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麽经布洛陀文本产生的年代及其“当代情境”

壮族麽经布洛陀为研究壮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是壮族的历史记忆,它本身有一个从口头传承到不断加工、书写、编撰、汇集和逐渐定型成文本的过程。口头传承产生久远,而形成于明末清初的文本则反映了当时壮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种种事象。     

重构藏地乡村的精神图谱与历史记忆——从《空山》到《云中记》的文学启示

从"机村传说"始,阿来开始讲述20世纪后半期藏地乡村的历史,在思考小历史与大历史、村庄与国家、个人与时代、创伤经验与历史记忆的关联时,也标示出他之于藏地乡村历史变迁的复杂的情感地图与情感结构。阿来试图超越"在地"的、"实在"意义上的乡土历史书写,走进乡村的内部去探寻个体和乡村的精神图景与文化记忆,通过对藏地乡村的人物图谱的深描、对藏地村庄精神图景的重构、对族群传统和文化记忆的打捞,显示出他的乡村书写所可能达到的广度与深度。     

智媒时代红色记忆传承的挑战及其消解

中华民族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更深入地传播红色文化、重塑红色记忆、建构身份认同、凝聚民族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是学者们需要思考的重大课题。研究认为,信息化和全球化引发了传统认知时空转型和红色文化信仰危机,而媒介变革也促使了文化接受主体变迁。智媒时代,红色文化传承面临新的境遇,红色记忆智能化传承成为必然：智能化技术已经成为智媒时代红色记忆传承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因此,通过重塑红色记忆空间、智能讲述红色故事、打造人机互动体验等一系列途径,利用智能化再现历史,有助于消解红色记忆传承面临的挑战。     

论庆阳剪纸所蕴含的原始宗教色彩

剪纸是记忆人类远古文化历史的活化石,是民族文化的深层记忆。庆阳剪纸以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现着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传承着原始先民朴素的本原哲学,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色彩。     

存在与表达——论地方性知识的历史叙述

从文化存续与理解的角度说,地方性知识需要历史叙述,其价值诉求是维系当地人群的历史记忆;地方性知识的历史叙述往往需要借助本土语言符号的运用,从而才能形成可以跨文化理解的文本书写,因而必须认识其认知特点;传承意义上的文本书写主要指文字（或图形）符号的编码过程,而且是地方性知识历史叙述的主要形式。     

社会记忆下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载体探析——以黔东南苗族为例

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来看待传统文化的演化,关注民族文化的记忆建构过程,以及集体记忆以文化的方式是如何被传承的。同时借助社会记忆的理论和模型分析了传统文化的社会记忆载体以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记忆图式,从民族认知主体的视角反思了人类活动的结构、模式、进化及其规律,探讨社会进化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形成机制和互动模式。     

朱利安·巴恩斯《10章世界史》 中历史记忆的伦理关怀

历史记忆问题是朱利安·巴恩斯《10章世界史》的关注焦点。小说中小人物的历史记忆凸显了对底层大众的深切关怀,对人类过往苦难和暴行的历史记忆书写彰显了铭记本身作为一种伦理责任和义务的思想,而对人类作为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的记忆则体现了强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非遗电影共同体叙事的逻辑、策略与经验启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的活态见证,凝聚民族认同的“共同记忆”;近年来,我国非遗电影不断突破传统的纪录影像模式,呈现出体现共同体叙事的特点。其一,非遗电影不仅展示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还传递了人类文明的精神价值。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贡献;其二,非遗电影在叙事策略上善用空间唤醒大众记忆,渲染情感凝聚共识,努力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让大众深刻感知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其三,非遗电影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财富,也是推动大众参与文化建设、共享文化成果和强化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其经验启示值得梳理总结。     

“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文化记忆和幽灵书写

作为历史编撰元小说的一个次文类,"新维多利亚小说"从主题上和形式上对维多利亚文学进行戏仿,问题化地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文化景观进行了再现和重构。以A.S.拜厄特和萨拉·沃特斯为首的当代英国女作家所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突出了对女性生存体验的挖掘和描绘,构筑和承载了维多利亚文化记忆。在对文化记忆的构筑过程中,"新维多利亚小说"采取了后现代戏仿的手法,为文化记忆增添了新的维度。"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历史叙事同时也是"幽灵书写",成为建构文化记忆的要素。     

《红旗飘飘》与中国共产党革命记忆的建构

中国共产党重视借助媒介建构革命记忆,以发挥历史记忆在形塑政治认同、建设政治文化和实施政治动员方面的价值功能。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红旗飘飘》丛刊,是中国共产党记忆建构实践中的典型。《红旗飘飘》通过多途径汇集革命史料、多形式呈现革命记忆、多主题聚焦时政热点,传达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史事记忆、主体记忆、价值记忆和精神记忆,彰显出保存革命历史、引领革命理想、传承革命精神、凝聚记忆经验等多方面价值。《红旗飘飘》办刊实践对新时代继续建构党的历史记忆和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亦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从抗疫故事、情感主题到场景再现：瘟疫遗产地构建的欧洲经验和模式

欧洲有三处著名的瘟疫遗产地:苏格兰的玛丽·金小巷、英格兰的亚姆村、德国的上阿默高镇。三地共同见证了17世纪鼠疫大流行带给人类的深重灾难,分别展现了封锁隔离、集体自律、坚定信心的抗疫理念和方法,留下了深刻的抗疫经验和记忆。它们的文化记忆在过去三百多年中被反复渲染、取舍和建构,分别凝聚成"灾难恐惧"、"人性致敬"、"乐观感恩"的主题精神,这些精神以及造就精神的场所进一步发展成为有历史内涵的回忆之地。三地进而以恐怖体验、现场朝圣、娱神狂欢等方式发展遗产旅游,实现了瘟疫遗产的生动延续与活态传承、文化记忆的激活与再现。这类因地制宜而又别出心裁地存储、取舍、激活抗疫文化记忆的生动案例,可以归纳为瘟疫遗产地构建与传承的"欧洲经验"。2020年全球抗疫将形成新的文化记忆,当今的记忆亦将被存储、取舍和再现。站在前人肩膀上,今人在面对共同灾害时应该能够沉着应对、行稳致远。     

认同、重构与承续：《灿烂千阳》中多重记忆的伦理关怀

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灿烂千阳》讲述了在动荡年代,两位阿富汗底层女性经历的贫穷、战乱与压迫,她们带着各自痛苦的记忆,向阳成长的故事。记忆对于移民作家胡赛尼有着深刻的影响,记忆既是其作品叙事的载体,也是叙事的对象,蕴含深刻的伦理意蕴。《灿烂千阳》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角度,诠释出个体追寻自我认同的生命体验,集体对重构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期冀,以及文化共同体建构对承续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通过记忆的书写,《灿烂千阳》不仅实现了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亦为当下的读者从伦理道德视域反思历史与传承民族文化提供了新的典范。     

关于建筑的文化品味、艺术内涵和生态问题

建筑是用结构来表达思想的艺术,建筑要有风格独具特色鲜明的体系。文化是建筑的灵魂。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建筑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建筑文化离不开历史的沉淀和积累,只是我们怎样去把握和传承的问题。当今建筑市场紊乱是导致建筑文化品位低落的原因之一。气候变化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建筑要注意生态、节能与环保。     

试论《红旗谱》的历史革命化叙事

《红旗谱》作为红色革命历史小说,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了;其中,人物的阶级身份、成长历程隐喻了革命历史记忆中"英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人格化想象,是一种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革命化叙事范本。     

唐代碑志文的盛世情结及书写模式——以初盛唐文本为考察中心

唐代碑志文的盛世情结起于文士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而帝唐大一统政权的发展更促进了这种思考,使得文士最终形成强烈的盛世期待心理。这在碑志创作中表现突出。具体书写模式表现为弘扬儒道精神、塑造时代典型、追求宏大壮丽的行文体式等,目的是为大一统政权寻找理论依据,推进帝唐强国盛世建设。唐代碑志的盛世书写具有相当的文化构建和历史传承功能,并对后人的碑志文写作颇多影响。     

新媒体语境下非遗"文化记忆"建构路径初探——以宣纸文化遗产数字化为例

新媒体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渠道和传承方式,也塑造了非遗"文化记忆"社会建构新的环境条件、表达方式和文化空间.文章以新媒体语境下的非遗"文化记忆"路径建构为研究内容,运用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结合新媒体时代"文化记忆"建构的发展趋势,提出非遗"文化记忆"新媒体建构路径包括资源要素、服务要素、技术要素和价值感知要素组成的综合体系,试图为非遗"文化记忆"传承和保护方式创新提供借鉴思路.     

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媒介的转型与发展

文化记忆作为一种与社会、媒介和文化情境紧密相连的动态构造，彰显了人类记忆的社会化维度。在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的生成与建构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格雷马斯矩阵被巧妙地应用于这一知识场域中剖析文化记忆构建机制，揭示了媒介作为构建文化记忆中最活跃变量的核心地位。随着文化内容从物理形态到数字化传播和存储的转变，以“仪式”和博物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记忆媒介经历了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转型，旧媒介为文化记忆提供稳固且权威的依托。新的媒介形式引领文化传播的创新，作为象征性与商品性并存的记忆媒介的文化创意产业对文化资源的再生产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储存方式，该方式以其普适化的传播样貌所形成的某种暗示构建起文化记忆的全新图景；兼顾官方记忆与大众记忆平行书写的新媒介给文化记忆的书写方式带来颠覆性的革新，它不断丰富着文化记忆的构建模式，使之获得一种更为大众化、更加多元化的表述空间，进而推动和强化了官方与大众记忆之间极高的流通与互动性，促进了多元解读视角的形成。但同时，在文化记忆媒介演化的进程中所产生的虚假记忆、信息过载、数字鸿沟和数字伦理等一系列新问题，也成为亟待深入探讨和解决的知识命题。     

传统节日研究的三个维度——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

传统节日是民众生产、生活节律和文化实践的记忆活动。理解传统节日起源的文化记忆如何转变成节日主体生活中的有意义的历史,是节日起源解释层面上的真实意图。传统节日包含传统要素与现代生活的相互作用,传统既在现实生活中,又与过去的文化记忆关联。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在民众生活需求下,融汇、交织和凝聚着历史与现实的多元关系,也是在各类生活关系推动下,传统节日以仪式为中心建构的文化记忆得到传承发展。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从当下出发,联结历史与未来,蕴涵民众生活行为、言说方式的平等观念,具有构筑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地域文化身份的特质。     

仁和之道—时代的呼唤

仁和之道,是人类文明的体现和传承,为人类世界提供了前进的智慧。无论什么时代,仁和之道,都是广纳人类文明、引领时代前进的文化旗帜。人类历史表明,履行仁和之道,实现世界的文明对话,互尊、互谅、互名、互利,同舟共济和平对接,是时代的需要,是发展的趋势。同时,仁和之道,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特征,需要人类在学习、沟通和综合创新中去实现。     

人类学视域下的文化遗产分析——以“孔雀东南飞传说”为例

“孔雀东南飞传说”是我国汉朝遗留下来的一个有着近两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由于受时代环境和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现今故事发生地的不同人群对于孔雀东南飞的记忆、认识和认同不尽一致.文章尝试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运用诸如历史心性、历史记忆、历史建构和社会认同等相关概念对孔雀东南飞这一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从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视角谈论当下地方政府对于孔雀东南飞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缺陷,以及对此类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开发应当遵从的途径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