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社会政策嵌入我国农村反贫困路径研究

农村贫困问题是困扰我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农村贫困实质是缺少自由、缺少生存发展机会与能力的可行能力贫困。传统的反贫困政策以问题为导向的补缺型公共治理,其直接的目标指向于生存意义上的经济贫困,发展的内涵与意义凸显不足。发展型社会政策是一种与发展理念及目标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政策模式。对我国农村反贫困而言,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嵌入为我国农村扶贫开辟了社会政策新路径。     

我国农村反贫困进程中的社会政策创新——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路径

农村贫困问题是我国社会建设和民生问题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从本质上说,我国农村贫困是多维度贫困的综合状态,农村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被剥夺,发展机会丧失,发展权利缺失。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反贫困政策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补缺型"政策模式,偏重于经济上的救济,而不注重培育发展的理念,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群体的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发展型社会政策将"发展"要素嵌入反贫困政策,符合我国农村社会政策的转型方向,是构建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创新路径。     

“后小康时代”社会救助制度的调整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

我国现行生存型社会救助制度已经无法顺应“后小康时代”农村贫困形式变化的需要、无法满足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无力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迫切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后小康时代”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应该向积极和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转变：价值理念上,从消极被动的事后补救转向积极主动的事前预防;制度目标上,由满足贫困群体低层次需求转向兼顾高层次需求;救助主体上,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参与;救助对象上,从政策受益者向政策边缘人延伸;救助方式上,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救助体系上,由“碎片化”到“整体化”。转变。     

缓解城市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的政策体系

随着中国贫困治理的深入,解决长期贫困问题开始进入到理论研究和贫困治理决策者的视野中,其中贫困家庭代际传递被认为是贫困治理的关键。为了缓解我国城市贫困家庭代际传递,也为了推进我国城市社会救助制度的转型,需要建立综合的政策体系。本文基于缓解贫困代际传递的政策视角的讨论,重新对缓解我国城市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的政策进行了目标定位,从而提出要推动目前单一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成综合的生活支持制度,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贫困家庭分类救助(五类补助金制度)+贫困家庭救助服务"的政策体系。     

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政策发展路径与动力机制

消除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完全消除,如何发展和完善乡村社会政策体系既是稳固脱贫攻坚的基础问题,又是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机制问题。立足于此,从贫困治理政策间关系视角去探究农村扶贫政策与乡村社会政策的演变动态、发展动力与未来方向。以G省L县进行历史制度分析发现：（1）贫困政治化是扶贫政策吸纳乡村社会政策的前提,作为政治任务的扶贫运动可以调动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以及行政手段等各种资源,从而呈现扶贫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悖论共存;（2）党建扶贫实践中的社会政策发展体现了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双重推进道路,其本质是中央的贫困治理政治势能转化为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过程;（3）该过程通过价值宣传路径、组织嵌入路径与资源输入路径体现了乡村社会政策发展的思想动力、权威动力与利益整合动力,并且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奠定了结构性基础。创新之处可能在于抓住了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问题,从社会政策视角进行了回应。     

以发展型社会政策构建发展型福利社会

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社会政策的新转向开始显现,十七大报告使我国社会政策的方向更加清晰,即实施发展型社会政策,建设发展型福利社会.实施发展型社会政策既要有具体的政策措施,更要遵守公正、民主、自由的基本原则.发展型福利社会是可持续的、充满发展活力的社会,是多个主体承担福利责任的福利性社会.     

中国农村社会政策的发展与完善

农村社会政策的发展与完善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实现。现阶段,各类农村政策在实施和执行过程中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离目标,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实施管理缺位,农村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行为主体意识滞后,农村计生政策推进缺乏监督等。改进和完善农村社会政策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建立政策执行与监管的法律法规,全方位梳理和健全现有政策,完善相关社会政策的评估与监督机制,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并建立问责、责任追究机制;在管好用好现有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整合扶贫帮扶和相关涉农项目资金的各类资源,构建以政府为主体、专项开发试点项目为载体、各负其责为原则的资源平台;规范农村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工作程序,严格按照相关政策要求进行核准和审查有关信息;强化相关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同时加大各种政策的宣传力度,强化参与主体的思想意识。     

开放包容:新中国70年贫困治理的经验和逻辑

开放包容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也是我国贫困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中国经验。梳理国内外关于贫困的定义和认识,"开放包容"是实施贫困治理的必然要求;分析国内外减贫形势,"开放包容"是全球贫困治理的现实需要。新中国70年的贫困治理形成了开放包容的贫困治理体系: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治理理念、政府主导和多元参与的治理主体、改革开放和包容发展协同的治理方式、自身发展与促进世界减贫相统一的治理目标。其蕴含着的深刻逻辑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包容发展是贫困治理的根本前提,对外开放带动农村生产要素配置优化是贫困治理的必要条件,提升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是贫困治理中开放包容的核心目标。展望未来,进一步丰富完善贫困治理的开放包容经验,需要建设贫困地区开放经济,挖掘贫困治理动能;推进贫困地区共享发展,完善贫困治理体系;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贫困治理质效。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叙事与发展路径

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基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农村社会生态,互助养老成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补充。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尤为注重发挥互帮互助传统文化在农村养老中的重要作用,不断进行政策设计与完善,以推进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大致经历了宗亲互助养老、生产合作社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会互助养老和互助养老制度化规范化共5个阶段,并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互助主体以伦理文化资本为核心,家庭始终发挥核心功能;互助内容以社会组织资本为指引,由单纯经济救济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互助方式以正式制度资本为保障,从代际互助向代际互助与老老互助相结合转变。发展农村互助养老需秉持社会资本视角,聚焦互助养老之主体、内容、方式,完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资本,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水平。同时,亦要发挥农村社会组织资本力量,彰显互助养老共同体之优势;弘扬农村伦理文化资本,营造敬老孝老的社会氛围,促进农村老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助力共同富裕最终实现。     

我国社会福利发展诉求与政策回应——基于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的选择

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社会福利的实现,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仍将发展的内容局限于经济增长,且把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忽视社会福利的改善,导致"扭曲的发展"问题出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高社会福利的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路径脱颖而出。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倡导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来解决扭曲发展的问题,实施以人力资本投资为导向的政策,构建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推进城乡基本公共福利服务均等化,实行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家庭等福利供给多元化策略,推行社会福利专业化服务模式,从政策视角回应了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诉求。     

压力型体制下政策对象的回应:边缘贫困户的贫困依赖

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出现了贫困依赖现象。通过江西省A县的多个案调研,基于压力型体制贫困治理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制度(政策)—个性—行为综合作用的分析框架。贫困边缘人群贫困依赖现象的发生逻辑主要有三,即贫困的刚性化让少数边缘贫困户产生有失公平的错误认知;扶贫政策高压下边缘贫困户怀抱侥幸心理想尽可能索取更多政策利益;边缘贫困户对基层组织的贫困依赖行径会基于依赖心理,政府的全员参与而越来越强烈。在脱贫攻坚的治理压力下,解决贫困依赖问题需要健全干部容错纠错制度,优化政策内容与过程,强调扶贫先扶智和加强发展型脱贫建设,打击"非法上访""闹事"等争贫行为,适当减少基层组织的扶贫考核压力,实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式扶贫。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现状与路径

积极探索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针对当前农村贫困人口呈“大分散、小集中”分布,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及脱贫人口返贫现象严重,部分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较大现状,提出坚持扶贫主体多元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加强反贫困立法、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农村财政制度、建立保障农民利益的组织、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等治理途径。     

基于社会政策视角下的农村贫困致因探讨

贫困问题是阻碍和谐社会发展的瓶颈.贫困致因中有自然条件等客观的限制因素,也有社会政策方面的影响.现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完全改变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庞大、贫困代际恶性循环等局面.分析我国农村贫困的致因机理,除了自然、历史及经济因素外,在社会政策偏差、社会排斥、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缺失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使贫困者难以脱离困境...     

资本的培育:我国农村社区多维贫困治理路径

贫困现象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但贫困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农村社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基础差、底子薄,贫困人口数量多且有返贫问题,治理难度大,可以说,我国扶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但却不能永久地消灭贫困。我国农村贫困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问题。贫困与资本缺失密切相关,我国农村社区因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文化资本缺乏、社会资本缺失而呈现出经济、人力、文化及社会权利多维贫困。基于我国农村社区资本缺失导致的多维贫困,通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再生产文化资本、保障社会权利资本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来培育农村社区资本,是治理农村多维贫困的有效新路径。     

中国"贫困人口城市化"的趋势与对策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贫困人口主要居住于农村地区,贫困基本上是一种农村现象,城市贫困人口的比例微不足道。但随着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国在农村贫困人口迅速降低的同时,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和比例迅速增长,出现"贫困人口城市化"现象。城市贫困人口面临更多的新风险,其空间分布模式也不同于农村贫困人口,对中国而言,这是一种新型的贫困和新的挑战。在减缓贫困的战略和政策上,中国需要有新的思维。新思维的重点是通过发展和完善正规与非正规的社会保障网络,增强城市贫困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赋予贫困人口机会和权利,并促进贫困人口的参与,减少社会排斥。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印度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实践及启示

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通过对比研究、经验研究等方法,分析了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与贫困现状,探讨了印度实施包容性增长扶贫的主要路径,总结了印度包容性扶贫的经验教训。研究发现印度包容性扶贫存在财政赤字严重、政策执行力弱、教育投资顾此失彼、经济制度缺陷、产业结构断层等问题。结合我国反贫困的现实要求,提出了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社会安全网络、深化合作服务意识、提高贫困人口基本技能、构建参与式反贫困体系等适合我国国情的包容性扶贫开发路径。     

我国农村合作组织融资模式研究——基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视角

农业生产资金不足一直制约着我国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传统以农村合作组织为核心的资金互助模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户生产资金不足问题.文章分析当前农村合作组织"内部"资金互助和"内部+外部"信用合作两种典型融资模式存在的不足,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视角提出以联合体内各经营主体之间商业信用为核心、以农产品订单未来收益权质押和应收账款质押为媒介的新型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并对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合作组织融资模式研究——基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视角

农业生产资金不足一直制约着我国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传统以农村合作组织为核心的资金互助模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户生产资金不足问题.文章分析当前农村合作组织"内部"资金互助和"内部+外部"信用合作两种典型融资模式存在的不足,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视角提出以联合体内各经营主体之间商业信用为核心、以农产品订单未来收益权质押和应收账款质押为媒介的新型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并对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提出政策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农村社会救助政策回顾、反思与展望

农村社会救助不仅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政策性举措,而且是改善农村民生、维护社会公平的基础性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农村社会救助政策先后经历了探索阶段、缓滞阶段、改革阶段、发展阶段和完善阶段,已形成较为科学完备的政策体系,并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即政策顶层设计从粗犷走向精细、政策实施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政策目标从生存型走向发展型、政策格局从城乡二元分割走向城乡一体化。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取得的主要成就在于:实现了政策制定理念与时俱进、促进了新旧政策整体转型、维护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救助机制不断完善;从中概括的基本经验有:坚持救助政策与经济体制相适应、注重救助主体多元化、突出救助政策综合性、强调“输血”与“造血”并举。从现实出发,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存在着救助资源短缺、相关法律欠缺、基层力量薄弱、信息化程度低等问题,迫切需要稳定救助资源供给、推进法制化进程、增强基层执行力、促进信息化建设,以不断提高农村社会救助成效,保障困难农民共享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