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理念差异与秦汉派、唐宋派之争

在师法宜上与循序渐进两种不同文法理念之下,中国古代文法论中形成了宗法秦汉与宗法唐宋两种不同的理论主张,进而在明代形成了秦汉、唐宋两大对立文派.前者主张以秦汉文为学习典范,以求真为旨趣,以变化为目的,提出"格调"论、"一师心匠"说,实践重心在于修辞.后者主要以曾巩为榜样,以求道为目的,提出"神明之变化"说,以讲究篇章安排布置之法为擅场.桐城派确立了以归有光、唐宋文为津梁来学习秦汉文的借鉴原则、由格律声色等文之粗领悟神理气味等文之精的合式原则,实现了对师法宜上与循序渐进两种文法理念的整合.     

“唐宋派”当称为“本色派”考辨

“唐宋派”是现行文学史标称的一个明代作家流派,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主要成员。此种观点自1947年被郭绍虞正式提出后,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对明清相关文献进行考证、辨析可以发现,明代文学史上确实存在一个以“王、唐、茅、归”为核心成员的文学流派,然以“唐宋派”名之欠妥。原因有三：一是推崇唐宋文是明前中期一种普遍现象,“王、唐、茅、归”仅是其中持论者;二是“王、唐、茅、归”不仅推崇唐宋文,同时也推崇其他时代符合他们审美标准的散文;三是“王、唐、茅、归”推崇散文的标准不是以时代论,而是以是否符合他们所倡导的“本色论”而定。深入辨析考察“王、唐、茅、归”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可知他们交往密切,同声应气反对“前七子”文学拟古主义,共倡“本色论”文艺观,故将他们称为“本色派”更符合文学史的事实。     

论徐渭的文学思想与王学的关系

徐渭曾师事王门的王畿、季本 ,学术思想与文学革新的理论也深受两人的影响。其中自然本色论与王畿的思想形异而实同 ,师心与师古的统一体现了兼法王、季二人的痕迹 ,师法唐宋派是与承绪王门完全一致的 ,徐渭的文学思想对晚明文学思潮具有先导之功     

冲突与制衡:秦汉民间力量与乡里政权的关系

秦汉时期乡里社会始终存在着强宗豪族、游侠、民间结社、宗教组织等民间势力,不断侵蚀和消解乡里政权权力,与国家政权处于相互冲突与制衡的争斗中,导致国家权力并不能完全控制乡里社会,反而促使乡里社会处于民间权力的掌控与自治状态.     

论竟陵派与贾岛、姚合之关系

竟陵派与贾岛、姚合诗歌有相似之处,但不能因此就说竟陵派效仿贾岛、姚合的诗歌创作。竟陵派的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从未标举过贾、姚,也从未表示学习过贾、姚。两者之间的相似是无心之似,相似的原因在于二者都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及对冷寂意象的偏爱与幽静诗境的追求。     

竟陵派与废名的散文创作

废名与晚明竟陵派在性情及散文创作方面的相似暗合之处 ,有来自时代与自我两方面的因素。他们都接近佛教 ,其散文创作明显受其影响 ,但废名解读佛理注重于以现代的文化意识予以观照。他们都具有传统名士孤傲拔俗的精神气质。为文强调自我心体带有回避现实的倾向。其散文都“涩味”较重 ,废名的作品表现为思路跳跃、语意曲折 ;竟陵派则偏于奇僻幽峭的境界。两者都刻意追求语体形态的“陌生化”效果 。     

苏曼殊与鸳鸯蝴蝶派关系重论

苏曼殊和鸳鸯蝴蝶派的关系向为学界关注.苏曼殊小说确实与鸳鸯蝴蝶派在审美体系上有不少共同处,如言情体、人物类型化、注重文学的主体性,其对当时通俗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很深远,但苏曼殊并不属于鸳鸯蝴蝶派.本文从其出身和教育背景、叙事范型和表现主题上的求索、文学观念以及超越现实人生的审美笔致和悲剧叙事的收束方式四个方面论定苏曼殊创作在更大程度上属于纯文学范畴,体现的是精英化的审美现代性追求.     

论龚自珍与吴中词派的离合关系

吴中词派兴盛于嘉道年间,与龚自珍活跃在文坛的时间多有重合,且地域相近,自然成为龚自珍创作时重要的词学背景之一,也是其词学观的必要参照系.龚自珍虽与吴中词人有过交往,并有顾广圻、秦敦夫等讲求声律的好友,且与戈载具有相同的音韵学知识背景,但龚自珍的崇畅情、重自然等词学观与吴中词派的声律论实际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也决定了两者在词学上甚少交集.龚自珍的“尊情”观坚守以词抒写性情,在吴中的声律大潮中,讲究词的独特内质,在当时的影响固然有限,但其导向却堪称词体正大光明之途,其意义值得充分重视.     

文化保守派与新文化派的宗教道德关系论

关于宗教与道德的关系,不同文化派别的知识分子存在着较大的认识分歧。文化保守派认为,宗教是道德的根底,具有引人向上的意义,可以统一信仰、凝聚人心,驱动人们义无反顾于正义事业,激发国民的爱国情怀,引导世人超越现实利欲,追求崇高价值,醇化人性,提升境界。而新文化派则认为,宗教不仅与善德无涉,而且会导人向利,致人颓靡。这虽然不乏思想解放的意义,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作为灵肉统一的人,的确也需要某种宗教意义上的终极意义追求。认真梳理并有机整合二者的相关思想,对于当今的价值体系建设不无启迪意义。     

明中期文坛茶陵派与吴中派关系研究

茶陵派与吴中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吴中派在文学上表现出四点地域特征:博学之风、任情之性、尚趣之乐和崇古之情.李东阳与吴中士子交往甚多,不少吴中人士在与茶陵派交往过程中,深受茶陵派诗风的影响,自觉接受了李东阳的诗歌主张,在师法取向、诗歌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共同志趣,而人生追求的相异又使两派各有不同.通过对茶陵派与吴中派异同的研究,探讨两派在文学上的关联度.     

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影响密切相关。白桦派提出的关于个人与“人类”互动、统一的观点 ,强调了个人相对于“人类”的独立性与重要性。这种观点为五四作家所接受 ,促使他们自觉背离近代“国家”文学模式 ,将叙事重心与目的由“国家”话语转向“人”的话语。五四作家对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原则的叙写 ,是从中国五四语境出发的一种创造性改写 ,这种改写赋予了五四文学较之于日本白桦派文学更为丰富、深刻的现代人学内涵。     

先秦儒家八派及其与楚国的关系——结合楚地出土简帛文献的考察

《韩非子·显学》中的儒家八派:子张氏之儒应为战国中后期的一个"接近于墨家"的儒家学派;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大同小异,故被后世合称为"思孟学派";颜氏之儒应该是一个借庄子学派的宣传而出名的派别;漆雕氏之儒是个任侠作风鲜明的儒家学派;仲良氏之儒或许即是仲弓之儒;孙氏之儒是指荀子学派;乐正氏之儒则是孟子的弟子乐正克一派。近年出土的楚地简帛文献中出现的儒家著作,主要是儒家"思孟学派"的作品,几乎没有其他儒家学派的作品。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学派或如子张氏之儒、漆雕氏之儒,偏重实行,少有著作传世;或如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出现时代晚于出土简帛下葬的年代。     

论"编户齐民"的形成及其内涵演化——兼论秦汉时期"编户齐民"与"吏民"关系

编户齐民是先秦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特殊针对性的人群,即消除分封采邑制下国人与野人之异、公民与私人之别,国家通过编户统一管理的居民.离开这个前提,编户齐民并不具备平等无贵贱的特点.编户制在先秦出现,但将"编户"作为居民称谓是汉代的事情,此时编户齐民的初始针对性内涵已不重要,仅作为人民大众的泛称被延续使用,不具有严格的等级身份性."编户"与"齐民"均经历了由动宾词组到名词的形态演变,名词化的"编户"和"齐民"是社会变革的产物,而动宾词组化的"编户"和"齐民"则反映了变革过程."吏民"是编户齐民的主体,但二者不能简单画等号,因为非吏民的贫贱民也属于编户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