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研究

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对提高其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具有重大意义.从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事实层级明晰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是什么的问题、核心层级说明刑事裁判文书之因果逻辑、实践层级说明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施行方法等三个层级,论证了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立足起点、把控关键与目标指向,为我国刑事裁判文书的撰写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论司法裁判中的说理

司法裁判的本质在于提出解决纠纷的处理意见。既然提出意见,就必须对其正当性予以说明,讲出理由。说理作为一种对处理意见的证成活动,自然有其主体、客体、素材、方式、方法等要素。同时,说理的规范化必然依赖于各种程序制度的保障。     

司法公正视域下的刑事裁判文书改革

实现司法公正是我国当前法治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如何在刑事司法领域里实现这一目标就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刑事裁判文书改革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树立什么样的改革理念与改革模式,会影响到今后刑事司法实践活动的走向,本文从司法公正的角度,主要探讨了当前刑事裁判文书的价值倾向与改革理念及基本标准.     

裁判文书说理释法的路径选择

当前不少法官撰写法律文书时有意识地减少说理的比例和频率,法官“不会说理、不敢说理、不想说理”的现象正在“稀释”法院规范裁判文书释法工作的效用。裁判文书说理有助于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提高司法公信力和权威,助推司法系统的改革和进步。从构建裁判文书说理标准与质量的体系、建立裁判文书专业化转型激励机制、法官法律技术方法培训常态化等三个方面提出强化裁判文书说理的路径建议。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困境与出路

不同地区法院刑事裁判文书审判质效评估均注重合法与和谐而忽视合理性,文书质量评查只注重激励性评优而忽视惩戒性纠错,审判权运行注重院长、庭长对案件的审批权而忽视主审法官、合议庭对案件之决定权,上述做法是制约刑事裁判文书法律说理的三大体制机制性障碍。未来可考虑将审判质效评估定位于公正、效率、效果与合理等目标,将"依据有关说理不能得出相应结论"纳入案件质量评查指标,将合理界定主审法官、合议庭独立裁决案件的范围作为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内容。     

司法权威与裁判文书的论证改革

司法不仅能定纷止争,还可稳定社会。但司法目的的实现要依赖司法权威,而裁判文书又是司法权威的最终载体,因此司法要使人信服,就必须加强裁判文书的论证力。针对现行裁判文书模式与实践,认为应从证据和事实、裁判理由、法律适用这些方面强化论证。     

论刑事判决书的说理

刑事判决书说理能够增强判决的实效性,规范诉权的行使,有效制约法官裁判权,从而实现裁判的公正性,因而具有必要性。由于主要法律渊源、陪审制度、判决书制作者与署名方式等方面的差别,两大法系在判决书说理方面存在差异。虽然,我国刑事判决书说理方面的改革在不断进行,但目前还并不如人意。应在判决理由个性化、量刑理由和程序法理由阐释以及判决书制作者公开这些方面继续加以完善。     

论刑事裁判中的事实

对事实概念的完整理解应当涵括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完整的事实应是作为存在的事实和作为命题的事实之统一。刑事裁判事实是一种命题事实,是以客观案件事实为基础但掺杂着主观性因素的事实认识,因而有真伪之分,同时刑事裁判事实是一种法律事实,只有与刑事法律规范和证据规则相关的客观事实才可能成为裁判事实。刑事裁判事实与案件客观事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背离的可能,但裁判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竞合始终是刑事裁判所努力追求的目标之一,裁判事实作为命题事实的真伪亦取决于裁判事实与客观事实竞合与否,不过刑事裁判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竞合关系只是一种相对竞合。     

裁判文书说理的法理立场与运用

中国大陆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的四个关键原因是规则理性缺失、法官素质限制、案件数量压力和缺乏激励机制。裁判文书说理的三个基本法理立场提倡为规范性立场、适度性立场和程序性立场。运用三个立场,就“公开合议庭不同意见”,认为可以技术性地公开不同意见;就“法官寄语”,认为仅限于青少年违法犯罪和婚姻家事纠纷且应与裁判文书明显隔分;就“指导性案例援引”,认为应在说理部分中参照和借鉴,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且应从司法管理、社会监督、学者评论等角度提高指导性案例运用率。     

河南省法院评出十大优秀刑事庭审、十大优秀刑事裁判文书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审判公开”、“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要求,河南省高级法院在全省法院系统开展了十大优秀刑事庭审、十大优秀刑事裁判文书评选活动。     

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研究

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国司法机关的一项重要政策，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我国检察机关在贯彻这项政策时存在着执法观念滞后，宽严尺度把握不准，办案人员业务素质不高，执法考评不科学，矫治机制不健全，工作机制不协调，执法力量不足等，只有针对这些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时策，才能更好地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推定的逻辑与司法理性

刑事推定是在部分案件事实不能证明的情况下,依据逻辑关系或者司法理性,确定案件待证事实的过程。推定不是证明,但是,它是以控方的证明和辩方的证伪为基础的。从本质上看,推定不仅是一种逻辑思维过程,还是逻辑思维与司法理性结合的过程。     

检察官在刑事司法正义中的地位与作用

现代司法理念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理念总是强调裁判权在刑事司法正义中的独立性,强调法官在刑事司法正义输出中的绝对地位和作用,弱化或者忽视检察官的地位与作用。但从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体制中的角色以及中国现实的检察制度等方面考察,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和法院的裁判权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刑事司法正义是法官和检察官司法共治的结果。     

司法能动主义视野下的乡土司法模式

为缓解乡土逻辑和法律逻辑在转型社会司法过程中的内在紧张,中国基层法院涌现出能动主义的乡土司法模式.乡土司法的实践模式体现出司法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司法的政治化和专业化、司法的能动性和被动性、司法的精英化和大众化的内在悖论.对乡土司法内在悖论特征的揭示引发我们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我们只有反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立足于中国悖论社会的话语情境和实践逻辑,才能树立对乡土司法模式的正确态度.     

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途径探讨

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是在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中,因为被告人确无或者暂时无履行法定义务能力,而向无经济来源、生活又比较困难需要进行救济的被害人发放救济资助专用基金,以缓解刑事被害人的生活困境,修复社会关系。当前,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司法救助是人民法院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新的举措,主要的司法救济途径是启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存在立法缺失、资金欠缺、操作无序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通过法律论证的司法正义——两大法系之比较及其启示

法律论证是法治社会实现司法正义的最佳方式,它展示了司法正义的产生过程,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两大法系都将法律论证作为实现司法正义的共同手段,但在实现司法正义的具体方式上各有区别。就英美法系而言,司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分别是通过遵循先例和推翻、创设先例来实现的;而大陆法系则是通过服从制定法与克服制定法的局限来分别实现的。但不同的法系也存在相同的规范性内容,这也为我国的理性司法之路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即进一步完善立法,减少制定法局限,同时法官应在遵守法律论证规则的相关约束下,充分展开内部证成的步骤,积极主动地进行司法正义的论证。     

"优先保护"理念下的我国少年刑事司法模式选择

在特殊保护理念下,各国司法在处理少年违法犯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福利模式、刑事模式、社区参与模式和恢复性模式。我国现行参照成人报应性司法的少年犯罪处理方式,已经难以应对日趋严峻的少年犯罪,因此,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少年刑事司法已经势在必行。鉴于福利模式容易导致过度保护和"实质不公";刑事模式存在保护手段与保护目标的矛盾;社区参与模式在我国又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单纯的恢复性模式又难以适用所有的少年犯罪,因此,有必要建立兼顾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体现优先保护理念,又兼有多种模式特点的我国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以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