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理性三维论"的批判——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谈起

韦伯在其代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研究核心在于理性及其发展不同类型,其构成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而有的学者提出了第三种理性即行为理性,实际上是构建了"理性三维论".笔者认为,"理性三维论"没有弄清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划分依据以及异化原因,只是将工具理性的异化作为价值理性回归的前提加以肯定.笔者进而提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异化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二是人们对二者的错误认识所引发的,而重新构建新理性精神可以为弥补价值性与工具理性的断裂和异化.     

《孝经》和谐思想的现代诠释

<孝经>是中国古代孝理论的集大成者.它所倡导的理想社会状态是"民用和睦,上下无怨".而要达到这种境界的"至德要道"就是孝.<孝经>所体现的伦理思想已经积淀为中华民族区别其他民族的特质与美德.<孝经>所蕴涵的和谐思想表现为化解矛盾,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凝聚社会正气,所有这些,对于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世《孝经》郑注的再考察

郑玄与传世本《孝经郑注》的关系,自魏晋以后一直是个谜。由于汉末经注的影响力,人们见有题名郑注的经书自然以为是郑玄之注,经学里的行家人早就从具体内容中发现了疑点,屡次提出。但由于政治家对到底是不是郑玄作的注并不太在意,故此事一直未能澄清,直到唐代,依然是笔糊涂账。在学界争论不休时,唐玄宗以天子之尊,亲自注《孝经》。自此,《孝经》唐明皇御注本就成了定本,这更促使了民间真的郑注本的散失。宋以后的《孝经》注疏本也是在唐明皇注本基础上为之。清代学者辑出的多种《孝经郑注》本,也都以传世《孝经正义》为主要依据。其实,这些郑注根本就不是郑玄的作品。     

《孝经》伦理道德蕴涵的现代阐释

<孝经>是儒家阐发孝道的一部专著,也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之一."孝"作为必然的人伦关系,是从上下辈血亲关系中引出的一切人都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孝经>之"孝"已经不是纯粹的"养亲敬亲"情感了,而是从"亲亲"的家庭伦理出发,将人与人的关爱之情、责任之心,推而至于整个社会和国家,将其属于父子之亲、母子之情的伦常关系,与上下等级、友朋交谊、君臣之道、夫妇关系等结合起来,从而端正人心,纯化情感,改善关系,迭到和谐.<孝经>蕴涵了其深厚的伦理道德底蕴,它包括:"孝之始"的人伦道德,"孝,德之本","孝"与"忠"的不可分割,"孝"与"义"的紧密结合,"广敬博爱"的道德准则.     

传统浙商的理性精神

本文借助经济学与哲学的分析范式探究传统浙商的精神特质,认为传统浙商精神既有时代的影子,也有超越时代的诉求,它是时代性、地域性和超越性的统一,蕴涵丰富的理性内涵.今天的浙商应该领会和接纳传统,铸造新的理性精神.     

论科学精神的价值理性

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关注的精神文明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人们深刻反思科学精神对自然科学的物质功效,与对社会科学的精神功效的整合,这也正是科学精神价值统一体的深刻内涵.科学理性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科学精神的价值理性有着内在的逻辑统一.从文化价值论层面、科学认识论层面、科学价值论层面、科学方法论层面探索科学精神价值理性,对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精神体现出科学价值理性;反思人与社会关系,科学精神体现了社会价值理性;反思人自身的思维运动,科学精神揭示了精神价值理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赢找到了科学途径.     

理性和自由之解读——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的论述谈起

在哲学与社会科学中理性与自由堪称最深刻也最富争议的概念。在米尔斯看来理性与自由更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心智品质。社会科学作为人类事务中理性的首要载体,为人们指引通往自由与理性之路是社会科学的任务,阐释自由和理性的理想乃是社会科学家的一项学术职责。     

美国汉学界对孝及《孝经》的研究——兼论海外汉学的研究范式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占有显要位置。孝及总其大成的《孝经》一直是美国汉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1996年,戴梅可发表《汉代中国的儒孝和个人主义》,从中国文化内部出发,提出儒孝地位的上升、涵盖面的扩大最终导致汉代政权的衰落;1998年,侯思孟发表《孝在古代中国的地位》,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考察孝,以文献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孝在中国早期历史（商至两汉）中的演变,力图就中西文化进行对比。海外汉学的学科背景、问题意识、理论手段等,完完全全是西方的。研究海外汉学应当从西方学术文化的内部出发,对比比较文化的研究理路,审视海外汉学在外国学术体系中的发展历程,对西方学术史进行＂外国学＂研究。     

论《孙子兵法》的科学理性精神

孙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战争作为认识对象和科学研究对象的军事家,他认为,战争规律是可知的,人具有认识战争规律的能力,并力求寻找战争的一般规律和战争的指导规律,闪耀着科学理性的思想光辉。正是这种科学理性精神,使其总结出的许多军事原则至今魅力不减。     

公共理性视野下的公共行政

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是责任型政府的核心价值信念.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理性作为公共行政的根本价值旨归,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公共利益价值观的重塑、公共责任的分担、公共治理结构的形成只有在充分具备公共理性的公共对话中才能得到具体体现.通过在公共理性的导向下构建合作型博弈制度框架,形塑组织化的共和善治,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公共行政的经济高效与社会公正并行不悖.     

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从传统的等级社会束缚中获得空前解放,如何将自由平等的个人进行社会整合便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同的思想家提出不同的方案。在康德那里,道德主体基于实践理性的独白式论证能够为自己的行动立法从而实现社会整合;哈贝马斯批判继承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其基于交往主体对话式论证制定的行为规范具有合法性,为多元化的社会整合提供了理论支撑。     

沉默的理性——卡夫卡与西方现代文化精神

作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家,卡夫卡的创作中表现出另类特征的“现代性”:一方面与现代理性精神大相径庭,表现出对“人的主体性”理念的质疑和颠覆;另一方面又与现代主义非理性格格不入,其对于“自由”理念的考量以及逼真的叙事风格,令人联想到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种特征正是卡夫卡所接受的西方现代理性与其内在的犹太文化意识交互作用的结果。     

建设工程合同并入承揽合同是契约精神的理性回归

建设工程合同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要求对其规制符合意思自治和法治原则,应当将建设工程合同并入承揽合同.理性回归契约精神.私法自治和国家强制之间具有天然的鸿沟,国家强制主要体现为法律管制,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违反法律之强制性规定均不完全导致合同无效,其在立法和司法中均有大量例外,以最大限度地维持私法自治.建设工程合同的主体、缔约方式、转分包、合同变更和转让、任意解除权、承包人留置权等制度,合同法均不应规定有别于一般承揽合同的特别限制.契约自由并不排斥政府对建设工程进行适当有效的管制,这些管制通常属于取缔性规定,而不属于效力性规定,应受行政法调整与合同的效力无关.     

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

儒学理性精神是孔子学说的精华,主要应包括重证据、戒盲从,关心民生日用、提倡学以致用,运用辩证思维等项。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总是继承孔子思想的优良遗产和重要命题,同时结合本身所处的时代条件,进行再创造,提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主张,由此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精神的提升。清朝乾嘉时代,尽管在特殊条件下造成了考证之学的极盛,但并非真的成为其一统天下。当时确有一些特识之士,能够超出朴学范围,进行理论性的探讨,并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贡献。最为显著者,如戴震,不但擅长于严密考证,而且精心撰写哲学著作,勇敢地打破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枷锁;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在其考证学著作中揭示出追求历史真实性的价值取向,对于流毒极深的滥用褒贬手法痛加抨击,并且表达出对经国养民问题的关怀;如章学诚,他逆于时趋,抨击考证学末流以补苴襞绩为能事造成的严重流弊,倡导学术经世,并且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大力探求作为人类社会演进客观趋势的道。尽管这些学者关注的领域不同,但他们认识的出发点和思想动力,就是儒学理性精神。因此,我们除了应重视乾嘉考证学成就之外,又亟须重视这一时期义理之学层面的成就,作重新审视。深入探讨这一课题,对于重新梳理乾嘉时期学术演进的脉络,和进一步认识儒学思想精华的强盛生命力,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诗经》看周人的文化精神

周民族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农业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形成了周人定居的农耕文化。作为周文化遗存的《诗经》,正是这一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这可以从《诗经》所流露出的农业生产的乡土情怀、宗族伦理与宗国感情、以文为本的人文精神,以及基于现实的创作精神上清晰地见出。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中国农业文化的诗集,它是中国上古文化诗的总结和艺术升华,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超出了诗的领域。     

从《铸剑》看鲁迅的复仇精神

鲁迅先生的《铸剑》完成于1926年10月,写的是眉间尺替父报仇的历史故事,是一曲为正义而复仇的壮歌。鲁迅写这篇小说与三.一八惨案有关,严峻的阶级斗争加深了鲁迅对反动统治阶级本质的认识。对于被压迫的民众,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要让爬着的奴隶站起来做人。在鲁迅看来,眉间尺、宴之敖身上潜藏着的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千年的生命活力,也是这部新编历史小说凝聚作者理想信念,高扬浪漫主义旗帜,书写火与剑的要义所在。     

中国民法典的形式理性——从科学标准谈起

民法典的制定是中国民法发展史上里程碑。合理完备的民法典必然要牵涉一个标准问题,没有科学的标准便不能形成主流的立法建议。本文试图从标准这个角度就中国民法典的内容选择与模式构建作以理性分析,以便走出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无谓争辩。     

理性批判两个阶段：语言学转向和伦理学转向——从《理性的界限：哈贝马斯、利奥塔以及梅莱尼&#183;克莱恩的理性观》中看现代与后现代理性观

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理性批判都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伦理学转向,但得出的理论结论却截然不同:哈贝马斯致力于理性重建,强调共识;利奥塔则致力于理性的拒斥,强调分歧。     

《理想国》的灵魂划分与理性主体

柏拉图《理想国》依据"对立原则"进行的灵魂划分把灵魂的三种欲求分别归属于灵魂的三个不同部分。许多研究者认为,《理想国》的这一灵魂划分在肯定灵魂非理性部分和非理性欲求存在的同时,会导致灵魂统一主体的缺失。但细致考察依据"对立原则"划分出的灵魂的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的关系,发现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并不独立地与灵魂的理性部分共在;相反,非理性部分代表的非理性欲求只在与理性发生冲突时才会出现。如此,《理想国》灵魂划分建构的正是理性的统一主体。这样来理解《理想国》的灵魂划分,不仅能够更好地解释人类的行为,也能与近代观念相比,彰显柏拉图乃至希腊哲学家强调理性能够独自构成一种行为动机的理论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