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联与动态响应研究

本研究选取京津冀地区2007—2019年相关数据,构建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利用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对三者之间的动态响应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经历了勉强耦合协调、初级耦合协调之后进入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邢台、衡水、邯郸、沧州等东南部工业城市耦合协调程度低于地区平均水平,2019年初级耦合协调程度及以上城市达到10个;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冲击短期内虽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影响,但长期来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生态环境质量起到负向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西安市生态建设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纵向比较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这一论断为我国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其中,绿色发展着眼于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立足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优化,践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着力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命题,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立足西安市城镇化发展实际,从生态建设视角研究其与西安市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相关问题,运用DPSIR概念模型和熵值法构建评价指标及模型体系,针对西安市近5年生态建设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量化研究,明确优势及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针对促进西安市生态建设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提出治理建议和对策。     

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与响应关系——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半岛城市群17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特征展开分析,并运用响应指数和响应度模型对17市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山东半岛城市群17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总体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根据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山东半岛城市群17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可划分为协调、低度协调、中度失调三种类型;(2)济南、青岛、东营和威海4市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指数为"负响应",其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积极作用,其余城市响应指数为"正响应"且相对稳定。     

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构建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5年到2015年的浙江省相关数据对两系统的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借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浙江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处于高度耦合,其协调度近11年来已从低度协调耦合转向中度协调的耦合;（2）浙江省内各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区域差异较大,且演化趋势较为稳定。     

村落视角下生态建设的探析——以陕北黄土高原为例

随着城镇化及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户生计方式日益呈现多样化,农村居民人口减少,村落消减衰微,生态建设迎来巨大契机。科学规划农村居民点,构建生态中心村,协调农户生计与生态建设的关系,是建设宜居农村、繁荣农村,实现生态环境的善治,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研究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是检验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为切入点,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就长株潭城市群在2010—2018年期间的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展开具体研究.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总体维持在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达到了较高水平的生态城镇化;长沙市的核心效应明显,领跑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城镇化进程,同时长株潭城市群三市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有些区域差异;其三个城市或存在城镇化滞后与生态环境滞后等问题,延滞了其生态城镇化进程.未来推动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城镇化须以"两型社会"为引领,以"生态绿心地区"为生态示范,以绿色工业提升城镇化质量,将长株潭城市群三市打造成为以绿色为底色的现代化、生态化、一体化的高质量城市群,为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的推进提供强有力支撑.     

快速城市化时期山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时空比较研究

从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内涵特征入手,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快速城市化时期山东省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1995年以来山东省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两者协调度经历了"拮抗上升—波动发展—稳步提升"三个阶段;目前山东省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总体上处于中级协调发展类型,东西区域差异明显,协调度最高的威海与最低的菏泽相差近一倍;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加快城镇化进程,更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实施差别化区域政策,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使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进一步提高,最终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性分析——以长江中下游六省为例

通过分析旅游产业、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发展机理,构建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引入余弦夹角值和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结合加权TOPSIS法综合评价系统发展水平,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4年长江中下游六省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纵向动态分析与横向对比。结果表明:长江中下游六省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发展迅速,生态环境质量波动趋势存在地域差异,且生态环境的约束效应逐渐显现;长江中下游六省耦合协调度类型演进趋势相同,耦合协调度类型空间分布以城镇化领先型为主,但耦合协调发展的滞碍因素东中部存在差异。基于此,针对生态环境高度制约的江苏、浙江两省以及生态禀赋较好和环境破坏程度较小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省,分别进行相应的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对策分析。     

兵团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该文通过选取反映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状况的16项指标因子,构建反映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度评价模型,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分析了兵团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综合效益、整体协同发展水平以及协调度,并对兵团"十二五"期间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程度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2005-2010年,兵团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的协调等级;协调类型由早期的城镇化滞后逐渐转化为工业化滞后。同时,兵团各个师的城镇化与工业化整体协同发展水平和协调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由预测结果可知,"十二五"期间,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程度由弱协调状态上升到较协调状态。     

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水平分析与预测

协调快速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是我国下一阶段城镇化工作中的重点。基于广东省2005-2013年所构建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而生态环境水平则存在区域间的发展差异。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表明,广东省及各研究对象于2009年进入基本协调区间;结合灰色预测模型对2014-2018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广东省将率先进入高度协调区间,但粤西地区则呈现明显的落后趋势。该地区需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大资金投入与政策倾斜,使城镇化进程与环境建设相协调,防止逐渐恶化的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     

中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建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系统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时空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由失调衰退—过渡—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从区域层面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区域内部协调度差异较小,土地财政相对于城镇化发展表现为"滞后—超前—同步"的演变特征;中部地区协调度及其内部均衡性次于东部,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或同步型发展;西部地区协调度最低,内部非均衡性也最显著,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转变。因此,我国应实行差别化的供地策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减轻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以促进城镇化与土地财政协调发展。     

城市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研究——以中国低碳试点城市为例

基于2011年中国国家发改委确定的34个低碳试点城市的截面数据,构建了城市碳排放-新型城镇化系统评价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和熵指数计算得出城市低碳发展-新型城镇化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并进行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上总体水平不高;第二,城镇化过程中,人均CO2排放量、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环境水平不同程度地对低碳城镇化产生影响;第三,系统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上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地域性;第四,系统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总体来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第五,系统在新型城镇化水平、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指标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强的对应关系,而城市碳排放系统、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指标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并不明显。     

产城融合视角下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研究——以恩施州为例

统筹城镇规划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创建城镇化建设与旅游产业的良性互动机制,注重发展城镇个性和旅游特色,传承和保护好当地文化遗产是推动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的有力措施,也是优化地区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文章基于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发展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建立恩施州旅游产业与城镇化两个测评模型,选取指标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2009年至2014年恩施州统计年鉴数据赋权,计算出旅游产业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恩施州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有较稳定的耦合度且处于中等水平;二者协调度逐年提高,协调度由中低水平上升至中等水平。据此,笔者提出建立产城融合统筹指导组织、统筹旅游产业规划与城镇规划、重视旅游产业和城镇化评价中权重指标的建设、提升城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水平等方式,来实现城镇特色和旅游特色的统一协调。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对城镇化响应强度的时空演化

生态环境对城镇化具有支撑作用,研究生态环境对城镇化响应强度时空演变特征,有利于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基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压迫-响应机理,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生态环境响应模型,运用标准椭圆差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研究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响应强度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1)生态环境响应系数整体呈"M"字型变化,三个地区生态环境响应强度整体呈西部>东部>中部的排列格局,西部地区内部省(市)差距基本处于扩大状态,东部地区差距最小,各省(市)的城镇化推进对生态环境形成了较大负向影响且各省(市)之间生态环境响应强度差异波动减小.2)生态环境响应强度呈"东北-西南"走向,其重心主要位于111.78°E～112.695°E,29.288°N～29.673°N之间,重心转移路径为:西北-东南-西南.3)生态环境响应强度最开始主要受到生态环境压力及状态的影响,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经济城镇化成为影响生态环境响应强度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压迫作用凸显后,生态环境治理成为影响生态环境响应强度的主要因素.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仍约束城镇化发展,需从三个尺度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生态环境对城镇化的积极响应强度,提高生态环境对城镇化的支撑力.     

中国公共资源城乡共享、网络化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对公共资源城乡共享、网络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我国31个省份2011—2019年耦合协调度特征,探讨系统间耦合协调发展机制.结果表明:2011—2019年我国公共资源城乡共享、网络化与城镇化综合水平呈波动性增长;各省份耦合协调度介于濒临失调和良好协调之间,"两极格局"现象突出;时间维度上,耦合协调度呈"W"型增长,上升与演进的速度缓慢;空间上,耦合协调度分布与"胡焕庸线"基本吻合,整体上呈"东部>东北>中部>西部".需持续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大乡村地区网络化建设,促进公共资源城乡共享更加公平.本文研究对数字乡村建设、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创新城乡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一定意义.     

安徽省城市韧性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状态研究

为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升防灾减灾治理水平,探究城市韧性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本文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利用改进耦合协调度、莫兰指数与地理探测器等模型,系统剖析了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综合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综合城市韧性水平呈现波动变化趋势。（2）耦合度和协调度在2014年显著降低后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其中,耦合度得分一直略高于协调度得分,但差距逐年缩小。（3）各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异质性。（4）耦合协调度总体呈显著正相关,局部上高—高聚类的城市数量逐年增加,低—低聚类的城市数量逐年减少。（5）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由多因子共同作用,并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特征。     

兵团“三化”发展的协调性分析

该文从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三个维度选取36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测算2003—2013年兵团"三化"的发展水平,借鉴离差系数函数计算兵团"三化"的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兵团"三化"的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依次降低;兵团"三化"的协调度逐渐增强,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度最高,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度最低;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有利于兵团"三化"的协调发展。兵团应从发挥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强化工业的支撑地位和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三个方面,促进"三化"的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2011—2021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湖南省14个市（州）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测算各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探讨两者的时空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指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关系实现了“轻度失调—勉强协调”的跨越；各市（州）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间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除株洲和湘潭基本均衡发展外，大部分市（州）的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的进程并不同步，长沙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长期滞后，其他市（州）新型城镇化滞后；土地与劳动力资源、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会显著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     

新常态下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度和协调度模型,首先从省域研究尺度对2005—2014年的湖南省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及二者协调度进行评价,利用GM(1,1)模型进行趋势预测,结果显示湖南省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生态环境水平整体上不断提升,二者协调度实现了稳定持续提高.从2015年开始,未来5年,湖南省生态经济协调度发展态势良好,将在"十三五"末步入高度协调发展阶段.在市域研究尺度,对2013年湖南省14市、州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维度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各市、州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二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度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新常态下,发展生态农业,依托城市群经济圈带动区域发展,促进湖南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应是未来的发展道路.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差异动态分析——基于2005-2015年安徽16地市的面板数据

基于安徽省2005-2015年期间16个地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系统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进行评价,并结合GIS和Tobit回归模型进行演化与归因分析,研究发现:安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系统耦合度稳步提升,形成了由中度协调向良好协调、优质协调梯度演进的发展模式;但多数地市的协调模式属于城镇化发展滞后型;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和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了两系统的协调发展,而工业化阻碍了两系统的协调发展。为此,应稳步推进城镇化,加大改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实现利益主体的多方联动、协同推进的新型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