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都市上海文化·文化消费市场·言情小说流变——清末民初上海小说论(下)

上海小说清末与民初有深刻不同,清末通过报刊出版实现了与文化市场关系的不断更新,民初在维新思潮弱化背景下,则对都市文化消费市场有更强的依附性,是新兴都市上海以吴文化为根柢的的商业性与消费性的表现,所出现的以言情小说为主的甲寅中兴,在消费性文化市场的恶性膨胀中成为过眼烟云,清末上海文坛所发生的变化也迅速消退,文坛热点和中心重新向欢场回归,更有市场效益的黑幕小说,成为文人及报刊出版竞相依附的文类。可以说明,五四文学革命以思想启蒙为先导而可能使中国文学真正发生变革,清末民初上海为现代小说的萌生所提供的资源,只有经过五四才可能真正得到继承与发展。     

新兴都市上海文化·报刊出版·新小说

在以租界为中心的新兴都市上海的文化空间中,在体现欧美文化的外层带与以吴文化为基础的内层带之间的中层带,是最具活力的,它以《申报》和商务印书馆的出现为标志,通过报刊出版与文化消费市场的互动建立起来。而报刊出版与文化市场关系的不断更新,有赖于维新思潮的冲击,更与报刊出版业报与刊的分流有直接的关系,是通过一批批新型文化人进入上海实现的,这在新小说创作中有集中体现。清末上海新小说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李伯元转向创办《绣像小说》和吴趼人主编《新小说》为标志,出现了1903年"谴责小说"创作的"癸卯大观",后期以小说林社及其所办《小说林》为重镇,出现了1907年新小说译、著的数量之最,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编者与作者关系的不断重构,所实现的对文化市场新的开拓,对新型读者群的发现、培育和重建,反过来,新型读者群重组的文化市场,又不断更新着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     

论新感觉派都市小说中的人性

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从描写都市人的感觉经验入手,表现了在都市文明浸染下,在时代潮流涤荡下人性的弱化和蜕变。对都市人自我意识增强与精神失落,欲望炽张与情感枯涸,群体性扩张中个性消解的倾向,以及他们对都市矛盾复杂的心理都有细致的表现。正因为如此,新感觉派作家对人性的开掘显示出相当深度。     

新什么历史,而且主义——新历史主义小说流变论

从80年代中期直到当下,新历史主义小说从诞生、命名,到发展壮大并形成成熟的"历史诗学"、"文化诗学",在20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经典性的文本,成为新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探索与命名"阶段(1986-1992),第二阶段是"成熟与完善"阶段(1993-2000),第三阶段是"深化与转型"阶段(2001-)。新历史主义小说三个发展阶段的不同思想形态与艺术价值取向,规范着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及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论上海都市文化语境中的左翼文化思潮及其影响

上海是中国左翼文化产生的现实土壤和文化根基,左翼文化理应是上海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更与上海的现代都市文化语境密不可分.左翼文化运动在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核心,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城市文化·政党报刊·现代性话语构建——辛亥革命在上海

从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政党报刊的视角,解读上海城市特定氛围与政党报刊之集聚的相关性;呈现上海政党报刊舆情与辛亥革命进程互动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揭示城市文化与政党报刊在构建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方面的独特贡献.通过展示辛亥革命在上海曾经有过的辉煌片段,可以强固上海自身的历史感与文化认同,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发展,发挥真正符合上海地位与优势的作用.     

革命文化的兴起与都市文化的衍变——以上海为中心

1949年以后,革命文化借助国家力量,以一种风行草偃之势"迅速地从一种局部的、边缘的和地区性的文化变为统领全中国的主流文化".当革命文化由农村而城市,与都市文化相遇的时候,二者之间的互动与消长,抗拒与变迁,以其复杂多态牵动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整体变迁.以多元文化为主体的上海都市文化在1949年后,也迈入革命文化一枝独秀的时代.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隐性构造,上海都市文化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使革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上海的特征.     

报刊出版理论创新的可贵探索——评《教育报刊论》

报刊出版事业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报刊出版体制改革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实践证明,改革要深化,理论是先导。马振行著《教育报刊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一书,对报刊出版体制改革,特别是教育报刊体制改革的实践,进行了可贵的理论探索。这是迄今为     

现代主义都市表征——新感觉派文化精神论

新感觉派文化精神体现为现代主义都市表征,它从作家身上的文化精神给以呈现,而具体表现为作品所蕴涵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化因素的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土、先锋与通俗的相互纠缠,论文尝试用文化精神这一视角对现代上海这一特殊殖民语境下新感觉派文化精神进行具体探寻.     

文化视镜中人的哲学建构与解构--新时期小说人物形象审美流变之二

20世纪80年代中期勃兴的文化热潮,使小说人物形象受到深刻的文化浸染."寻根文学"试图通过对人的文化根性的梳理与反思,释放现代观念,重铸民族人格精神,但其审美理想却陷入困乏;"先锋文化"则是以彻底的文化反叛姿态张扬非理性的"自我",以荒诞、抽象、破碎的"超常人"反抗一切典型的现实人,从而使人物形象审美趋向虚无;"新写实"小说在"庸碌人"的世俗裸现中消解意义、终止判断,使文学出现审美"疲乏";大众化、工业化、消费化的文化环境滋生出欲望膨胀的"游戏人"形象,给传统的审美意识与批评立场提出新的挑战.     

中国现代作家的都市文化心理谱系——从通俗小说家到“新感觉派”作家

中国现代作家的城市意识幽微复杂,它既关乎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又折射华夏子民的城市文化心理。对通俗小说作家、左翼作家、早期海派作家、＂新感觉派＂作家关于民国上海的多元叙述进行话语分析,考察中国现代作家的都市文化心理谱系,可以透视中国人审视和接受现代都市的精神脉络及其文化意蕴。     

近代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与都市社会——以汉口民众乐园(1919-1949)为例

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产物,反过来它又推动近代都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汉口民众乐园的历史显示,近代综合性文娱中心与都市社会构成同步互动、互为表里的关系.一方面,近代城市社会为综合性文娱中心的生长培植了土壤,充实了内容,规定了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综合性文娱中心又俨然是都市社会变迁的风向标,是观察和形塑城市生活方式与文化品位的窗口,是民众交游往来的拓展地和政治归属感的养成空间,进而成为城市声望与集体记忆的重要凭借,为从经济之城向文化之城的升华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依据.     

上海:近代中国新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及其变迁——兼论边缘文化的积聚及其效应

上海在开埠以后 ,经过约半个世纪 ,逐渐成为中国新型文化的发祥地、中国新文化的中心。这与上海作为近代国际大都市的兴起 ,当然有着直接关系。但是 ,并非所有国际大都市都能成为新文化的发祥地。这是因为新文化的发轫以及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 ,除去必要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外 ,还有文化发展自身规律的作用。上海近代中国新文化中心地位的建立 ,同上海成为中外各种边缘文化的积聚之地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中外各种边缘文化互相作用 ,将上海推向创立一种新型的文化 ;而边缘文化积聚的中断 ,则立即使上海失去新文化中心的地位。透过上海这段历史 ,可以对文化体中核心文化、主干文化、边缘文化的不同特点 ,以及异质文化交集时产生的不同效应 ,有一个新的认识     

都市语境下的“绅士淑女图”——论东方蝃(虫东)的小说

东方蝃(虫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创作小说,其小说以对上海中上阶层男女的情爱和日常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画而为人所称道,又因文风逼似张爱玲而为众人所议论.本文从东方蝃(虫东)小说所塑造的“绅士”“淑女”形象着眼,分析他们在三四十年代上海大都市新旧文化、中西思想杂糅碰撞之下的生存状态及婚恋观;探讨都市中审美观念的多元化呈现,以及都市男女的精神空虚和失落感.     

论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选集·导言》为中心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对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具有突出的贡献,但这个结论往往比较空泛,还没有深入到具体层面。我们从三篇《小说选集.导言》入手,探索其中的文学观念,发现它们表现出四个方面的共性:一是为新文学小说设定了相同的起点;二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分析和评价新文学小说;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否定或漠视的态度;四是尊重作家的个性。这些鲜明的共性深刻揭示了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促成了学术界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关注。     

民主遗产:清末民初上海的地方自治——读周松青《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

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地方自治问题,有一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例如,推行地方自治的实际成效怎么样?地方自治制度实施的经验有哪些?地方自治最后失败的真实原因是什么?长期以来,这些难题一直困扰着关注近现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们.周松青的<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书,以20世纪初的上海地方自治为个案,对当年的自治进程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极其清晰地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为探寻制度变革之道,做出了新的尝试①.     

近代“文明论”的兴起与清末小说中关于“文明”的歧见—— 以《瓜分惨祸预言记》和《新石头记》为例

近代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大变化在于其内在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近代价值观变化的第一次大潮表现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文明论的兴起，它颠覆了中国人既往对于“文明”和“野蛮”的理解和判断，改变了中国人的自我定位及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瓜分惨祸预言记》与《新石头记》都以其对“文明”的理解和想象来与时代对话，前者认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文明观，为中国设计、想象了一条通过自身主动的“文明化”来免于灭亡的途径；后者则延续了传统德本论的文明观，向往一种德力兼胜、始终由道德来统摄一切的“真文明”，并以此来超越现代西方文明中的力本论倾向。这两种对于文明的理解和想象都存在着各自的洞见和盲区，由此可以启发我们将文明作为一种未完成的目标而非已固化的现实来进行重新理解和思考。     

论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上)——兼评孔汉思的“普遍伦理”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

文化的普遍性不是指各民族的文化中永恒存在着的共同性 ,而是指各民族的文化由于人性一致的原则而决定的按照共同的规律发展并经历着共同的基本形态。文化的特殊性不是指一个民族永恒地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 ,而是指每一个经历着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在其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区别于其他阶段的特殊本质 ,或者两个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各自所具有的区别于他者的特殊本质。文化的普遍性与文化的特殊性的关系 ,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哲学上的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的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或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 :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本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因为人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才有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分。所以任何文化都是普遍的 ,又都是特殊的 ,文化的动态的普遍性即为文化的静态的特殊性 ,反之亦然。孔汉思的“普遍伦理”的错误在于把文化的普遍性理解为各种文化中永恒存在的共同本质。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的错误在于把文化的特殊性理解为一个民族永远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在各民族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上 ,因为文化的普遍性的原因 ,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发展道路 ,换言之 ,历史的“一般发展道路”是存在的 ;因为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