的关系。徐小跃认为分析和挖掘老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其任务就是看这一思想在何种程序上真实而又深刻地揭示出人性的本质、社会的本性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老子思想的价值正是体现在他对人的存在方式给出了符合人性的解释,而人也只有在与自然合一的状态才能完成关系双方各自的价值和性命之情,老子以“返本还原”的回归意识给人类指明了方向。     

中师生与全科教师：两种历史境遇的对话

当前农村教育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为纾解困境,推动乡村教育发展,选拔和培养小学全科教师成为关键举措。作为基础教育的先行者与后继者,中师生与全科教师之间有什么共性和差异,如何评价两者的优劣短长,如何总结百年中师办学历史,如何优化全科教师教育,这些都关乎教师教育振兴和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基于历史考察、个案访谈和对比分析,深度剖析中师生R与全科教师T在学业素养、发展机遇、职业轨迹、专业成长四个方面的异同,进而从产生背景、职前教育、职后表现和个人体验四个方面展开讨论。研究结果表明,中师生和全科教师产生背景有别、教育层次不同、职后表现各有短长、个人体验不容忽视。我们既不能夸大中师教育的优势,也不能无视全科教育的成就。当前在继续坚持现有全科教师培养政策的同时,应进一步拓展从入口、过程到出口的开放性和多元选择的渠道,增加乡村教育吸引力;改变招考方式,优先选拔具有乡村教育情怀和发展潜力的生源,重视培养全科教师的教育情怀;关注全科教师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健康,不断提高他们的职业成就感和幸福感,夯实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基础。     

周作人：人的文学与中国现代人口文化理论之滥觞

周作人写于新文化运动中及其后一系列涉及人的发现、人的解放以及人口文化素质的文字,尤其是有关妇女解放、儿童教育、性教育等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许多重要言论,是中国现代人口文艺与文化理论的滥觞,为中国现代人口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可贵的基石,对我们当前研究现代人口学和人口文化理论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地主：阶级概念的建构与现代中国历史的展开

作为阶级的地主概念,是伴随着现代历史进程而形成的事实。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传入中国并被接纳之前,社会生活中并没有形成地主阶级的话语。在阶级革命语境中,地主这一概念才获得时代性诠释,以地主为对象的现代革命历史进程由此展开。革命语境下的地主及其阶级释义的有效性,当然地被限定在革命的逻辑体系之内,它与生俱来的土地权属特性却无法被湮灭。这是一个基于历史,也本源于历史,又终将超越历史的时代性论题。     

族群与族群性：两个概念的再认识

虽然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对族群和族群性这两个术语讨论颇多,但仍有些不明确的地方。本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检讨族群概念,认为可在三个层次上使用这个术语;文章还重新审视族群性的含义·主张把族群性研究同社会现实有机结合,可以避免族群性引发的各种负面问题。     

伊胜利、孙艺年撰文指出：“和谐社会”与“全面小康”的关系

用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和命题，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在此基础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的新要求、新命题。是立足我们党面临的新的历史方位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确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两种思路

目前，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体系的著作已经出现了四种，分别是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金荣华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和最新出版的祁连休先生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这些著作确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方法大致分为两种：     

毛泽东与现代性：一个基于文献基础的理论考察

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中是否含有现代性因子,其究竟是否是一位现代主义者,构成了不断拷问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命题。现有研究大致可界划为“四大解读模式”,即承认毛泽东现代主义者理论谱系学定位的“肯定契合型”解读模式、从对西方现代性价值反拨或超越维度上展开的“另类现代性”解读模式、新“左”派基于理论资源与象征情结意义上进行的“扩张式”解读模式,以及从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的“后式”解读模式。上述四大解读模式更多停留在一种概览性描述阶段,尚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理论空间。毛泽东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线性理论命题,而是蕴含多元张力关系于一体复杂命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主调与近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特殊的历史语境相结合的双位视角加以辩证理解。     

从扶乩到灵学：近代科玄论战下的知识与理性

近代知识精英在接受正规科学的同时,受到了西方当时流行的心灵学刺激与启发,将传统扶乩信仰推至灵学研究的崭新维度。灵学支持者期望诉诸理性和科学去认识科学知识之外的灵学知识,以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去促进在精神和道德层面改造已知世界,实现灵学救国。与此同时,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灵学反对者则坚持彻底的科学主义和理性态度,将灵学视为有碍科学发展的落后迷信。两种截然不同立场的背后,是近代知识界在欧风美雨冲击下对现代知识与传统学问的共同反思,亦是对舶来之科学、宗教、迷信等概念以及现代启蒙精神的有益探讨,更为之后的科玄论战提供了理论素材并拉开序幕。在启蒙文化的引领下,中国社会逐渐以理性化、现世化为主导,灵学也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灵学之争到科玄论战,不仅反映出中国现代化与世俗化之路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也构成以科学范式研究宗教现象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