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遗民到文化遗民——侯方域参加清廷乡试原因新论

侯方域参加清廷乡试,为清初文坛与遗民界极其重要的事件,长期受后人关注。然其原因,至今仍众说纷纭,成为一大聚讼。深入解读侯方域的作品,可以看出其晚年为学趣向与青年时的狂儒、异端大异,而近于醇儒。这一转变,与清初特殊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体现出他试图"以道易天下"、通过"济满以汉"的方式以保存汉文化的思想。这种转向表明,侯方域已由早期政治遗民转化为文化遗民。这必然影响到他对出处问题的思考,成为其参加清廷乡试的深层动机。这不仅是解开侯方域参加清廷乡试问题的关键,而且对研究明遗民的转型及出处策略的演变均有重要意义。     

侯方域晚年心态与顺治八年乡试

侯方域顺治八年乡试,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然而有关这一事件的核心问题,即侯方域参加乡试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迄今尚未有一致的看法。从侯方域晚年的心态来看,尽管存在着仕与隐、明与清之间的痛苦抉择,但最终还是仕与清占据了上风。因此,侯方域参加乡试不是被迫,而是自愿。     

侯方域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侯方域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的领袖人物,誉满当时文坛,但因其参加清廷乡试、献计剿灭榆园军,此类"变节"行为遭致后人颇多诟病。随着上世纪60年代《桃花扇》的改编和演出,更是引起了人们对侯方域严厉的道德批判。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学界普遍关注侯方域的生平考辨与作品整理、入清前后的人格心态变化以及诗文研究等三个方面,而对于侯方域在晚明政治中的处境、其爱情与婚姻生活、侯氏家族与晚明战争的关系以及侯方域在南明政权下的游幕生涯等内容却关注不够,无论是研究角度、研究内容抑或是研究思路与方法,都值得进一步地深入探讨。     

从清初科试论侯方域的晚节问题

侯方域作为“复社四公子”之一,在明末清初的士林中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但因参加顺治八年（1651）乡试一事,侯方域在人格与道德上遭到世人质疑和批判。另外,又因为《桃花扇》中的戏剧形象深入人心,后人对他的认识亦多有争议,而这种对其为人的偏见甚至还延及了对其诗文的客观评价。本文本着“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通过解析侯方域的诗文作品,对其从归隐到应试的心路历程进行全面观照,从而尽可能地还原易代士人的生存状况与心灵困境。     

论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思想

从《桃花扇》“三易其稿而书成”的全过程来看，孔尚任的创作思想是有变化的。在他没有出山以前，其初衷只是单纯的吊明之亡，抒发兴亡之感。出仕以后，因为感激康熙皇帝的知遇，所以又产生了颂扬圣朝的构思。但是，淮扬现实生活的磨难，冲刷了他的颂圣意识。他到扬州和南京亲自访问了南明的遗民和遗迹，不仅获得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离合之情与南明兴亡的题材细节，而且引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他回到北京以后，看到太平国的昆班新戏，促使《桃花扇》进入了定稿阶段。从剧作的主观命意来分析，作者徘徊在“吊明”与“颂圣”的矛盾中，为了“吊明”，他不得不先行“颂圣”，以免遭到文字狱的祸害。但客观意蕴却突破了主观命意的束缚，广大读者受到艺术感染的是亡明痛史激发出来的民族情绪。侯、李双双入道的结局，也是作者潜在民族感情的一种表现。     

徐枋的心路历程及其诗歌的认识价值

清初吴中遗民诗群中 ,徐枋尤以志节闻名于时 ,与嘉兴巢鸣盛、宣城沈寿民有“海内三遗民”之称 ,其心路历程与诗歌创作均有极高的认识价值。从徐枋诗中不仅可以看到吴中遗民诗群的联系与互动情状 ,而且可以体会到清初遗民隐逸心态的消长趋势     

论侯方域《壮悔堂文集》中传的“小说气”

侯方域是清文大家,其传文有很明显的“小说气”特征,表现在题材的现实性、平民化及个性人物写作手法的典型化、细节化、戏剧化和写作功能的教化作用。其形成原因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哲学思潮、文学思潮以及侯方域本人的政治追求有密切的关系。     

从《国朝三家文钞》之编选看清初文风之转变

清初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因宋荦与许汝霖编选《国朝三家文钞》而得名。三大家的古文标举唐宋,主张革除晚明文章流弊,开创一代新风,这与编选者宋荦的审美理想相合。但宋荦编选三家之文最重要的目的是上呈御览,以歌颂康熙数十年“隆文治”之功劳。因此他剔除了三家文中有关社会政治等在其看来不够温柔敦厚之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文人对“醇雅”这一特定文风的认同与追求,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三家之文态度的变化,导致了三大家地位的此消彼长。从三大家地位的前后对比中,我们可以寻觅清初文风转变的某些端倪。     

侯方域与明末江南文化

明朝末年,代表江南地主利益的东林党崛起,江南成为党争的重镇。江南士人结社风气盛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复社。复社诸多名士积极与社会底层的秦淮歌妓交往,使党争文化、结社文化与歌妓文化充分融合。他们的政治豪情、名士才情与佳人艳情相互交织点染,形成了独特的明末江南文化。作为东林后裔,侯方域兼有济世壮志与名士风度,又雅好声伎,其个性气质与明末江南文化非常契合。江南文化的熏陶使侯方域成长为明末文人的代表,他在江南的活动也为江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傅山的个性与其诗歌的主题取向

明末清初遗民诗人傅山出身于士大夫之家，与顾炎武、申涵光等人以诗酒唱和，以气节砥砺，“性任侠”，笃朋友。受李贽思想影响，主张儒、释、道三教同一；诗歌创作“不事炉锤，纯任天机”。但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入世思想依然居主导地位。其“著作甚富，多残缺不全”，今存诗７６２首。矛盾的心态、亡国后忠与孝的内心斗争、虽生犹死的遗民心理决定了其诗作以下四个方面的主题取向：一、家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二、惟歌生民病；三、亲情与友情；四、物中志与景中情     

78级的早期记忆、原乡情愫与主体性成长——候清麟《脚步声声》文本解读

侯清麟《脚步声声》是一本具有自传体色彩的长篇小说,作者用纪实的手法、农家子弟的主观视角,还原了1978年高考恢复前后中国乡村社会的时代特征;以"青春记忆"为叙事脉络,完成了对角色主体性成长的描写与心路历程的刻画,生动呈现了78级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早期记忆。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科学地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取向、文化领导权，提出了科学的文艺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不但是近三十年来我们在文艺理论上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而且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主线.     

《典论·论文》三辨——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章写作观

《典论·论文》里提到的“四科八体”,其中的奏、议、书、论、铭、诔这六种属于应用文体。仅从这一点来看,说它是“文学专论”就不符合原著的内容实际了。曹丕《典论·论文》并非是“文学专论”,而是既包括文学创作又包括应用写作的中国古代文论。其中,“经国之大业”说、“文本同而末异”说、“文以气为主”说等三个重要观点,也同样是适用于应用写作的理论总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而深入地研读《典论‘论文》的原薯．我们便会发现,所谓《典论·论文》是“文学专论”云云,往往都带有以偏概全的毛病。     

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起点及预示之难题

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起点不是学界确认的一个,而是二个：一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艺术审美自由起点;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为社会政治现代性服务的起点。由于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开端缺乏原创性,存在被迫、被动性与摹仿性,因此,自开端就预示着会产生三大难题,这就是：中国文论现代性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是一种没有以“通”为前提的“变”,以及缺乏一个整体性的现代性生态平衡环境。解决这些难题的根本途径,一是让中国文论现代性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培育整个中国现代性的生态平衡环境,以确保中国文论现代性为“中国”的;二是充分吸收西方文论现代性的先进成果和经验,以保证中国文论现代性为“现代”的。     

清初古文三大家与清初文坛格局

清初古文三大家侯方域、汪琬、魏禧以迥异的创作风格成为清初多样化文坛的典型代表。其扭转、改造文风的努力和文道合一的创作追求促成了清初经世文风的形成．直接影响清初文坛的格局变化和清代散文的走向．昭示出古文由明清之际的多样化文风向清代盛世桐城派正统文风逐渐转变的发展脉络．在一定程度上为桐城文派的形成开辟了路径,     

中国古典诗学诗味理论的当代解说

20世纪我们靠着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方法,建设了我们的现代文论。但这毕竟是一种鹦鹉学舌式的文论、冷淡了民族传统。传统文化有糟粕,但更有大量的精华能够借鉴。从钟嵘＂滋味＂说可以去理解文学的继承和创新理论,从司空图＂韵味＂说可看文学风格理论,可以从梅尧臣、欧阳修、苏东坡的平淡有味论分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张戒＂意味＂说能够让我们去认识生活真实与艺术的真实。     

明代对古代文论的贡献

明代是中国古代文论家和各种诗学文论思想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各种“诗文评”著作层出不穷,“诗文评”正是在明代得以命名,明代“诗文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前后七子的辩驳论争,左派王学影响下的新鲜文论思想的活跃,徐渭、李贽、三袁、汤显祖等的大胆“叛逆”而充满独创思想的言论等,使明代文论以至整个学界热闹非凡;戏曲理论（曲话）、小说评点、叙事文论的发展等也是明代文论的新亮点。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与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历代积累的结果,文论家们在继承先秦以来优秀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阐发或提出新见。正是在阳明心学,特别是左派王学的启蒙、导引之下,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股从文艺创作到文艺思想的张扬情感（乃至情欲）、张扬个性、张扬独创的潮流,成为中国“诗文评”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明代前后七子的诗学有自己的特色,而明后期在王门后学影响下李贽、三袁等以其“叛逆性”思想引人注目,在中国“诗文评”史上有重要意义。对诗学文论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值得特别关注。     

鲁迅对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的接受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普列汉诺夫等苏俄文论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成为国内知识分子自觉的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的重要资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首先开始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理论进行系统译介和研究工作的人便是鲁迅.作者从鲁迅与普列汉诺夫的学术缘分,普氏“唯物史观”对鲁迅“进化论”思想的重建、鲁迅的“硬译”原则等三方面分析鲁迅对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的接受这一问题;以阐释文化立场在译介对象的选择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在默契与游离之间——论赵树理小说创作与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并非同一的,二者之间存在微妙差异。前者是作家生命经验和内在文化认同的体现,是由内而外勃发的自觉追求;后者则是意识形态话语阐释的结果,是外在的文化解读,源于一种求证的话语需求。因此,赵树理的创作与《讲话》之间是一种契合关系,而非简单的询唤与被询唤关系。艺术功利主义的创作主张与形式上的创新追求,使赵树理的小说恰好适应了意识形态话语的需求,因而被推崇为一种＂方向＂。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使赵树理的艺术创作表现出＂不合时宜＂的游离,因而遭遇无所适从的尴尬。     

从规范理论视角看林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本土化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因此翻译必定会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约束,林纾的翻译亦是如此。文章主要采用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旨在运用图里的规范理论来分析《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翻译过程中的本土化倾向,阐述译文中女性外貌、景物、名词的本土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