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方式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影响——因灾录囚及其对司法制度的破坏

录囚本是我国古代平反冤狱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天人感应"思想的主导下,录囚在东汉时期成为禳灾的一种制度,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它有着维护灾害时期社会稳定、安定灾民心理的功效,但同时对我国古代的灾害防治和司法审查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妨碍了社会公正,甚至流为形式。     

中国封建录囚制度述评

录囚是封建帝主或上级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地直接详审囚犯,借以平反冤狱或督办久系未决案件的制度。录囚始于汉朝,唐朝发展为虑囚制度,明清两代盛行的朝审、秋审等会官审录之制与古代录囚的性质与任务大体相同,是录囚制度发展演变的结果。     

陆蠡散文《囚绿记》解读

陆蠡散文《囚绿记》历来被誉为名篇,并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新课标教材。《囚绿记》在"囚绿"与"不囚"之中,体现了陆蠡先生不屈的灵魂、卓异的人格,同时表达了作家深沉的人生惆怅。从文章的内涵和结构中,可以细细品味《囚绿记》独特的生命力量和艺术魅力。     

基于“配虑表现”规则的日语导游礼貌用语习得

体现"配虑表现"规则的导游交际用语能够使游客感觉受到了尊重,并体验到贴心服务。贴心服务能使旅游者放心高兴地再次前往游览,回头客的口碑作用能吸引更多的日本旅游者。因此从"配虑表现"出发探讨日语导游礼貌用语特点,并对日语礼貌用语中的"配虑表现"规则及规则的误用原因等进行分析。     

纵囚新论

比较唐宋两代录囚制度和赦免制度,可知:唐太宗贞观六年的录囚尚存理狱之意,还是不同于宋代类似纵囚的录囚的,太宗此举也不是为邀名;欧阳修<纵囚论>一文只是欲借太宗录囚之题来反对宋代的大赦而已.     

元代宪司分行录囚述论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架构中,监察机构与监察官员始初也担负诸如录囚的任务,但其后,监督、监察官僚体系则成为其主要的职责.元代宪司即地方监察机构却在实施行政监察职能的同时,定期地、大量地承担了录囚的司法职责.在录囚中,除了审录数量相对较少的重囚外,对于其他的囚犯,元政府则规定了宪司分行“决轻”、“辩冤”、“纠滞”、“申疑”等录囚任务.在录囚中,宪司不仅审录在押犯人,还审录正在诉讼过程中的案件.同时,对录囚中发现的贪赃、枉法、违法行为的官员予以惩处或者上报惩处意见.至于录囚的效果,不排除一些正直官员的严正执法与人道表现,但作为封建制度体系中的元代,录囚不可能彻底解决司法腐败与社会黑暗问题,而且录囚本身的弊病也大量存在.     

论罗近溪“不学不虑”之学

近溪"不学不虑"之学可从三个方面展开:"赤子之心"是立其体,"孝弟慈"是贯其实,"当下理趣"是受其用,三者循环互解又自成一体。在识取道德源头圆满自足的前提下,"不学不虑"呈显为当下具体事为,当下情境凝一成"不学不虑"之理境。     

中国古代录囚制度及其现代价值

创建于中国西汉的录囚制度,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上一个颇具影响的制度模式.录囚制度自西汉创建起被其以后的各朝统治者所沿用,并且在各朝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者"慎罪恤刑"的立法思想和司法理念.对它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现今的依法治国、特别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大背景下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宋代皇权对司法的控制

宋代皇权对司法的控制非常严密.宋代皇帝掌握了死刑的判决和复核权,有权直接下诏并选派官员承审案件;亲自虑囚,裁决狱讼,并可使用御笔手诏,对案件直接作出最后裁决;还通过裁决有争论的重大案件、增加司法监督机构、严格选任司法官员等措施强化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这些措施对改变唐末五代司法的弊端具有积极意义.     

论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历史意义

公元前586年发生的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的“巴比伦囚虏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犹太历史的发展、对于犹太教的最终形成、对于犹太民族的存亡均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影响。巴比伦囚虏事件不仅不是犹太历史的终结,而是犹太民族一种更有意义生活的开始。本文围绕巴比伦囚虏事件,开展对其历史意义的探讨。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慕莱堂诗文征存》和秋寿南、秋瑾的诗词

根据秋寿南在《乡试录》中的记载,他的曾祖秋学礼曾著《补斋文集》《仅礼节读》两种,另有《补斋图册》一种;他的祖父秋家丞著有《八一编》行世;他的父亲秋嘉禾没有著作。这些著作中,只有秋学礼的《补斋文集》流传下来,其它都已流失。最近,又从《晚晴簃诗汇》中发现了一首秋学礼的诗,从《慕莱堂诗文征存》中发现了一首秋寿南的诗,这为研究秋家的家史和秋家的文风提供了新的资料。     

春秋纬篇目辨析

春秋纬的篇目以《后汉书.樊英传》中李贤注列举的13篇和有宋均注的《春秋命历序》、《春秋内事》共十五篇为基本篇目。后世在对春秋纬辑佚时由于学术观点以及所见佚文的不同导致春秋纬篇目逐渐增多,今天能见到佚文的春秋纬大致有24篇。在对春秋纬进行研究时,我们应当以前15篇春秋纬的佚文为主要的资料来源,其余作为春秋杂纬以备参考。     

从女性角度解读《东京小品》

庐隐的《东京小品》是她构筑的“女性世界”中很特别的一个群体,洋溢着异国情调,展现了下层女性的生活,以其清新的笔调、深沉的感情,展现了一个知识女性跨越国界的呐喊。     

西魏柳虯《文质论》的创作时间及思想内涵考论

由于研究资料严重匮乏,学术界就柳圳撰写的《文质论》这篇反映北朝文质观的第一手资料的理解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在钩沉史籍考辩其创作时间的基础上,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深入分析《文质论》的文学主张,并对此提出新的看法：柳纠作《文质论》当于550年至552年初之间,当时西魏文坛尚未受到王褒、庾信创作风格的影响;古今文体之争是柳氏撰写此文的直接动因,柳氏用文、质两个范畴分别对应今体文和古体文。以调和古今为目的。     

<春秋繁露>与儒学臣道观的形成--兼谈儒士政治的演进

:《春秋繁露》的臣道观在肯定君尊臣卑的前提下 ,以“君道无为 ,臣道有为”为理论中介 ,摆脱了以荀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对“圣君”的严重依赖 ,比较重视充分发挥臣子的主观能动性 ,并认为只有儒士才是充任朝廷各级官吏的合格人选 ,从而完成了儒学臣道观的构建 ,也奠定了西汉中叶至两宋时期儒士政治的基本框架 ,对传统政治文化有较深远的影响     

论《吕氏春秋》中乐正氏之儒

《吕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来源之一就是乐正氏之儒。乐正氏之儒的主要思想——重孝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作为治国的根本;其贵信等思想亦被《吕氏春秋》合理吸收,作为君主修身的重要内容;乐正氏之儒具有兼儒墨的学术特点,这与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的学术特点十分接近;乐正氏之儒是通过尸子而在秦地传承。从而为吕不韦所熟悉与采用;研究《吕氏春秋》杂家思想的形成,尸子这个人不应该被忽视。     

钱笺《秋兴八首》发微

钱谦益于明末著述的《读杜小笺》对杜甫的《秋兴八首》作了笺注,入清之后,《钱注杜诗》又更为详尽地为这八首诗作了注解。两次笺注侧重不同,方法各异,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钱氏在“天崩地解”之后,于笺注《秋兴八首》中,以史证诗,寄寓其对前明的忠诚,满怀遗民之痛。     

鲁迅的“战士真我”及其译作《出了象牙之塔》

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深刻地影响了1925年前后鲁迅超越生存虚无、回归“战士真我”的重大生命抉择。鲁迅翻译《出了象牙之塔》不仅在时间上与他创作《野草》,“决战虚无”的时间1925年基本同步,而且,在肯定积极的虚无体认以及真正生命价值创造的哲学意味上,在推崇“批判——反抗”现实的“战士”生命方式上,《出了象牙之塔》都与《野草》有着内在的联系。     

“二陆”的悲情与创作

西晋时期的文学家陆机和陆云被钟嵘称为"二陆",陆氏为东南望族,"二陆"的祖父陆逊是吴国的丞相,父亲陆抗为吴国的大司马。吴亡,陆机、陆云隐退故里10年,后到京城洛阳拜访时任太常的著名学者张华,受到器重,但政治上却不得志,陆机甚至死于"八王之乱"。陆机和陆云的性格迥异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形成了不同的风貌,陆机繁缛,陆云鲜净。然而两人都很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传承的作用。陆机的作品《文赋》精微地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在艺术构思、谋篇布局、美学标准和文体的分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