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合法性地位的建构

依照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法则,一种新兴的文学只有在获得了垄断作家合法定义的权利后,才能获得自身的合法生存权。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因全面打破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彻底扭转传统小说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表达方式及由此引发的对传统审美趣味和阅读机制的全方位颠覆,先锋作家自我话语权的确立经过了相当错综复杂的过程。首先,先锋作家取得作家身份上的认证,然后又力求通过先锋批评家的话语支持、创作谈、座谈会、散文随笔、访谈录、对话录、演讲等多种方式和途径确立自我话语权,最后经当代文学史各家对先锋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地位的定位和塑造,先锋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合法性地位显然业已建立。     

“历史”与“文学”的共构——当代文学及其历史书写问题的反思

当代文学史写作自"重写文学史"浪潮兴起后,就一直是文学史研究的热点话题。由于时间上的近距离,当代文学的历史书写一直存在着变动性乃至对于书写者的挑战性。从当代文学本身的历史、现状出发,并结合已有的文学史写作,进而对当代文学史书写问题进行反思。     

当代文学的前史与当代文学的建构

没有现代文学就没有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在建构过程中所不断滤及、遴选以及建立起来的关于文学史的规范,同样在当代文学中得到了继承。中国当代文学虽然已经建构成一个学科,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但一套相当完备的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也同样是指导当代文学的理论。战争年代,一切为了战争的思想在文艺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于是,文艺艺术从语言到形式就出现了一个如何把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转译"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中来的问题。进入共和国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创造出适于中国革命特点的民族形式,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大特色。文学史的"历史建构"在这一政治文化背景下有了"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别,"非主流"作家在不断的滤及和批判的过程中逐渐被淘汰。     

从文学史文本看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不足

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教学的典范教程,其在治史实践中体现的优势与缺憾具有反照学科优劣所在的功能。透过洪本当代文学史可探知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存在涵盖面偏狭、经典缺失、学科内部存有分裂等不足之处。     

文学史写作的“战国时代”——关于全国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的调查报告

本文以详实的调查反馈信息为依据,在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我国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的写作和使用情况.文学史写作的权威性已经不复存在,史出百家写风骚,文学史教材的使用因之呈现出"地方割据"的局面,标志着我国文学史写作上百家言说、竞争激烈的"战国时代"已经来临.     

再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

中国文学自开始“文学革命”至30年代抗战爆发,占主导地位的是既注重文学的自身价值,又要求文学为社会改革服务的倾向。抗战发生后,背离这一传统而强调文学仅仅是政治(包括救亡和社会改革等内容)工具的倾向呈螺旋形上升,至“文化革命”期间而达于极致。70年代末又向原来的传统回归。但到80年代后期,以融合着人生追求的文学自身价值为中心的潮流逐步发展,到90年代遂取得了主导地位。所以,90年代文学与其以前的文学具有重大差别;这一时期也就成为当代文学的开端。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当代文学研究

“百年中国文学”并不仅是时间概念,而且是有特定意义的文学史概念,它以其整体的视界,一览众山小的气度,实现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过程,这无异是一项革命性举措,把当代文学置于百年中国文学视野中去研究,是一种艰难的整合,除《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等少数几种论著较令人满意外,有份量的,经得起时间沉淀的著作还是太少,今后如要编写新的文学史,寻求突破性的进展,仍必然把理 文学史观念和方法放在首位。此外,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文化层面上的融合,还应倡导扎实,严谨的学风,强调学术论著撰写时的规范性。     

有关合法性概念及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的几点思考

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如今已成为政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法性是维持一个政治体系长期存在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在国外 ,对合法性概念的界定存在争议 ;在中国古代则表现为几个不同的层次 ,其君主合法性的取得与维持也有其政治文化与社会等因素 ,而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的基础     

论当代文学独特的时间顺序与空间结构——兼谈当代文学史的时空关系处理问题

当代文学没有时间上的优势,它的当代性、开放性,使其有关叙述在时序上较多地关注现实和未来,显现出为其他学科所没有的“预设”性的特征。而从空间结构来看,它的两岸三地的复杂构成,日趋强化的外部国际背景以及与时代政治紧密联系的内部一体化机制,在给文学叙述增饰浓重的非文学因素的同时,也为当代文学独特的性格和历史的书写提供了可能。     

从文学史文本看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不足——以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

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教学的典范教程,其在治史实践中体现的优势与缺憾具有反照学科优劣所在的功能。透过洪本当代文学史可探知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存在涵盖面偏狭、经典缺失、学科内部存有分裂等不足之处。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建设的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在着力加强政治合法性。第一代领导人以意识形态的合法化为主,主要依赖于领导人的个人品质,第二代领导人以依法治国和经济绩效为主,第三代领导人主要以加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建设为主,第四代领导人主要是民主建设为主的政治合法性建设历程。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面临挑战,因此需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促进公民积极参与,融入国家化浪潮等方式来加强中国的政治合法性。     

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

伴随着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已经走过了60余年的历程,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讲,这个学科已经不再年轻,而种种迹象也表明了一个事实:这个学科正在走向成熟。[1](P502)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学科开始学会了反思,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文学史重建的构想和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文学史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轨迹。这条轨迹背后所蕴含的,是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认识的深化,在看似清晰的文学     

质疑“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的概念自50年代后期诞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在这漫长的时间流程中对这个概念的认识、理解呈现出不同的状貌,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更是有多种论调质疑此概念.本文将对此进行梳理,力图还原历史真实面貌,以利于该学科的完善与发展.     

当代文学中的“树”——当代文学的意象研究之三

中国文化典籍一向有“以树喻人”的传统。当代许多诗人、作家也常常在不同的生存境遇中以树喻人、以树咏怀、以树明志。因此,“树”便成为当代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文学意象之一。对这一意象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精神联系,同时也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开拓了新的思路。     

当代文学的“政治性”与“当下性”——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思考

［摘要］1950-1970年代的当代文学作为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尝试,虽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但它却以勇敢的文化创造的精神,打破陈规,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19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以自由、美、人性为诉求,完成了非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的转向。90年代及新世纪以来,新的文学因素不断出现,但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有限。总言之,“政治性”和“当下性”是当代文学的本质。     

论“新诗”命名的合法性

“新诗”的命名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既接受了晚清维新派诗人“诗界革命”的启示,也从西方文学资源中汲取话语活力。“新诗”的命名暗含如下逻辑预设:“新诗”是“进步”的、充满希望的;而“旧诗”是腐朽的,死气沉沉的。在“新诗”的命名过程中,“旧诗”也相应地得到命名。这种命名行为获取一定话语空间之后,是更为展开的关于“新诗”观念的演绎。对“新”的价值的刻意强调,是这种演绎的核心内容。     

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论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政治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权力为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社会成员的忠诚和认同,这个问题的提出目的就在于将暴力因素加以排除从而实现政治的文明化。卢梭为政治设置了"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基础。由于卢梭思想中的"逻辑悖反"以及其与后世政治实践中的一些悲剧性后果高度相关,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为人诟病不已。但是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对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具有深刻影响。     

合法性、合法性基础与执政合法性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三维度考量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信仰和忠诚,反映社会对政治系统认可状况和程度的政治关系。合法性基础包括物质经济因素和精神心理因素两方面,物质经济因素是更强调为基础的因素,经济功绩与价值体系以及制度程序共同支撑着合法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三个的合法性基础的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回应。     

台湾香港当代文学中“日本形象”比较

日本在台湾、香港当代文学中呈现出不同形象。台湾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是复杂的,有着特定的发展过程:从光复初期日本形象的多元化,到20世纪70年代文学作品多以"反日"为题材,再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作品中的日本殖民者形象被国民党"殖民者"形象代替,直到今天某些台独分子表现出"日本情结"。而同样曾经历经日本殖民统治的香港却没有形成台湾人那样复杂的"日本情结",对战时日本的记忆更多表现为残忍、血腥和暴力的形象。这种差异的产生与台湾、香港不同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以及被殖民方式有关。     

探寻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化”阐释学——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在“新时代”的问题意识之下出现了新的研究动态,“历史化”成为学界倡导的口号。然而对于如何实践,却有不同理解和路径。从贺桂梅等一些学者的近期研究来看,当前形成了三个研究热点的成果及其方法论意识：对1940—19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的再解读、对1980年代文学的新探索、对21世纪以来文化现象的新阐释。而这种研究贯穿始终的是新的“建立中国(文化与政治)主体性”的意识,伴随着这种主体性建构自觉的是“认知中国”的清醒努力。在方法论上,这种文学分析和文化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化”原则所要求的“反思性”和“总体性”为指导,来探寻新时代中国主体性建构的历史/政治阐释学实践,也是一场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的范式革新。为此所提出的“打开中国视野”“书写中国气派”的新思路、新论断,展现了新时代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努力。这种在自觉的新研究方法指导下的领域重构,反映了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