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媵制及其盛行原因

媵制指一个贵族男子娶妻 ,这个妻的侄、娣 (妹 )也随同她一同陪嫁 ,这侄娣随姑、姊同嫁一夫的婚俗 ,在春秋时期的诸侯和士大夫中相当盛行 ,对春秋时期的政治联盟、社会稳定和婚姻外交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制度的盛行 ,不仅与史前文化的遗存及西周春秋时期的宗法继承制有关 ,而且与春秋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有关     

春秋时期战争地理分布与性质的再研究

春秋时期的战争性质是争霸战争,最初国与国之间因为利益而发生争夺,春秋初期由于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大致相等,为了使对手屈服只能借助尊王的口号来得到别国的认可进而四处征伐壮大自己的势力。伴随着南方楚国的日见壮大并成为北方中原国家的共同威胁此一时期中原国家在晋国的领导下打着攘夷的旗号共同外楚。晋楚争霸势均力敌两国为了保存实力进行了两次弭兵之会。两次弭兵之会后的国际形势,就成为晋楚双方为维护各自区域霸主地位而与邻国进行的战争,战争的性质也逐渐由之前的争霸战争转变为兼并战争。     

春秋时期鲁国与列国的盟誓及其特征

春秋时期鲁国与列国的盟誓有不同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多层次性,鲁国不仅与周王室以及当时的霸国有结盟关系,而且与中小国家也有结盟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阶段性。春秋初期鲁国对外结盟的目的在于参与集团之间的争夺,春秋中期在于追随当时的霸主结盟活动,春秋后期又与新兴的霸主结盟。此外,鲁国对外的盟誓还呈现出灵活性特征。鲁国或与平等国家结成盟誓,或追随霸主参与盟誓,或在不同时机要么选择旧霸主要么选择新兴霸主参与盟誓,春秋晚期鲁国内部还出现了卿大夫之间相互盟誓的现象。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怨刺诗类型演化

春秋时期怨刺诗类型演化进程与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当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格局、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综合状态与环境依然以王权为中心时,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天子身上;当由以王权为中心向霸权(君权)为中心转变后,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君身上;当由以君权为中心向以族权为中心转变后,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卿大夫身上;当由以族权为中心向"庶人议政"转变后,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家臣身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一方面,政治生态环境为怨刺诗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客体,进而引导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渐次下移,直接影响了怨刺诗类型的演化进程,使怨刺诗由贵族化的庙堂文学逐渐转化为平民化的世俗文学;另一方面,怨刺诗作为政治生态环境的创作载体,并非是政治的附庸,不仅是政治的见证者,而且是政治的参与者,自然间接影响了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生态的变迁历程。     

论春秋时期鲁国的“列国”本位

鲁国在春秋时期的邦交活动中,坚持以“列国”作为本国邦国等级的定位,并形成与之相统一的荣辱观。周代礼制规定判断“列国”的首要标准为五等诸侯爵位,“列国”是指“公侯之国”,是拥有完整邦国权力的大国。而与“伯子男”等小国相对。但在春秋时期评价邦国等级的标准则变为国家大小与实力强弱。“列国”这一概念也逐渐与“列于诸侯”合流,用为“众国”“各国”。而这一变化也左右着鲁国“列国”意识的走向。     

春秋时期齐国的全方位改革

春秋时期,管仲以其卓越的胆识,辅佐齐桓公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正是由于这种全方位的改革,使齐国的内政和外交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同时也使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     

春秋时期楚王对采邑的控制

楚王在春秋战国时期四、五百年的历史中,一直保持着对公卿的控制,这和大权旁落的中原诸侯国极不相同,这一点是与其立国之制和历代楚王的统治有很大的关系的。本文重在从楚王对采邑的控制来研究王权的实现,借此说明楚王在土地政策上的严谨态度。     

春秋时期乡里的地域设置及其关系考

春秋时期承西周而继续存在的地域性居民组织"里",主要分布于列国都城内外和其他城邑,又新出现了地域性居民组织"乡",主要分布于都城内和城外之郊,并且形成以乡统里、一乡辖若干里的基层政权格局。     

国人的属性及其活动对春秋时期贵族政治的影响

本文首先对周代尤其是春秋时期国人的身份属性作了较为全面而详尽的考察，认为国人是一个地位特殊、阶层广泛、且包含有一部分贵族在内的政治集合，但其前后地位有所不同。由于国人与各级宗法贵族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遂决定了其在春秋时期政治舞台上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对当时的贵族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其政治活动的广泛性也是很明显的：国人不仅参与当时上层贵族所领导的拥护或反对与其利益、愿望相悖的国君、贵族的政治斗争，也积极地以他们的政治舆论影响国家政治的决策。但由于他们受历史时代的局限，其政治活动仍然有其很大的消极性     

论春秋时期的楚县与晋县

在春秋时期的争霸和征服战争中 ,县制发展起来。这时的县制 ,一方面是邦的扩展 ,是按照邦的模式设置起来的 ;一方面又是邦的自我否定 ,表现出变与不变两个方面。尽管楚县与晋县各具特色 ,但基本趋势是一致的     

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早期,晋国惩于曲沃之乱而打击公族,结果导致了异姓卿族的崛起。春秋中后期,晋国的政权逐渐被异姓卿族把持,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卿族政治。晋国的卿族政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赵盾专权到厉公被弑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晋国卿权根基尚未完全稳固,公室利用卿族打击强宗,卿族利用公室消灭对手,这是该阶段晋国政治斗争的特点。从悼公继位到晋定公十四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晋国政权尽入六卿之手,晋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六卿联合执政,并为最后的火并积蓄力量。晋定公十五年后为第三阶段。六卿正式展开兼并战争,范、中行、知氏先后被消灭,韩、赵、魏三家最终分晋。     

论春秋时期的忧患意识

春秋时人在对周王的某些行为以及周王室现实处境的认识中，渗透着王室将倾的忧患意识。春秋公室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时人对公室生存的忧患情结。而“守宗保族”的观念在当时则嬗变为强烈的宗族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中也暗含着特定的忧患因素。春秋忧患意识的认识根源主要有为政者品行不正、政策不当、行礼不端、奢侈贪福等几种情况。春秋忧患意识有三个特征：一是层次性，它发生在周天子、诸侯以及臣子等不同层面；二是阶段性，春秋前期忧患意识主要是针对周王室，到了春秋中后期忧惠意识则过多地加进了忧患公室、忧患宗族(或家族)的内容；三是普遍性以及批判性，春秋忧患意识波及于诸多层面与场合，春秋时人常对缺乏忧患意识者予以批判。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水攻

水攻是春秋、战国时期普遍利用的辅助作战方式,"以水代兵"可以漂城、灌军、沉营、杀将、灭国,具有巨大的威力。水攻与春秋战国时期堤防的修筑有直接关系。水攻的方式主要有决水或引水灌城、利用堤防淹杀敌人和半渡而击。战国时期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水攻和防御水攻的方法。     

论春秋时期的代理战争

春秋时期,在诸侯争霸的大背景下,时有小国受大国指使,服从于大国之目的而与其他国家进行战争,这种战争乃是代理战争。《左传》一共记载了12次代理战争,据之可以归纳出代理战争的八个特征。春秋时期的代理战争与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代理战争的实质相同,都是大国争夺体系霸权的一种具体手段。     

略论春秋时期鲁国家臣制度

家臣制是古代中国私家贵族管理家政事务的职官制度,缘于各国政制传统的不同,至春秋时期形成了内涵有别的区域类型.鲁国家臣制无论是其职官系统模拟公室的体系性,抑或是家臣选官原则及管理制度,均特点鲜明而自成一系.春秋前中期鲁国家臣制虽对传统贵族政治中世族世官制有所突破,然尚存浓厚的宗法性特点.至春秋晚期私家基于集权目的对鲁国家臣制进行革新,无论是从选官原则抑或是管理模式视之,均呈现出前所未有之气象,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重要渊源.     

论春秋时期“德”的政治功能

春秋时期“德”的功能及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德”是君主守国的根本、“德”是霸主主盟的关键、“德”是臣子保位的必备、“德”是战争获胜的利器、“德”是与“刑”并用的手段.这表明,“德”在当时主要是作为政治功利手段被对待的,至少在春秋晚期以前,“德”仍主要是政治概念,还不属于纯粹的个人道德修养范畴.     

在反欺诈中提升:春秋时代对于诚信的体验、认同与诠释

春秋时代的大变革和大国争霸,为欺诈肆行提供了社会条件;一次次上当受骗之后,华夏社会发起了反欺诈行动,诚信观念从中被实践、总结和提升起来。就国家层面而言,如何取信于天下和取信于民,是春秋时代统治集团中有识之士极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他们反对短期行为,主张从长远处看问题,呼吁国家无论大小都要以诚相待,大声疾呼国与国之间的互信。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民保于信”,“民无信不立”,信誉是聚拢民众的先决条件。背信弃义就会丧失民心,没有民众的支持就会失败。春秋时代所主张的个人诚信,基本内涵为个人对国家诚实守信与一般人伦上的互信两个层次。华夏社会赞扬诚实守信,谴责欺诈行为;呼唤君臣之间、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把守信看作立身的根本;“守命共时”,不做非分之想;要求人们“信不叛君”,守信“以卫社稷”,把守信与爱国联系起来。孔门师徒在总结这些观念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取信于神明是春秋时代诚信观的另一个侧面,祭祀和盟誓都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取信于神”的旧瓶子被装上了“取信于民”的“新酒”。轻亵祭祀和肆意渎盟事件时有发生,鲜明地表征着华夏社会的主体性自觉,这是春秋时代诚信观念提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春秋时代的诚信观,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流动述论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人才流动激荡的时期。人才流动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社会现象之一,它不仅表现在国别之间的横向流动,更重要的还表现在人才由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转变的纵向流动。人才上下阶层的流动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而这种人才流动更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春秋时期人文思想评析

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变革转型期。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开始从殷周时期原始神学天命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开始用理性的人文精神眼光去审视现实社会,对传统的神人、天人及人与自身关系进行新的思考,形成了兼具道德性和自然性的人文思想,进而实现了由对天神的迷信向以人为中心的新观念的转变。春秋末期的孔子与老子这两位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前人思想,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人文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