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独立媒体研究

墨西哥独立媒体包括公民社会模式媒体和市场驱动模式媒体,它们是新兴的媒体或者传统媒体转型的产物。与墨西哥传统的威权模式媒体不同,独立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多样性和主动性。政治自由化并不是墨西哥独立媒体产生的主要因素,独立媒体也不是政治转型的产物,20世纪80～90年代,在变革推动者、危机事件和私有化改革等多因素作用下,墨西哥威权政府的庇护主义媒体控制制度逐渐瓦解,独立媒体开始出现并发展壮大。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媒体伦理

现代社会中媒体身份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作用的二重性。媒体伦理是媒体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并避免消极影响的基本保障。在公共危机事件的预警防范中,媒体应当尽量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客观、公正、及时、准确地把信息传递给公众,发挥好化解危机或提供警示的作用。公共危机事件一旦发生,媒体应当具有大局意识,报道要理性、客观、准确,避免情绪化,同时,还要担负起凝聚人心和激发公众热情的职责。     

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解释范式及其嬗变

关于政治合法性,每一门学科都代表着一种解释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范式。伦理学以道德理念为逻辑起点,形成政治对正义等基本价值的信仰,成为衡量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终极价值标准;合法性在法学中保留“与法律一致”的涵义,因而法律实证主义将合法归结为合乎法律;社会学家认为,在符合一定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或依据于被统治者是否相信或赞同某种统治,来确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角度看,合法性的主要意义在于建立和保持一定的、和谐的政治秩序,同时克服合法性危机对社会进步和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     

论新加坡的“选举民本权威主义”政治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垄断政权,塑造了“选举民本权威主义”的合法性结构,这种合法性结构具有三重权威性：制度上的选举权威主义、理念上的民本权威主义和工具上的政绩权威主义,三者相互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起黏合作用的作为人民行动党执政理念的具有东方色彩的民本权威主义,即民本权威主义来自于中国古代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是“好政府”和“法治”混合的产物.     

BBC媒体理念与实践改革前沿研究

作为英国最大的新闻广播机构,BBC一直是媒体机构改革的积极探索者。2017年,BBC进入新版《皇家宪章》的保障周期。通过考察BBC近年来的改革举措及未来十年的发展规划,我们对其传播理念、生产方式和分发策略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为了适应媒介转型的诸多新变化,BBC为"移动优先"与"内容为王"的基本理念注入了新内涵,并提出"本地化"和"年轻化"两大新的发展目标。生产方式上,新成立的BBC Studio采用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激发了内容生产者的活力,继续精简的架构使新闻生产变得更加便捷。分发策略上,依托自身优质内容,使自主研发的视频软件iplayer平台化,并不断优化用户体验。这些举措为我国现阶段的媒体机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法律的合法性危机及哈贝马斯的法政治学理论——解读《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哈贝马斯对法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阐释现代社会中法律的合法性来源和危机问题。在他看来,法律不能离开道德正确性问题,亦即合法性问题。在哈贝马斯的行动主义社会理论中,合法性是正当程序下主体间“理性辩论”这样的政治过程的可能结果;也就是说,只要主体间的交流、讨论、争论、谈判、协商和达成一致符合“理性的辩论伦理”,现代社会中法律的合法性是可以重塑和再塑的。换句话说,合法性成了程序的可能结果。哈贝马斯的这个“辩论伦理学”是建立在他的宏大的社会理论基础上的。本文的重点就是要在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框架内,围绕他关于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剖析他对法政治学(民主理论)的贡献及不足。     

新闻专业主义与网络传播——以“三鹿事件”为例

本文以“三鹿事件”为例,论述了网络传播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对传媒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认为被扭曲了的公关传播活动与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缺乏紧密相关。“三鹿事件”是传媒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无论对媒体还是对其它组织都是一个重要契机。在互联网传播时代,必须真正树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和公共关系理念．否则就可能给自身带来致命的危险。“三鹿事件”反过来也说明,那些被扭曲了的传播思想仍然会顽强地作用于互联网,并试图借互联网的特性去扭曲信息环境。     

阿伦特与现代性批判

关于阿伦特的现代性批判,西方学术界为人们勾画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不同的阿伦特肖像。基于阿伦特基本著作的文本考察表明：阿伦特的现代性批判同时包含了两面：一方面,她肯定了现代性所包含的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宪政主义等基本理念;另一方面,她也指出了现时代政治的危机、文化的危机和人的危机。     

社会转型、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关于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协商性民主理论,强调通过程序主义对话伦理赋予公共政策或立法以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协商性民主在政治参与、法律监督、政治博弈、程序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官僚权威主义与韩国的工业化

韩国“5·16军事革命”后形成了一个较为典型的官僚权威主义形态，其特征是以军事独裁维护政治稳定性，以“经济第一”获取政治合法性，以专家治国提供管理有效性，以政府干预体现政策连续性，以官民合作保持社会一致性。韩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得自于早期现代化国家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受惠于官僚权威主义的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     

制度权威和个人权威

制度权威和个人权威是社会权威关系的两种基本形式。二者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权威力量,起着不同的社会作用。同时,制度权威和个人权威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制度权威和社会权威对立统一的基础在于现实社会的物质关系。社会权威关系的历史发展呈现出制度权威日益成为社会权威主导形式的历史趋势。     

政治权力与交往权力——哈贝马斯对于民主国家中的权力结构的思考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是政治权力变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它自我编程、自我服务,法治国家的合法律性和正当性发生了分裂。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使狭义上的政治权力受到交往权力的制约。这种政治权力应该由交往权力转化而来,并受到交往权力的制约。这种交往权力不仅包含制度化的交往权力,而且还包含生活世界中的公共交往。在现代社会,这种交往将改变政治权力的结构:狭义政治权力的缩小和交往权力的扩大。     

行政权不得推定与行政权法定的实现

行政权推定行使,已成为行政权越权、滥用的基本口实。本文从权力不得推定出发,阐明了行政权不得推定的理由依据,指出其现象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行政权法定,为行政权的行使设定了基本界域。     

正确处理大学管理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大学内部的权力主要由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构成。我国大学权力构成属于行政权力主导型。这种大学管理体制强调行政权力的作用,普遍存在着忽视学术权力的现象,造成分工不明,责任不清。认为明确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内涵,实行学术民主管理,建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协调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明确大学管理中的责权,提高大学管理水平。     

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的法律冲突以及解决方案

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是企业的两项重要知识产权 ,二者在实践中发生的冲突 ,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发达国家以及一些重要的国际公约建立了商标反淡化的法律制度 ,仍没有彻底解决企业的商标权和名称权的法律冲突问题。我国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 ,进一步完善驰名商标的法律制度 ,同时通过取消现行关于企业名称的不合理的规定 ,建立企业名称和商标的交叉管理 ,以便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法律冲突 ,建立公正、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     

制度与制度权威

制度本质上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行为规范,它能够约束人们的行为符合某种秩序的要求。制度权威的本质是人们对一定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和社会交往过程内在秩序性要求的服从。制度和制度权威建设,必须使制度符合一定社会的生产力、社会关系和人的状况。     

论监护与亲权

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并未把亲权人和监护人分开。亲权的行使以亲子关系为基础,但关于监护权的归属并不当然地授予亲权者,即父母。由此可见,从法律制度上把亲权和监护加以区分,把亲权人和监护人区别开来,是很有必要的。     

现代性与权威认同

权威认同在本质上是对于“创造者”的创造性的认同。现代社会的权威认同渊源于“文明的创造”,是对现代性的世俗化困境和矛盾性困境的创造性转化。创造力的衰退造成了现代性权威认同的危机     

基于村民自治的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博弈研究

1982年以来,以国家为主导的村民自治运动在国内已推行了20多年。然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代表的法律权威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却受到了来自乡村权威的挑战,它在权力来源、实施和监督整个过程中影响村民自治运动,甚至操纵法律权威。但乡村权威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并不只有负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改进制度和相关法律保障的方法加强对乡村权威的控制和引导,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促进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的融合,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上帝的权威——希伯来神话对巴比伦神话的吸收、改造及原因

古希伯来神话无不例外地涉及到世界各民族神话都会涉及的三大起源问题,即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文化的起源。而这三类神话都有从巴比伦神话中借鉴的痕迹,但希伯来根据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需要对其作了改造。所以神话中表现出了比巴比伦神话更强烈的宗教观和道德观。这种改动是由希伯来民族的历史、生存环境以及民族性格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