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俗散论（之一、之二）

饮酒之风：存在与虚无（之一） 一 比服药之风更源远流长、更让人喜闻乐见、更能彰显魏晋风度的，当然就是饮酒之风了。这种风气至今仍在神州大地上流行，而且，就酒的品牌之多、产量之富、消费群体之密集而言，今天的饮酒之风可能比古代更甚。但，同是饮酒，今人对酒文化的贡献实在乏善可陈。     

魏晋风俗散论（之七、之八）

艺术之风：“传神阿堵”分外明（之七） 一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魏晋风俗散论(之三、之四)

汰侈之风:暴发户与败家子(之三) 一 <世说新语>第三十篇题为<汰侈>,汰侈,也可以理解为豪奢,即过分骄纵奢侈之意.这两个字,正好是对魏晋上层贵族骄奢淫逸之风的一种精准概括.这种风气的形成,也是上行下效的结果.     

魏晋风俗散论（之五、之六）——美容之风：“神超形越”的梦（之五）

中国文字中的“风”大有讲究,什么东西一旦成了“风”,真是了不得。孔子曾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话用成语来表达,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是上行下效。“风德”二字从此称为一个可以互称的词。但事实上,两者还是大有区别的。范仲淹写《严子陵先生祠堂记》时。以“先生之德,山高水长”结尾。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孝悌之风

《世说新语》在编撰时于儒家宣扬的众多德行中,对孝行是相当重视的.魏晋之际的孝悌之风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即“至”“纯”之孝;”“色养之孝”;“生孝”、“死孝”与“灭性之孝”;“心丧”与“试守孝子”;维护家讳之孝.     

魏晋士风变迁线索——以《世说新语》等文本为例

较之前代，魏晋士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风貌：从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引入“自然”的概念对名教思想作新的解说，到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诞无忌，再到郭象等“名教合于自然”的合理解释，士子们终于找到了协调、安顿历史变迁中自我人生的方法。魏晋士风变迁的实质是在信仰迷失、进退失据的困境中士子们力图重新建构人生指导理论的实践。     

《世说新语》与魏晋名士的生存理想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性作品,真实而集中地体现着这一时期文人名士的生存理想.这种生存理想在作品中直接表现为自然、真纯的生存状态与才德兼具的生存价值.但从深层看,它又有着较强的丰富复杂性,即它本身蕴涵着深刻的悲剧意味,并表现出鲜明的内在矛盾性.     

魏晋士人的生态审美智慧——以《世说新语》为例

从《世说新语》可以看出,魏晋士人高扬人的自我价值,推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追求人的诗意地栖居,表现出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生态智慧和审美情怀,与当今生态学者大力提倡的生态人本观、生态平等观、生态整体观有诸多相通之处,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人格培育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神仙观念的嬗变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可以看出,在神仙道教的形成过程中,神仙观念从一种文人的理想王国或理想人格,变而为文人对自身现实利益和欲望的反观和指认,从而呈现出士人思想观念与精神人格形成的社会化轨迹。     

魏晋风俗散论(之五、之六)

美容之风:"神超形越"的梦(之五) 中国文字中的"风"大有讲究,什么东西一旦成了"风",真是了不得.孔子曾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话用成语来表达,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是上行下效."风德"二字从此称为一个可以互称的词.但事实上.两者还是大有区别的.     

魏晋风俗散论(之七、之八)

一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这段话屡屡为学者所称引,就因为它用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语言,揭橥了这样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精神--艺术精神.     

从风俗论看明代社会风俗的特点及其影响

本文从风俗与礼制、风俗的上行下效两个方面,探讨了明朝人风俗论的基本内容,以及明人为改善风俗所采取的诸多移风易俗的措施,进而指出明代社会风俗的特点及其影响。文章指出,自明代中期以后,民间百姓受到了商品社会的洗礼,民间风俗随之也开始受到了商业的冲击,导致原本朝廷用来规范人们行为或改善风俗的政策、措施,无不流于形式。与之相应,在风俗论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诸如在礼、俗关系上倡导礼因俗制或将礼简单化,以及肯定崇尚奢侈的社会风俗。     

魏晋风物的慨思——评《〈世说新语〉新注全评》

蒋凡、李笑野、白振奎等三位学者合作撰写的《〈世说新语〉新注全评》集各家评注之所长,重在明义理。三位作者对每一则故事细腻、独到的阐析背后,固然有对汉晋社会生活、政治、思想、士人心态的勾勒,但更有对人的命运的慨思。     

魏晋风俗散论(之一、之二)

饮酒之风:存在与虚无(之一) 一 比服药之风更源远流长、更让人喜闻乐见、更能彰显魏晋风度的,当然就是饮酒之风了.这种风气至今仍在神州大地上流行,而且,就酒的品牌之多、产量之富、消费群体之密集而言,今天的饮酒之风可能比古代更甚.但,同是饮酒,今人对酒文化的贡献实在乏善可陈.除了假酒层出不穷以外,我们表现在酒文化上的创造精神的确是每况愈下了,每年照样有不少人死于饮酒过量,但没有一个人说得出刘伶那句"死便掘地以埋"的豪言壮语.     

由博返约 执锐攻坚──《陆游散论》评介

《陆游散论》是张福勋先生继《宋代诗话选读》、《萤窗诗词拾翠》之后出版的又一部专著，从中可见出张先生对陆游其人相知之深，对陆游其诗参悟之透。虽曰“散论”，形散神聚。这“神”就是陆游的伟大的人格和爱国的诗魂。回视张先生的学术道路，《陆游散论》的问世，标志着他学术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     

《淮南子》“悲”、“乐”论与风俗批判

“悲”与“乐”是《淮南子》一书的主要论题之一.《淮南子》“悲”、“乐”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何谓悲,何谓乐,二是如何处理悲、乐之名与悲、乐之实的关系,三是悲、乐与治身、养民的关系.《淮南子》“悲”、“乐”论有一个颇值注意的地方,这就是作者的悲乐观是作为世俗悲乐意识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包含着浓重的风俗批判成分.正面说理和风俗批判的结合,使《淮南子》“悲”、“乐”论既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又有现实的针对性、文笔的鲜活性以及愤世嫉俗的情感色彩,表现出相当大的思想活力和文学魅力.     

魏晋贵族体制的形成与乡论

六朝是门阀贵族占据政治和社会主要地位的时期。但是,贵族形成的根基究竟是依靠皇权还是得到皇权以外的乡里社会舆论亦即乡论支持的呢?这是中古贵族研究的焦点问题。分析盛行于西晋元康时期的放达之风,有助于辨析魏晋时期乡论的内涵和意义。放达风气产生于东汉末,到魏晋则日趋猛烈。其中代表人物,前有竹林名士,后有元康名士。历来的研究倾向于将两者作对比,得出的结论也基本上是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竹林和元康实质上都是汉末以来放达风潮的延续。但是,元康时期的放达与曹魏以及竹林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超越了阶层和群体,上升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其中原因,就在于社会舆论亦即乡论对放达行为予以了支持和赞扬。对于国家权力或皇权并不赞同的放达行为,地方乡里社会的舆论却是肯定和赞誉,许多放达人物也正是由此进入了官僚世界,其中如东晋南朝时期的代表性贵族陈郡谢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开始其家族的崛起。上述事实说明,在探讨魏晋贵族的形成及其性质时,来自地方社会乡论的支持和作用不容忽视。     

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

魏晋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以清谈和论体文的结撰为主要表现领域。本文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为研究视角 ,分析并论证了清谈与著论同时并起的文化现象和基本特征 ,并对清谈与著论在内容、形式以及文风上的彼此渗透和共同促进 ,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论证 ,重估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论刘义庆、刘孝标对《世说新语》认识之差异

刘义庆、刘孝标分别是《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和作注者,刘义庆虽追求内容的真实性,但也不完全排斥道闻途说,所以《世说新语》被写成了一部介于子、史之间的小说;而刘孝标认为它是一部史书,所以他作注时是以史学的要求对其进行补阙、纠缪,这使《世说新语》具有了史书的特征。他们的这种态度的差异也造成了后世人们对《世说新语》文体的争议。     

论魏晋士人的个性及其限度——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充分展现了魏晋士人的个性风采,即以我为本的高自标置与以真为贵的我行我素。虽然这被钱穆、余英时、李泽厚等看作个体之自觉或人的觉醒,但其实际上亦有限度且不宜夸大。回到古代士人个体存在及演变的历史时空,通过与汉代及以前和唐代及以后的士人对比可知:魏晋士人拥有一定的个体或自我意识,但尚未达到真正的人的觉醒;他们的个性言行及生活态度,无法掩饰其非个性化的存在真相。总的来说,魏晋士人的个性张扬具有推动审美文化实践和开拓新道德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