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诗本义》创新精神

欧阳修不仅是北宋前期的文坛泰斗，而且在《诗经》研究方面也很有创新精神，其《诗本义》结束了唐代以继承为主、汇总资料的《诗经》的研究方式，开创了有宋一代学贵发疑的《诗经》研究的新方式，并对明、清两代重视《诗经》本义的学者亦有相当的影响。其某些新见，对今天的《诗经》学者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而《诗本义》是《诗经》研究史上一部不可忽视的重要《诗经》专著。《诗本义》的编纂方式与体例，与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不同，它并没有对《诗经》的３０５篇诗歌加以系统地考证辨析，也不存录原诗，而是对《毛序》…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诗·周南·麟之趾》新解

《诗经·周南》中的《麟之趾》一诗,因为歌颂的是“麟”,历代封建学者便认为它就是神话中的“仁兽”麒麟,从而对这首诗作出了许多牵强傅会的谬解。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诗经》研究者们仍未对这首诗的传统谬解予以澄清,并对它作出科学的解释。《麟之趾》诗中的“麟”并不是麒麟;即便说到麒麟,它原来也不是个神话般的动物;而《麟之趾》一诗非但不是宣扬神异祥瑞的诗,正相反,它是古人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首婚礼歌曲,或议婚时的贽礼歌曲。这一结论,是我们对《麟之趾》诗逐字逐句重新考证后得出来的。该诗全文是:     

诗无达诂论的文化探源

诗无达诂是对历代诗经解释纷乱纠纷的一种描述。在历代《诗经》接受史上,伴随着《诗经》研究队伍的壮大的同时,虽然对词义难明的现象有个别定论,但在总体情况上来讲,诗无达诂的状态还在持续着,不过,也正是这种诗无达诂的存在,更加增加了诗经研究的神秘感与神圣感,这也是历代《诗经》研究学者们虽知解经之难但却义无反顾潜心研究的原因。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郑声淫”与孔子说《诗》

<正> 在《诗》学史上,有一个众说纷纭、始终未得到澄清的问题,即所谓“郑声淫”。第一次明确指责“郑声”的是孔子。孔子之后,踵武而来的许多《诗经》学家从不同角度蹈厉发扬着孔子的论断。在宋代,“郑声淫”的问题变得格外严重了。朱熹以近乎现代统计学的方法证明了“郑声”确实是“淫”,从而对孔子称誉《诗经》“思无邪”的话起了疑心。但是他不愿、不能,也不敢否定孔子的名言,于是转而对“思无邪”一语作了匠心独运的阐释,以使“思无邪”与“郑声淫”不至于矛盾到难以并存的程度。朱熹弟子王柏在“郑声淫”的问题上继承乃师见地而更进一步,他提出了删除“郑卫淫诗”的激烈主张。在现代,“郑声淫”的问题也多少困扰着一代《诗经》学者,尽管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较之古代的人们减弱了不少。笔者此文,意欲回顾这一《诗》学史上的公案,贡献一份拙见,以就正方家。     

《硕鼠》是一篇祈鼠的祝词

《魏风·硕鼠》是《诗经》在当代影响最大的一篇。各种注释、评介无不认为“硕鼠”是“比喻剥削者”。因而全诗“描写了人民由于不堪忍受沉重的剥削而想到逃亡,这在当时社会是带有反抗意义的”(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文革中更把《硕鼠》说成是一篇“阶级斗争的好教材”。《毛诗序》云:“《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过去一些学者,对汉人之说盲目笃信。然《毛诗序》说诗,非美即刺,常为后代所诟病。朱熹在《诗序辨说·柏舟》中即指出:“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而又拘于时世之先后”。     

《诗经·硕鼠》的作者是晋国私门

《硕鼠》是《诗经》中一篇通俗而颇具影响的诗 ,从此诗的成因来看 ,它的作者不是奴隶 ,而是晋国私门文人即新兴封建地主。宋人朱熹在《诗经集传》中已约略指明 :“民困于贪残之政 ,故托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可惜朱熹没有展开细说。清人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的引证 ,为     

赋、比、兴起源于《周易》

<正> 《诗经》是大家公认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关于《诗》之三义的“赋”、“比”、“兴”,虽一向歧解甚多,但视三者为三种写作方法的观点,却为古今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并进而认为《诗》是“赋”“比”“兴”的源头。如元人杨载有言:“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并说,此乃“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其实,并不然,就以比《诗经》成书为早的《周易》而言(其与《诗经》的部分作品,可有年代上的交叉),其卦爻辞歌诗中,就可以找出完整的“赋”、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许学夷《诗源辨体》评议

许学夷《诗源辨体》评议汪泓明代江阴布衣学者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历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拟就诗歌史观、审美标准及自觉的批评意识三方面，将《诗源辨体》（以下简称《辨体》）与严羽、胡应麟等名家理论进行比较，以期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通变”的诗歌史观对诗...     

船山《诗经》学面面观

<正> 《诗经》研究是王夫之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诗经稗疏》、《诗广传》、《诗绎》、《诗经考异》、《诗经叶韵辨》等论著,对《诗经》进行了综合的研究考察。船山诗经学不仅著述繁富,而且所涉极其广泛,所见极为深入,持论甚高而卓见至多。王夫之曾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许。可以说,在《诗经》研究中,他也以精博的学识与巨大的气魄,开拓出一个新生面,使《诗经》研究穿透传统经学的云罅,而映出近代理性思辨的光辉.     

关于《诗经》的用历与《诗经》的断代问题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历代注家大多认为她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作品.但也有不少学者,如汉代的《毛诗》学派,宋代的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经集传》、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代诗集传》),清代的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姚际恒(《诗经通论·商颂》)、方玉润(《诗经原始 》)、吴闿生(《诗义会通》)、王夫之以及当今的杨公骥、李松如、刘毓庆(《商诗非宋人作考》)、陈子展(《诗经直解》)、张启成(《论商颂为商诗》)、梅显懋(《商颂作年之我见》)、常教(《商颂作予殷商述考》)、黄挺(《诗·商颂作年作者的再探讨》)、赵明(《殷商旧歌商颂论述》)、程俊英(《诗经详注》)等人认为:《诗经》绝不全是西周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其中也有殷商时代的东西,如《商颂》便是.近年张松如先生著《商颂研究》(1995年6月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系统地对《商颂》进行了绎释和考证.张松如先生指出:“所谓商颂,就是殷商的颂歌.”是“殷商奴隶主贵族祭祖其先公先王时所歌唱的.其制作年代不可译考,或非出于一时,盖当殷商晚期,在武丁之子若孙从祖庚祖甲到康了武乙及其以后,直到帝辛朝.”     

“黎民”本义考

“黎民”一词最早见于《诗经》，主要有三种解说。第一种，《诗·云汉》郑玄笺“黎，众也。”第二种，黑发的人。《孟子·梁惠王》朱熹注：“黎，黑色。黎民，黑发之人，犹秦言黔首世。”第三种，黎族人民，杨筠如《尚书诂》：“黎民当即九黎之民。”上述三说，乃循《诗》、《书》、《孟子》三书行文作解，故歧义纷出。今人释“黎民”一词，大凡因循上述三说，未察其本原。弄清“黎民”一词的本义，“黎”字是关键。就目前而言，甲骨文和金文中尚未确认是否有“黎”字。因此，最权威的解释莫过于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云：“…     

王船山《诗经稗疏》治学方法管窥

王船山《诗经稗疏》在名物训诂的辨正上,纠正了朱熹《诗集传》中不少错误,补正了毛《传》、郑《笺》之遗,其说精彩纷呈。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如《诗谱》谓‘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此别据《史记》谓‘雒阳为周召’之语,‘以陕州为中线而南分之,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也。’证之地理,亦可以备一解。至于鸟,则辨‘雎鸠’之为山禽,而非水鸟……于兽,则辨‘九十其犉’之语,当引《尔雅》‘七尺曰犉’之文释之,不当以‘黄牛黑脣’释之……于草,则辨‘蒌’为雚、苇之属,而非蒿蒌……于木,则辨《诗》言‘…     

《诗集传》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阐述

朱熹之前的学者对＂赋＂的理解比较一致,对＂比＂、＂兴＂的阐释则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诗经》本义的理解。朱熹融会前代各家之说,抓住＂赋比兴＂的特征,在《诗集传》中对其作了较明确的界说。该界说简明扼要,切合诗之本义,且影响深远,沿用至今。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秦风”非基民歌说

司马迁认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比司马迁晚一千余年的朱熹,却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从何处“闻之”?近代研究《诗经》者,基本上公认为国风的大部是民歌。我们以“秦风”为例,逐篇略加考释,对国风为民歌说提出疑义。《车邻》,《诗序》说是“美秦仲也”。秦仲是西周宣王时代的秦国执政者,秦风不可能产生于宣王时代,此说不可信。近代研究者,或同意《诗序》之说,或认为“这是贵族妇人所作的诗,咏唱她们夫妻的享乐生活”,或说是     

Qingli Literary Style and Wang Anshi′s Study on the Book of Songs

王安石的《诗经》学主要是在庆历学风的影响下产生的,庆历经世致用学风、尊《序》风气、疑古学风和性情思想等,对王安石“据《序》言诗”、《诗序》作者观及《诗》学性情论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卷耳》主题新议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陵。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祖砠,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诗经·周南·卷耳》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在学术界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定论。自从《诗序》说此诗是写后妃“辅佐君子”之志,朱熹则谓“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之解至今,人们或补正或辨异,多没有超出其此说的基本母题。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