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人的母亲情结

汉代人对母亲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 ,统治者或神化母亲 ,或尊母亲以封号 ,或厚葬母亲 ,民间则为母亲尽孝服丧。汉代人为了维护母亲的形象往往杀死侮辱母亲的人 ,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 ,尽心奉养母亲。统治者所颁行的法令法规促进了母亲情结的深化 ,社会舆论对母亲情结的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母权文化浅论

人类远古时代曾经有过一个以母权为标志的社会,这点似乎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事了。民族学史的百年论争有许多论点都集中在母权社会上,但焦点并不是落在是否人类文化史曾经出现过一个母系制社会,而是在承认其存在的大前提下对母权的性质、社会功能、历史成因、发展过程等问题进行旷日持久的论辩。但从家庭、性、婚姻的角度来加以认知的算得是一个大视角。早期“发现”“母权制”的麦克     

性别视角下的汉代孝行

汉代的儒家思想在不断地强化父权观念。但是,概览汉代文献,汉代的孝道实践却是孝母现象远远多于孝父现象。在性别视角的分析被引入史学研究后,研究汉代孝行中的性别问题,将有新的发现,即汉代的孝行有两个性别特点:一是孝子人数远远多于孝女和孝妇;二是孝子多孝母。究其原因,一是与男女的家庭角色不同有关;二是儒家的孝道观强调的是对父亲的礼尊,而母亲在生活中对孩子的辛勤抚养与慈爱,则使孩子更多地私尊母亲。这样就使得孩子对父亲的孝多体现在丧葬的礼制中,而对母亲的孝则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的侍养中。     

略论汉代士大夫阶层的母子关系

在汉代,士大夫阶层的母子关系是家庭伦理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士大夫对此关系的处理方式和行为态度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形成起着导向的作用.这一时期,尽管社会上存在着"男尊女卑"、"夫死从子"等伦理说教,但现实生活中的母子关系与此说教有较大差异.事实上,在汉代士大夫阶层的母子关系中,一方面,在家庭内部,强调的是晚辈对长辈的义务,母亲的地位明显地高于儿子;另一方面,在对家庭外部事物的处理上,遵循"男外女内"的原则,儿子的权利又明显地大于母亲.因此,在探讨汉代士大夫阶层的母子关系时,必须从内外、辈分、性别等多个角度去综合分析,方才会得出比较公允的结论.     

论当代言情小说中强权的寡母形象——以《我是一片云》为中心

当代言情小说中寡母总是爱滥用母权,干涉和压制儿子的婚恋选择。寡母强权主要源自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原始社会母亲崇拜的情结,二是儒家孝文化赋予母亲的权力,最后是心理原因。总体而言,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寡母在当代言情小说中渐渐淡出,孝的绝对权威被消解是寡母淡出的重要原因,传统孝道思想的长者本位立场是强权寡母仍然存在的原因。寡母扮演的就是爱情磨难的制造者,是男女爱情中一极重要的力量。     

母权与帝制中国的后妃政治

在帝制中国的文化观念和制度安排中，既有从制度上强调男权中心、排斥否定女权的一面，又因“孝道”观念、君主制度的基本缺陷等因素而存在着肯定母权、依赖母权的一面，由此形成一方面谴责防洪后妃干政、一方面后妃干政又层出迭见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后妃作为一种“幕后替补力量”至少使皇权得以象征性地维持，使专制国家得以继续运转。不过，反妃干政的合法性资源主要来自传统意识形态的“孝道”层面，其制度层面上的合法性资源毕竟不足，所谓“女祸”其实是在统治集团各个方面的共同参与下完成的。透过上述制度设计缺陷和话语系统的矛盾，也不难进一步看到传统政治思维和政治智慧的严重缺失。     

汉代生育思想初探

汉代人普遍存在着重视子嗣、希望人口增殖、重男轻女等生育主导思想。汉代人也注意到生育与母亲的德行、自然环境、胎教、遗传因素等密切相关 ,透露出早期的优生优育思想。汉代优生优育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原因。     

汉代谣谚与世风

汉代谣谚是汉代民人对汉代社会历史状况的真切感受和真实写照，是反映和描述汉代历史的信史性资料。汉谣谚所包含的信息极为广泛，它几乎涵盖了汉史的所有领域。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汉代谣谚进行整理和研究，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来补充汉史研究的不足。     

汉代蹴鞠述论

汉代是蹴鞠发展的重要时期，活动群体广泛，形式多样，并初步形成了竞技规则。随着长安政治、文化中心的确立，蹴鞠的盛行区域存在着从山东经河南向陕西推移的现象。汉代蹴鞠最重要的物化形式是汉画像石，其广泛存在，除蹴鞠在汉代盛行外，还与汉代士人借物喻政的思想意识有关。     

汉画所见汉代渔业生产初探

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有不少渔业生产图像。它反映出汉代的捕鱼方法有：徒手捕鱼，以网捕鱼，叉鱼，钓鱼，以罩捕鱼，鱼鹰捕鱼，水獭捕鱼。从而可以看出，汉代渔业生产有四个特点：一是渔业生产分布范围广；二是渔具和捕鱼技术比前代有了进一步提高；三是捕鱼涉猎范围广；四是汉代鱼种类较多。另外，从其它实物资料来看，汉代已专门养殖鱼类。汉代的渔业生产显示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论陆贾春秋学及其文学意义

陆贾对汉朝政治和文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陆贾与春秋学渊源极深，此秘首为清季戴彦升所发覆。陆贾为汉初谷梁家，其《春秋》遗说主要保存在《新语》里。陆贾述事多用《谷梁传》和《左传》，称义则多用《谷梁传》。陆贾《楚汉春秋》是汉代第一部春秋学著作，它不仅开创了汉代私人修撰当代史的先例，而且绍承孔子修《春秋》的宗旨，用以史明义的方式介入当代政治，促进了汉代春秋学著述的兴起。陆贾首开以《春秋》灾异说政事之风。自此而后，以《春秋》灾异说政事遂成为汉代政论的一大特色。     

荀彧父子的政治取向与汉魏局势变动关系之研究

在汉魏更迭之际，门阀世族开始崛起，他们的政治取向对当时政治局势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对当时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荀或父子功业和政治命运的分析，论述了荀或悲剧政治命运的根源和荀颉追逐个人利益的真实目的，昭示了那个时代世族政治信念的变迁、政治人格的变化与政权更迭的直接关系。     

刘璋论略

东汉末年,偏据益州二十余年的统治者刘璋,前人多认为其“暗弱”,然览之史籍,刘璋是“弱”而不是“暗”,在他的统治下,益州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较稳定,并有一定发展。同时,对刘璋迎备入蜀加以分析。通过刘璋这一历史人物,将东汉末年一个特殊的群体——行仁政,但却处于弱势地位的弱势集团,如刘虞集团、陶谦集团等联系起来考虑,探讨对这类集团领导人物的评价问题。     

论汉代的文学家庭

汉代出现了文学家庭,汉代文学家庭的成就代表了汉代文学的成就。汉代文学家庭各有特色,有的是父子相传,有的是夫妻互动,有的是兄弟合作;有的诗歌突出,有的辞赋显著,有的散文辉煌;有的延续百年,有的仅有两人;有的一代胜过一代,有的一代不如一代。帝王和官僚具备从事文学的优越条件,文学家庭都出自帝王和官僚家庭。帝王的鼓励,家庭成员的相互影响,掀起一阵阵文学热潮,造成一个个文学家庭。     

汉晋文化思潮演进中的谯郡夏侯氏家族

汉晋时期谯郡夏侯氏的发展演进,与曹氏家族呈现出共生状态,但又与其时的文化思潮密切互动,彰显出自身独特的脉络。在曹魏建国的过程中,夏侯氏家族给予了曹操父子不遗余力的支持,同时也濡染了建安士风的通兑任达。曹魏时期,开国功臣及世代姻戚的地位使其门第渐趋贵盛,且随着学术文化蕴积的增厚,其门风也呈现出由尚武雄豪、通兑任情的将门风范向儒雅矜慎、博观艺文的世家气象的递转;正始时期夏侯玄在政坛中的众望所归以及士林领袖的风度雅量更使夏侯氏无可争议地步入了一流士族的行列。凭借在曹魏一朝的蕴积,即使经历了魏末司马氏对亲曹势力的打压,入晋以后,夏侯氏依然位列名族。夏侯骏、夏侯湛等后起之秀或在"朋党纷然"、崇虚贱实的政坛上独标一格,或在繁华竞逐的西晋文坛上以不同流俗的笔调叙写宗族亲情、抒发耿介之怀,承继了家族的磊磊风骨。     

中古吴兴武康姚氏之家风与家学--从一个侧面看文化因素在世族传承中的作用

吴兴姚氏起自汉末、孙吴时期 ,此后长期衰微 ,仕途不畅 ,沦为“贱族”。然因其有文化 ,姚氏不仅得以保持“素族”的本色 ,而且在南北朝后期有所振作 ,至唐代宦位荣显。由于儒家文化的熏染 ,姚氏子弟多有忠义与孝义之行。就其家学言 ,姚氏早期以通晓儒家经术知名 ,南北朝后期注重文史 ,至隋、唐终得大成。同时姚氏精于医术 ,在北朝倍受重视 ,这为其家族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契机     

西汉郎官制度的形成

郎官制度是西汉的一项重要制度.郎官作为皇帝的宿卫和谋议之臣,对皇帝和中央政府有重大的影响,其既能升迁中央官吏,又能外调地方令守,是西汉政治达到上下通和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西汉政府选拔和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     

论西汉贤良与文学对社会变革之争

汉昭帝时期的西汉社会处于转型阶段。为处理长期积聚的社会问题年口化解社会矛盾,贤良和文学对义利、盐铁官营和奢侈等关系到汉代长治久安的主要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对当时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汉代政治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载体之一;对汉代以后的中国政治和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探析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又是妇女生存和活动的主要空间。在汉儒礼教思想统治之下,家庭权利为男子所独占,“男尊女卑”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家庭地位有显著提高,这可以从妇女的社交、夫妻关系及教育子女、管理家庭事务四个方面的分析中得出结论。     

论汉明帝

汉明帝在政治上的统治是成功的,汉明帝的永平之政与光武帝的建武之政相比毫不逊色。汉明帝在经济上采取了适当的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很迅速。化事业的繁荣,也是汉明帝统治时期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