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修养理论述评

王阳明修养理论述评严正王阳明的心学是继朱熹理学之后出现的又一大儒学体系，它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而且也成为当代新儒学所信奉的传统文化的真命脉所在。因此，检讨其修养理论成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心学本体论的主要途径。只有通过检讨心学的修养理论，我们才能看清其...     

陈亮的反理学思想和"朱陈之辩"

陈亮是南宋事功之学的著名学者,其反理学思想的形成,既继承和发展了早期事功学者的有关观点,又与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发展道路密切相关.随着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入,他对理学的态度也越来越激烈,最终引发与朱熹的辩论."朱陈之辩"主要围绕对"道"的理解、"王道"与"霸道"、义理与利欲、成人之道等问题展开,反映出两人在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分歧.这场辩论是事功之学和理学两种思潮尖锐对立的一个缩影,其实质是双方对社会现实看法的差异和新的历史环境下对儒学的不同改造与发挥.     

易庸学合论

语(《论语》)孟(《孟子》)荀(《荀子》)之外,易(《易传》)庸(《中庸》)学(《大学》)无疑是原始儒学最重要的经典。论儒学,固然当回溯语孟荀,但若忽略易庸学,则似乎亦很难完整地把握儒家思想的构架与脉络。从总体看,易庸学既体现了相近的儒学传统,又分别从形上本体与价值根据,极高明与道中庸,以及止于至善与个体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儒家的深层内涵,从而使儒学(包括儒家价值体系)进一步趋于完备和定型,作为儒家思想的历史源头之一,易庸学不仅制约了儒家的尔后演进,而且在更广的层面影响着中国文化。     

论陈亮思想的特质及其意义

迄今为止,在中国哲学和思想史研究中,对陈亮思想的特质及其意义的认识仍然很不够.本文通过对陈亮思想中的"理欲统一"的道德观和"义利合一"的价值观等几个基本特征的阐述分析,表明了陈亮作为浙学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其事功之学不仅具有地区性的意义,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且它也已超越了传统儒学泛道德主义的化约论立场,因而不能简单地归入到传统的儒学系统中去.陈亮之学开创了在宋儒注重道德心性修养的价值关怀之外,构建新的思想范式的途径,同时又以其所具有的丰富蕴涵和思想特质,极大地丰富了浙江固有的历史文化精神,形塑了浙学的优秀传统.     

李退溪的人生哲学及其对建设现代精神文明的现实意义

李退溪是十六世纪朝鲜理学大师,一生以弘扬朱熹学说为已任,对中国的儒学有很深刻的理解和体验。本文深入探讨了李退溪的人生哲学及其道德伦理观念,指出他的人生哲学主要以推行儒家道德为内容,并能够付诸躬行,其思想带有很多民主性的精华,是我们今天应该批判继承的宝贵历史遗产,对于建设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萧萐父先生的心学观探析

萧萐父先生的心学观,主要展开为三部分:其一,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真理观、认识论等有选择地、有甄别地与陆九渊、黄宗羲等传统心学作了深度的有效融合;其二,将阳明心学及其后学判定为明清启蒙学说的逻辑起点,提出了具有近代性质的新情理观、新价值观、新伦理观,但这个“新”不是相对宋明理学的“新”,而是相对于整个古典传统伦理观念的“新”,它的背景是明清之际的中国进入了“世界历史”,因此更加强调古今之变而非中西之别;其三,萧萐父认为,现当代新儒学的心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具体表现为他对熊十力从阳明心学中吸取的“吾即是吾”主动精神的赞赏,以及对唐君毅“君毅之学,人学也”的界定,同时也对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中所蕴含的主体人格自由极为肯定。在萧萐父的心学观中,现当代新儒学与明清启蒙学术有着一致的问题意识,均从心学中吸取资源,作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历史“接合点”。     

吴虞论儒家与中国旧律

本文从四个方面，即中国的旧法律以儒家的礼义为根本；儒家学说导致君主专制和严刑峻法；旧法律旧道德必须进行批判与改革；建设新法律新道德，应使法律与礼教分离，实行民主、平等、自由、共和等，分析探讨了吴虞论及的儒家与中国旧律关系的思想。作者充分肯定了吴虞反封建的法律思想，以及它的深刻影响，并认为这是一种敢于批判敢于改革的精神体现。同时也指出了他在接受西方法律思想的过程中，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与社会制度缺乏全面、本质的认识；对中国伦理道德的看法，特别是对孔子学说与儒家学说的区别及如何正确对待儒家学说，尚有混淆不清与主观片面之处。     

中国文化与人类前途——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1958年元旦,生活于海外的四位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在香港《民主评论》上,联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方法,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出路乃至人类前途的根本看法。可以说它代表当代新儒家共同的愿望、理想、情调和心境,在当代儒学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今天读来,仍值得我们深思、玩味。一、“同情”和“敬意”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当代新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严峻挑战的一种回应。它的渊源,在我们看来,可以上溯到康有为的儒学改造运动。康有为试图借资产阶级之尸,还儒学之魂,大胆地将封建圣人孔子塑造成资产阶级的教主。实质上,他努力想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儒教之国。故当时他有“孔教之路德”之称。但他的儒学改革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春秋时期的伦理观

春秋时期孔子以前的思想家继承和发挥了周公等的“敬德保民”思想,提出以礼为重心的一系列道德规范、义为利本的观念以及有关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思想等,为此后儒家学说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研究此时期的伦理思想不仅可以借鉴其中某些有普遍意义的合理因素,而且可以使我们通过了解传统儒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对传统儒学尤其对先秦儒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礼、忠等等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一、重民和德政的政治道德思想 (一)重民 首先,民为神主。远在西周初,统治者就已经根据夏、殷之所以灭亡和周之所以兴盛的经验教训,确立了重民轻天观…     

儒学如何走向世界?——试论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说

杜维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说从儒学第三期的多元背景、如何走出儒学第三期发展误区、从回应中发展儒学第三期、儒学第三期发展之可能性途径等几个方面,为儒学回应现代西方的挑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应,为儒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可能性的途径。杜维明认为,儒学第三期发展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多元背景:首先就是多元文化的时代前提,其次是儒门淡薄的现实,第三是要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最后是要弄清儒学的渊源。在探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问题时,杜维明强调有以下误区是必须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中西对比时的强人政策,儒学传统与儒教中国,儒学复兴,汉字文化圈,普遍与特殊的问题。杜维明认为,当我们讨论儒家传统能不能继承发展的课题时,必须回应由西方文化提出来的以下问题:科学精神的问题,民主政治的问题,宗教情操的问题,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对启蒙心态的反思问题。在讨论儒学能不能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时,杜维明认为有以下的可能性途径:思考模式的问题,学科合作研究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文明对话的问题,培养儒家公共知识分子,儒家传统的社会基础。现在讨论儒学第三期的发展问题,就是在全球化与世界化的背景之下来设计儒学如何走出东亚,成为世界的儒学。在回应现代性危机之时,要拿出儒家的资源,开出儒家的药方,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此,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东亚的,也是世界的。     

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

本文从王阳明的心体观念着手,集中阐释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的哲学观。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王阳明处于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时期,面临着道德的理念化和世俗化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了以良知本体为内含的心体观念,实现了儒学道德主体的本体转向从理学先验理性的天理本体向经验存在的良知本体的转向。这一转向,不仅使个体存在真正成为道德理性的现实载体,而且使个体存在在最基本(最本原)的意义上成为道德实践(事实)。但是,存在的道德化也就是道德的存在化。就此,阳明心学转向包含着更进一步的意义,即它不仅把儒家道德优先原则推到极至,而且在这个无限性扩充中,道德精神在向存在还原的方向实现了价值超越道德由于存在的无限性扩充,实现为超道德的存在。     

王阳明思想与佛法

一王阳明(1472—1529)是中国明朝最伟大的新儒学家。他的思想不只影响中国,也在韩国及日本等地广受接纳,在东亚曾开创新的文化局势。阳明思想的伟大到底在那里?他的新儒学到底新在何处?他所开创的新文化是什么?与中国道统有何关系?阳明先生伟大的地方很多,其中值得一提,而往往为人所忽略的,乃是他虽身为儒者而不拘泥于传统儒家的古典文献中,能超越出既有的儒家思想型态,借助他人,尤其是佛家及道家,重新透视及表现中国道统,使古板的旧文化重生新机,发展新思潮,如果没有非儒家外来的冲击及协助,阳明     

意义的危机与形上的追求——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取向

文章认为,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与反传统的思想文化运动相呼应,中国出现了主张用科学的、实证的原则来检验一切和衡定一切的科学主义思潮。而出于肯定儒家思想作为一种道德宗教的恒常价值的目的,现代新儒家则对科学和哲学的功能作了不同区分;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从意义的层面来理解和把握我们民族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文化危机,认为只有发掘和弘扬儒学的基本精神,恢复儒家的“形上智慧”,从而重建国人的终极关怀和价值信念,才能从根本上使我们民族摆脱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文章对新儒家重建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局限进行了批判;肯定了他们关于科学与哲学具有不同功能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熊十力对船山乾坤并建说的异议——兼论“后新儒学”对现代新儒学的批评

乾坤并建说是船山易学的大宗。熊十力肯定船山的易学思想颇多精义,但对作为易学纲宗的乾坤并建说,却批评其有二元论之失,并且分析了造成此失误的原因,即船山未能体悟孔子体用不二之旨。熊十力误解船山乾坤并建说为二元论,源于他对"体"、"太极"、"并建"的理解都不同于船山,体现了他的心学立场。熊十力的这一看法在现代新儒家中很有代表性,其弟子牟宗三、唐君毅等都承继师说,基本立场未脱于此。直至曾昭旭、林安梧,始肯定船山乾坤并建说,并以为此说能为牟宗三之后的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能的发展路向。     

阳明前的浙江心学

谈到浙江之心学,人们必然会想到明代浙江之王阳明(守仁)。阳明心学虽中经广东之陈白沙,而直接承继陆象山之立大本,发明本心之统绪,但其学术却有着浓厚的地方思想文化的基础,受到浙江文化自身的深厚的心学传统土壤的孕育和滋养。浙江乃心学萌芽地区之一,在陆九渊建立心学体系之前,浙江便有心学之思想和倾向出现,并且作为心学之先导,对象山心学的创立产生重要影响;同时象山时代亦有浙江学者与象山为心学同调,相互切磋和发明,对心学之创立颇有贡献;以后象山心学又以浙江为其重要的传播地区之一。因此,心学于浙江在明代之前便已有相当发展,并且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从而为明代阳明心学的产生和创立准备了深厚的地方文化环境和思想基础。然而,这一问题却为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所忽略。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明代以前(主要是宋代)浙江心学的发展过程做一概述。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及其现实意义──《先秦儒家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系列论文之六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以孔子、孟子和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义利现则奠定了整个儒学乃至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义利思想的基础。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和看待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对现时代的正月两方面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挖掘和研究,而且有助于树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价值观念,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是由孔子肇始,经盖、苟续成的。其所谓的“义”,是以宗法礼制或宗法伦理道德为基本内容的。其所谓的‘乔心则主要是抬物质利益或个人…     

康有为"新仁学"的建构及其历史价值

1 9世纪下半期 ,康有为在今文经学的旗帜下 ,借助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思想 ,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 ,构建起以“仁”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 ,把“仁”由传统引向近代。这一思想体系在当时历史背景下 ,具有救亡和启蒙的两重意义 ,它既是为对抗西方文化的侵略 ,保持住儒学在中国的主体地位而开展的一场民族文化救亡运动 ,同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与改造又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 ,为儒学由传统走向近代开启了新的路向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