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日辞赋研究状况的差异——基于学术著作的视角

在研究辞赋方面,目前中日学术界存在着很多不同,特别是如下两点：第一是研究对象。日本的辞赋研究对象集中在六朝以前,而在中国,对六朝以前和唐宋以后辞赋的研究却都很丰富,而且最近还开始了朝鲜,越南等域外辞赋的研究。第二是辞赋研究者的人数。虽然最近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年轻学者较多,但是辞赋研究者并不多。在中国,自马积高《赋史》以来,有不计其数的研究者都继承了辞赋研究的传统而进一步展开自己的研究。通过“通史”与“断代”、“广泛”与“狭小”、“辞”与“赋”、“整理”与“未整理”等几个视角来考察新世纪辞赋研究的状况,进而分析中日之间对辞赋研究的差异。通过这些比较,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两国辞赋研究的特征。     

辞赋研究 主持人语

回顾20世纪的辞赋学研究,是从古典批评向现代话语的转变,使辞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尤其是上世纪末的20年中,这项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进入新世纪的几年间,在辞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赋家赋作的研究、辞赋史的研究、辞赋理论的研究诸方面,均有显著的成绩。刚刚过去的2005年,辞赋研究的成果,又出现两种突出现象:一是作为学科建设而出现的一批“集束”产品,在表明学科研究方向之实力的同时,也相对集中地彰显了辞赋研究的新创获。其中如“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中有三部辞赋研究著作,即曹虹的《中国辞赋源流综论》…     

试论汉末魏晋辞赋之“向内转”

“向内转”既是汉末魏晋文学总貌的新质素,也是该时期辞赋发展的基本趋势。该趋势在东汉后期已见先绪,在辞赋价值理论以及表现领域均有体现。情感化与玄理化成为汉末魏晋辞赋“向内转”的两个具体向度。汉末魏晋辞赋的“向内转”,继承楚骚传统,创造了一片有别于汉代辞赋追求外在世界的审美新天地。     

论汉代辞赋"诗源观"的形成及其原因

汉代辞赋“诗源观”的确立经历了在“讽谏”功能上比附于《诗》到用论《诗》的标准评论辞赋,再到“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提出这样一个历程。究其原因,首先是汉代从帝王到士人的好赋风气需要寻求一个舍符儒家思想的理由;其次,汉代政治思想的大一统,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为辞赋提供了《诗》之“讽谏”论;最后,作赋者身份由言语侍从向儒家学者的转变也使辞赋“诗源观”的确立具有一种自觉性。在“诗源观”确立的同时,更符合辞赋自身特点的娱情说也依然存在。然而从辞赋发展史来看,“诗源观”并非客观之论。     

韩国学者韩国辞赋研究述评

作为中国的传统文体在域外发展的支流,韩国辞赋作品是汉学研究的“新材料”之一,了解和借鉴韩国学者研究韩国辞赋的成果,有助于深入研究韩国辞赋乃至东亚汉文学。韩国学者不仅全面关照韩国辞赋并梳理其发展脉络,也尝试就某一角度,如属于主题范畴的“和陶辞”、属于形式范畴的“科举赋”等予以历时性考察,梳理其发展脉络,而且重视对一些重要的赋家赋作的个案研究。然而相对辞赋作品之数量而言,相关研究还远不够深广,须不断开垦和经营。     

论元代辞赋“祖骚宗汉”的创作实践

元代辞赋创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祖骚宗汉”。元赋“祖骚”不仅模拟楚辞的外在形式，而且深入其精神气质，尤其是对“骚悲”和“骚怨”的继承颇有体悟。元赋“宗汉”体现在对汉赋题材内容、铺叙方法、结构篇章、讽谏功用等方面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元赋“祖骚宗汉”存有明显不足，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辞赋作家和作品，使元赋创作既起到对前代赋体弊端纠正的作用，又建构起明清辞赋理论和创作的发展方向，从而奠定元赋在辞赋史上的地位。     

突破学术窠臼逼近历史真实——刘培《两宋辞赋史》读后

刘培是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界比较活跃的青年学者,他的关于宋代辞赋的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辞赋的嬗变”07CzW023、“宋代辞赋的社会文化学研究”12BZW037）,都着力于对宋代辞赋的全面综合的研究。他的《两宋辞赋史》应该就是这些研究的一个方面,该书人选“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并获得2012年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其学术价值引人注目。用了一些时日,读了这部60万字的专著,最突出的感觉是,刘著的确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文学史著作。     

辞赋研究的视角转换

辞赋研究的视角转换 ,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首先 ,给辞赋以准确的定位 ,把它看作是精英文学 ,从创作难度、作家品位、传播层面等方面揭示它的精英文学特征。其次 ,要克服“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片面性 ,在承认这个命题合理性的同时 ,还要持“历代有共同文学”的看法 ,使二者相互补充 ,从而对辞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准确估价。第三 ,把辞赋的生成置于文学的独立和自觉的背景下加以考察 ,重新审视前人对辞赋的评论 ,把辞赋看成文学独立和自觉的产物。     

谈“夸饰”——汉赋及时代风尚

把“夸饰”作为一种文风来谈,它不单单是辞赋所独具的,而本文就是针对辞赋的内容、形式和功用而言的。     

论曹丕赋

曹丕“妙善辞赋” ,是魏晋时期辞赋创作较多的作家之一。其辞赋或叙事 ,或咏物 ,或写景 ,题材广泛 ,而都以抒情见长。“便娟婉约 ,能移人情” ,这是曹丕赋的总体特点。这固然与其浓厚的文士气质有关 ,同时也是动乱时代的投影。     

“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

汉代赋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支配其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是汉代的经学思想,一是辞赋的创作实践。司马迁引入汉儒《诗》学标准,首创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赋学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的核心精神;班固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提出“讽谕”与“颂美”并重的辞赋观,并且透过《诗》与赋之间的关系,对辞赋发展进行了史的勾勒和风格流派的划分,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意义。通过他们的辞赋观可以看出,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即表现为经学致用观和辞赋艺术精神由对立隔膜到渗透融会的过程。     

宋代科举辞赋论略

宋代科举辞赋分为考场内外两大类。宋代科场考试辞赋保留至今的极少,主要原因是此类作品千篇一律、乏善可陈,作者及他人都不够重视,随时流失。考场辞赋主要内容是“颂圣”,唯遣词造句必求古雅厚重,多用典故。考生政治品性也有偶尔流露,所秉承的是辞赋“劝百讽一”的创作传统。宋人通过任何一级考试都有谢启与贺启,这类往返信件之文体都是程式化的骈赋。谢启乃考生通过考试之后所作,虽然以应酬为主,但是,能文者或于骈偶之中叙述种种事实,表达种种观点,如对科举制度的评价、对自我家世的追述等,其内容与情感远远比科场律赋丰富多彩。上述两大类辞赋之外,苏轼《复改科赋》独树一帜,苏轼关于诗赋考试更易于选拔人才的观点,贯穿全赋。宋人辞赋创作中,讨论科举制度变革者仅此一篇。     

桓谭“不及丽文”与两汉之际文风的转变

桓谭是处于两汉之际与扬雄、刘歆齐名的著名学者,据其《新论》所记,可知桓谭具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尤其是在文学理论方面,桓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刘勰《文心雕龙》对桓谭多有评价,但是并非完全合于事实.如刘勰《文心雕龙》评价桓谭“偏浅无才”,即有失偏颇,但称桓谭“不及丽文”,则颇合事实.通过对《汉书·艺文志》中辞赋家撰写篇数的统计,可以肯定的是,“不及丽文”并非桓谭一人独有,而是对当时整个时代文学风尚的反映,究其原因,可能与辞赋的谶纬化有关.当时的散文,谶纬化较轻,但辞赋家的介入与古文学者的参与,使汉代散文成为集辞赋、经学、诸子为一体的新体式.这昭示着两汉之际一种“平衍”、“文弱”、“博杂”新文风的形成.     

《典论·论文》“齐气”辨

曹丕《典论·论文》“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中的“齐气”,《文选》李善注为“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尔后注家几乎均援此注。其实,此处的“齐气”,以解作“谐隐”为宜。这可从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徐干的辞赋找到内证,从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与刘勰的《文心雕龙》找到旁证。 一、按照曹丕的批评,“齐气”并非表现在徐干的诗与论,而见于辞赋。何谓“齐气”,曹丕没说。有意思的是,朱自清也以“齐气”评论荀子、屈原的辞赋,并且揭示了“齐气”的含义。他说:“齐国海滨,多有怪诞的思想。屈原常常出使那里,所以也沾了齐气。     

合南北文学之两长——庾信辞赋及其辞赋观的先导意义

历来对于庾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诗赋作品的评价以及关于庾信本人行迹的考辨等方面。事实上,庾信的辞赋观念在赋学批评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结合庾信前后期的辞赋创作,分析了庾信的辞赋观念,指出:庾信前期的赋学观念,依然没有彻底摆脱汉赋作家曲终奏雅的套路,对辞赋的讽喻功能尚有一定的体认。而他后期提出的“雕虫篆刻,其体三变”说,则体现了他对往代文体的清醒反思。“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反映了向诗之现实主义、骚之发愤抒情传统回归的趋向。     

辞赋畅神时期刍论

汉魏六朝时期,畅神在行为层面表现为“纵心调畅”,人性充分解放,个性充分自由。辞赋作家,以市民好奇之心和世俗情趣,面对着异彩纷呈的大自然和芸芸众生的社会,率意而赋。因此,在辞赋作品中,畅神表现为反中和之美,蕴涵于题材层面的穷情写物而不避丑俗、抒情层面的危苦悲哀而侈陈艳逸、文体层面的辞赋诗化而言情无忌、辞采层面的淫辞丽藻而心折骨惊的混融和滚动,于是,形成辞赋的畅神时期。     

西汉辞赋家的“俳优”意识及其消解方式

在西汉,辞赋家被称做“俳优”。这是由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决定的,和真正的以娱乐君王为职业的俳优有可比性。辞赋家的“俳优意识”是不得志文人的共同感受,也说明他们有意以文人自命,和当时的立功之士拉开距离。“俳优意识”是辞赋家怨愤情绪的写照,在这里,儒、道二家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安顿心灵的人生之学对消解他们的俳优心理起着决定作用,这种消解是西汉大一统专制政治制度下士人不得不做出的人生选择。     

汉代辞赋之铺采与写志——色彩与情感

本文将图像学中的色彩和情感与汉代辞赋中“铺采”“写志”相结合,借助同时期美术作品的色彩构成和色彩美学原理,对《楚辞》色彩语言的三大色彩基调与情感的寄托、汉代辞赋色彩语言的色彩构成和与之对应的情感表达方式进行较为全面地分析,认为汉代辞赋在先秦《诗经》《楚辞》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高明度、高纯度“五采”和中华“五色”的摹仿和表现性特征,以传达大一统多民族汉王朝时期文学作品所承载的家国意识的责任、个人情怀和升仙等观念,这不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色彩与情感的表达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是中华色彩基因谱系和民族心理情感特征形成的关键     

战国赋管窥

一界说本文之所谓“战国赋”,乃专指荀、宋赋而言,故于“楚辞”则略而不论。其所以如此的缘故,则并非出于叙次方便的考虑,只是为了更加科学地分类起见。因为在我看来:辞与赋,其源流不同、体裁殊异、称赋的原因也迥然不侔。关于这一点,我在“辞赋考辨”一文中业已证明,但还有些未尽之意,须在此再为补苴先说辞与赋的混淆:关于辞赋之混淆,一般人认为始于汉初,其实不然,从“辞赋考辨”所引“龙蛇歌”、“魏文侯赋”看,春秋时便已开始混辞为赋了。但如果说这些记载见于《吕氏春秋》和     

魏赋嬗变述略

魏代文坛,辞赋虽然失去了在两汉时期的显赫地位,但基本保持着与五言诗并驾齐驱的发展势态,从“文学转篷”的建安之初到“名士少有全者”的易代之际,文人才士普遍重视、喜爱辞赋,创作、评论辞赋的风气仍旧盛行,题材不断开拓,内容日趋丰富,艺术表现多彩多姿,为两晋南北朝辞赋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社会背景、作家聚散及文学传统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魏赋的发展呈现比较清晰的阶段性。一些中古文学论著涉及这个时期的辞赋,一般划分为建安与正始两个阶段。我认为,这种划分略嫌笼统,魏赋的演变大致以分为五个阶段为宜。兹作论述,以求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