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易》的承传与《易》学的演化--《两汉群经流传概说》之一

先秦<易>学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汉初传<易>者继起,<易>学开始成为显通学派.昭、宣以迄西汉之末,今文<易>前后承传大畅其势,以孟、焦、京为代表,形成新的<易>学体系.东汉<易>学的演化表现在今文<易>学与谶纬的合流,以及古文<易>学的由微而显.汉代官学地位的确立大大推动了<易>学空前广泛的流传,而象数说的突出发展构成汉<易>主要特色.     

两汉文献中的经籍传注——《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

在全部两汉文献中，为前代或当世古籍所作的各种“传”、“注”、“解”、“说” 、“笺”、“诂训”、“章句”等，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经籍传注是基于对一定专书整体考察而作出的系统注解，与此前散见的训诂资料有所不同，已具有一定的学术个性，是一批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术著作。它们的应时产生，是经学繁盛的直接结果，也反映了经学发展对一般古籍研究的影响，以及经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汉代社会之多元文化的发展。《孟子章句》与《楚辞章句》是一直为后世所重的两种章句体传注，前者推崇孟子、后者赞颂屈原，曾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简论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及其影响--《两汉全书》编写过程中的一点感想

汉代文人以其强烈的宗经重史意识从事文学创作 ,遂使宗经重史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特征。汉代文学这一性质既是汉代社会所造成 ,又是儒学传统所规定 ,是时代和学术相结合的共同产物。宗经与重史有密切关联 ,汉代文学的重史导源于其宗经。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所形成的文学价值观 ,终封建社会之世 ,一直指导着文学的创作和批评     

汉代的《诗经》学与政治

《诗经》学从汉初的压抑中奋起 ,文、景时期 ,积极进取 ,逼黄老思想退位 ;武、昭、宣时期 ,屈居于《春秋公羊》学之下 ,仅作为治国指导思想之一 ;元、成、哀、平时期 ,成为治国主导思想 ;进入东汉以后 ,又让位于《孝经》 ,渐渐远离政治中心。就《诗经》学内部来说 ,文、景、武、昭、宣时期 ,《鲁诗》学盛行 ;元、成、哀、平时期 ,《齐诗》学超乎其上 ;东汉《毛诗》学兴盛 ,《韩诗》学亦稍有起色。《诗经》学作为上层建筑 ,与政治关系的远近 ,决定于它满足社会需要和统治需要的程度     

《文心雕龙》与汉代易学

南朝刘勰的不朽之作《文心雕龙》是深受汉代象数易学影响的。刘勰对汉易象数之学中一些重要解易体例的吸取主要是通过承袭马融、郑玄两家《易》注中本于京氏易的解易体例而实现的;但又以古文经学的治学理念为尺标,对今文经学的象数易学加以取舍,从而扬弃了象数易学中繁琐的解易套路,也抛弃了今天经学中论阴阳灾异的神秘主义内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是:就易学史而言,《文心雕龙》的易学基础是汉代象数之学,而不依取魏晋王弼派易学;就经学史而言,属古文经学系统。总之,《文心雕龙》归属于儒家经学体系。     

汉代《诗经》学研究述评

汉代《诗经》学是历代《诗经》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汉代《诗经》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类。宏现研究是对汉代《诗经》学进行整体鸟瞰,晚清民国以来,有不少经学史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对汉代经学发展的概况进行探研,凸显了汉代诗学的时代特征,但不够深入系统。微观研究可分学派研究、学人研究和其他个案研究三类:学派研究是对齐、鲁、韩、毛四家诗学的研究;学人研究是针对汉代学者如司马迁、刘向、许慎、郑玄等及其相关著作述《诗》学说的研究;个案研究主要是对汉代石经、碑刻、简牍等的研究。微观研究成果丰硕,但亦未臻于至善。优秀的《诗经》学研究著作应融汇文字、文学、文献三方面考论于一体,兼顾经学史、思想史、文化史诸多方面,综合研究是《诗经》学发展的主流态势。     

刘歆的《周礼》学及其在两汉之际的传承谱系

两汉之际是《周礼》学的奠基和发轫时期。刘歆是《周礼》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约略说来刘歆对《周礼》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有如下三端：首先,刘歆在与其父刘向受诏校理秘府图书时,不仅将《周官》（《周礼》）这部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的典籍著录于《七略》之中,而且还“独识”《周礼》的价值,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不遗余力地向学术界推介这部在秘府之中新发现的典籍。其次,《周礼》一书于王莽当政时被立于学官、设博士主要应归功于刘歆的推动。复次,刘歆不仅研治《周礼》,撰著《周官传》四篇,而且还广收门徒,传授《周礼》之学。两汉之际著名经学家杜子春、郑兴、贾徽、郑众、贾逵及卫宏等人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师从刘歆学习过《周礼》。他们或是刘歆的弟子,或是刘歆的再传弟子,都出于刘歆的《周礼》学传承谱系。他们在《周礼》研究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使《周礼》学逐步发扬光大。     

汉代诗学理论的《诗》学母体

汉代诗学理论是从《诗》学理论母体中脱胎成长起来的。《诗》学理论强调诗的功用性,纳情于礼乐、志性之中,主温柔敦厚、平和中正之美;而汉代诗学在外部功用失落,褪化之下,主体情感不断得以突张,最终迎来了主情文学的到来。      

宋代《书》学传统下的“明德慎罚”

宋初,《书》学历经嬗变,逐渐走出汉唐经学的影响,形成了独具宋代特色的解《书》方式和解《书》体系。"明德慎罚"思想是《书》学思想视域中的一个亟待解读的政治命题。作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政论,"明德慎罚"思想完美地诠释了《书》的资政内涵,促进了宋代《书》学体系的形成。     

论《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的地位和命运

<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虽不占主要地位,但最终以本经连同解经体系成为<诗经>领域里的绝对胜利者.统治阶层对包括<毛诗>在内的古文经学的扶持和倡导,以及自大毛公而下陈侠、谢曼卿、卫宏、贾徽、贾逵、许慎、郑众、马融等人特别是郑玄对建构和完善<毛诗>学术体系的努力,使<毛诗>不断进步,持续发展,直至完全替代三家<诗>,毛<传>郑<笺>遂成为两汉<诗>学留给后世唯一完整的经典.     

论两汉经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本文基于对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以及谶纬的发展、演变和相互关系的考察，根据经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将汉代经学划分为初起、今文经学极盛、今古文对立表面化、今古文于对立中开始走向融通、集大成局面出现等五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的经学问题略作评析。     

汉代经学简议三题

两汉是我国古代经学全面确立时期,也是经学获得繁荣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经"是对于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经学"则是以诸经为对象的阐释、考辨、研究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是始见于汉代经学史的两个不同派别或学术系统,两者的各自发展和交互论争贯穿于两汉,也影响到后世。两汉四百年经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主要成绩在于保存和整理了一批重要的儒家经典,贡献了一批有多方面学术价值的经解、经注,并在治经的若干原则、方法上形成了"汉学"的特色。     

梅鷟《尚书谱》的"武断"与创获

明代梅鷟<尚书谱>五卷,迄今未有刊本.阎若璩称此书"殊武断也.然当创辟弋获时,亦足惊作伪者之魄."其"武断"之处表现在:断定孔壁<古文尚书>十六篇为孔安国伪造;断定东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造;否定<百篇之目>,断定<尚书>全经七十七篇;臆造"刘向<别录>古文尚书五十八篇"篇目,等等.其"创获"主要表现在:考辨<尚书序>(大序)之伪;考证郑冲未见<古文尚书>;考辨晋人<武成>篇之伪,等等.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军官考论

印章、封泥、简牍等实物资料含有大量关于汉代军事职官的内容,这修正或弥补了先前关于汉代军事职官研究的诸多内容,如千人、司马及其它属官有很多文献所遗的内容.在对相关文献和实物资料进行认真考察梳理的基础上,以种类的不同加以分门别类地论述之后,发现这些实物资料极大地补充和拓展了汉代军事职官研究的内容,对构建全面、系统、详细的汉代军事职官系统大有裨益.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汉代太学浅说

汉代是中国古代官学制度的奠基和迅速发展时期.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具有了比较完备形态的大学.通过对太学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太学的兴衰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统治者始终把通经入仕与太学的发展紧密结合,实行"劝以官禄"的政策.太学对汉代的政治统治和文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论汉代的上书拜官

广开言路与畅通贤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汉代上书拜官的重要特征。汉代吏民上书的言事内容主要有自衒鬻、言神仙方术、言便宜、讦群臣之得失等。汉统治者对“言可采取者”的封拜方式为待诏、授官、晋职和封侯。上书拜官不仅为汉代人才的仕进宦达提供了察举、任子、赀选之外的机遇,而且起到了鼓励布衣平民和中下级官吏进言献策以及强化封建监察制度的客观作用。两汉末年,国以言为戒,上书拜官制遭到严重破坏。     

两汉前期世风之比较

西汉前期和东汉前期的世风表现出很多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对二者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汉朝社会的认识。从分析两汉的社会背景入手,分四个方面对比了两汉前期的社会风尚,即出身观念、奢侈、守礼、区域性特征,由此得出两汉世风差异的原因在于统治社会的思想不尽相同以及作用差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