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战争中的“她者”——50年代中国抗美援朝文学中的朝鲜半岛女性叙事

对于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已然走到了需要重新回顾与认识的时间节点。在抗美援朝文学中,朝鲜与韩国女性的存在对于新中国主体意识的建构与冷战思维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对志愿军与朝鲜女性"性别化"亲情关系以及志愿军与朝鲜女性恋爱叙事的想象,折射出了作家对新中国的主体性想象与认知。而对朝鲜与韩国女性二元对立的想象则与国内时事宣传相辅相成,共同建构起了民众对冷战的原初体验。     

"文学性"的审美道德位移与悖谬

文学领域的道德叙事转向,仅从社会外部把握是不够的;文学内部秩序的变动,同样可引发道德叙事的审美移位与价值变迁.近些年来,伴随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性"追求,以及对西方美学思想经验的移植,我们的文学产生不少耐人寻味的问题,如引进西方后现代的"道德悬置",却滋生反道德与道德虚无主义;高度倡扬"生命写作",却因缺乏对生命的批判而导致生命叙事的粗鄙化;在失去苦难的"革命"与阶级论讲述以后,因为文化传统习性的推波助澜,"苦乐叙事"大行其道,等等.     

叙事同构的中朝军民关系——抗美援朝文学论

抗美援朝文学的中朝军民叙事,从叙事对象来看,民非中国百姓,地域关涉异国朝鲜,具有异域叙事的特性。但就其叙事的政治寓意和叙事元素的结构方式来看,对军民关系的想象和处理,与中国革命战争文学的相关叙事具有异质同构的特点:日常生活叙事铺垫,营造军民关系,切入英雄主题,象征意蕴揭示中国军队的道德优先和军人使命,以及人心向背的致胜力量,将中朝军民关系同构于主流意识形态模式之中。     

伦理文化与文学"中国性"的生成

相比较西方文学,中国文学更为重视道德问题,与伦理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是与中国古代没有"文学"观念,文学与文化不分、文学的民间起源等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强势地位和特殊性,塑造出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特征、叙事形态与精神价值体系,主要表现在注重世事人情描绘、追求宏大叙事、矛盾冲突的"和合"性等.     

"义"、"宜"相通相融的道德哲学阐释

经过儒家的大力阐扬及其长期的历史积淀,"义"成为了道德精神的代名词.但在日常的道德理解和社会道德舆论中"义"的意义有许多偏向,而造成这些偏向的症结在于:人们没有从道德哲学的高度上理解到"义"德实际上是"公共道义"与"合宜性"的相融与相辅.对"义"进行深入探索,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行为正当性的理论研究.     

叙事"视角"新探

在西方叙事学大框架下,对"视角"的划分,不论是英国罗杰·福勒的"外视角"和"内视角",还是法国茨维坦·托多罗夫的"外视点"和"内视点",都与以中国近千年前北宋画家郭熙的"三远"为主的"四远"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后者更具有视觉文化的效果.笔者以为,不管是西方的叙事"视角",还是东方中国的"四远",都存在着人的"眼睛之视"与"心灵之视"的问题."眼晴之视"会受当时当地等条件的限制,但"心灵之视"却可以穿越时空、跨越国界彼此相近相通;心灵之视的没有偏向将使得我们关注到更多应该被关注的文本、文论、画论等;也使"建构一种更具'世界文学'意味的"叙事视角并使其担当起文学范畴内应负的职责更加成为可能.     

道德·进化论·个人主义--鲁迅与道家文化片论之一

鲁迅与道家文化的关系十分复杂,一方面,他对老庄痛下针砭;另一方面,他在具体的创作中却对道家文化资源多有借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道德叙事、进化论思潮和个人主义写作等领域,鲁迅对于道家文化资源多有创造性的发挥和应用,显示出一代文化大师的"中间人"色彩和"为我所用"的主体精神.     

吴宓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

吴宓文学观中最核心的思想是"道德".他深受儒家文化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哲学背景.这一文学观贯穿在他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批评论著中,涉及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人生与道德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功用等方面.吴宓文学观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文学转型期,研究吴宓文学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及其意义

女性乡土叙事是新世纪头十年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一股崭新的创作潮流。其表现形态、文化意蕴,与以往的女性文学,或以男作家为创作主体的"乡土文学",都有很大差异。一方面,它将性别意识带入一向由男性垄断的乡土叙事领域,呈现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乡土经验,提示乡土经验的复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将乡土/底层经验带入女性文学中,提示女性经验的复数形态。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标志着女性写作的转型,但转型不等于放弃性别立场,而是超越性别书写性别,将性别视阈引向广阔的乡村生活领域,在性别与乡土的互动中构筑了乡土叙事的别样空间。这对于新世纪女性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未来走向都具有前瞻性意义。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论陆九渊的伦理主体意识

陆九渊在论及"人以宇宙天地为己任"等到问题时,把人视为宇宙天地之主体,具有一种强烈的主体责任意识;他把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融为一体,强调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和道德自律作用,进而倡导"收拾精神、自作主宰",铸成理想的君子人格.本文主要从人作为宇宙天地之主体、道德认知体验之主体、道德实践之主体、君子人格之主体四个方面来探讨他的主体观.     

"道德责任担当"三题议

"道德责任担当"即道德主体自觉、主动地践履其自身分内应做之事、承当起因未做到分内应做之事所应予承当的道德过失.准确认识本真道德意义上的促成道德主体之道德责任担当的动力来路、主体素养条件和促成因子,是每个道德主体为较好地实现道德责任担当之所必须.本真道德意义上的促成道德主体之道德责任担当的动力来路、主体素养条件和促成因子,分别在于道德责任自律、高度自觉的道德责任意识和"道德法庭"的鞭策激励.     

乡土叙述的"冲突"美学与道德难度

中国作为后发性现代化国家,文学的乡土叙述内涵着生存命脉与文化命脉的双重纠葛.在生存命脉视角中,作家产生的是对乡土与传统的怨恨,乡土叙述构建起的是现代性的"发展"道德神话;在文化命脉层面,作家难舍传统文化"家园"情意纠结,据此展开对现代和城市文明的怀恨式批判.由于缺乏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超越性价值体系作为审视的基本视域,中国作家的乡土书写普遍存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道德互否"现象,被动地陷入"两极作战"的道德窘境.当下中国作家的乡土写作,需要在认识论上突破现有误区,不能纠缠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冲突"思维构架中,而要在更高的价值视点下审察乡土的现实命题,同时要正确处理经验事实与文学事实的差异性关系.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从"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对一个"启蒙"与"反启蒙"命题的破解

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一文,将"蛊惑"人心的道德形而上的手段说成极大程度地发挥了"启蒙作用",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的作用的微薄则说成是不自量力的"盲区",无疑是放弃了启蒙学者"形而下"的担待,使本该清晰的启蒙与反启蒙的边界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时时散发着"道德形而上"必须和政治实用主义结合才有用武之地的气息.与此相反,笔者欣赏并奉行"形而下"的所作所为,而不欣赏固意"牢化"的"形而上"诉求.人文精神应该是具体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和活生生的,而不是抽象的、观念的、僵死的和教条的,这才是文学生命的底线.     

道德为"生命的和谐"——论梁漱溟的道德思想

梁漱溟从生命与道德之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道德问题,把道德界定为"生命的和谐,人生的艺术".梁氏不但诠释了道德主体的自觉性,还论证了道德的群体性──道德义务的问题.他区分了"道德之俗"与"道德之真"的不同道德境界:一时一地的道德只是世俗的道德,而以人性为根据、体现生命本性的方为"道德之真".为中国伦理学说提供了鲜活的思想.     

现代性际遇中的生态难题与"伦理——道德"的生态觉悟

蔓延至世界范围的生态难题潜隐着深层的"伦理--道德悖论",即当"伦理的实体"逃逸于道德责任审判的舞台,便成为"不道德的个体","伦理的善"成为"道德的恶","个体个人主义"与"实体个人主义"的膨胀将导致现代性际遇中不可避免的生态困境.通过道德哲学的努力,使"伦理的实体"成为"道德的主体",是走出生态困境的关键点和可能的"生态觉悟",对于化解全球性气候难题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韩国古代汉诗"长安形象"中的中国认识源流蠡论

长安形象因其政治属性与汉文文学特色成为韩国古代汉诗文学中一个具有特殊"文化地位"的文学符号,长安形象在新罗汉诗中的出现,高丽朝和朝鲜朝文学中的接受与再创作过程,映射出经历唐宋狂热崇拜、金元憎恶交流、明代亲善认同、清代憎恶交流等发展阶段,反映了韩国古代文人对中国认识的演变,其中蕴含着国家民族主体间性文化交流、文学语言主体间性意象审美的双重规律.     

试论道德价值及其实现

道德价值是指在社会生活中,道德是否满足主体(人或社会共同体)的需要、是否同主体相一致、为主体服务的一种关系状态。它具有鲜明的属人性、主体性,体现着主体自身的尺度。道德价值的内涵十分复杂,既包括手段价值,也包括目的价值。道德不仅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承担着规范、约束、塑造和引导社会、人生之重任,而且是人与社会发展的"度量衡",表征着一个社会、一个人的发展水平和程度。道德具有实践品格,道德价值是人们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生成的。道德价值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如何充分发挥道德的"约束"与"服务"功能,使二者实现和谐和统一;特别是如何成人成己,创造性地提升自我,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     

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与"儒学道德"

在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儒学道德"由明治时代开始时的被冷落、被排斥到"儒学道德"的复活;又从"儒学道德"的复活到"儒学道德"的被改造利用,直至明治政府颁布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及国民道德方针,"儒学道德"在与"西方道德"的较量过程中显示出优势,甚至达到了至上的地位.明治时代后期日本对"儒学道德"思想歪曲恶用,二战后日本对"儒学道德"的利用又恢复到常态.在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无论是排斥、否定"儒学道德",或者崇尚"儒学道德",或者恶用"儒学道德",都无法将日本的道德思想与"儒学道德"剥离,"儒学道德"一直与明治时期的"道德运动"密切关联.纵观明治时代日本的"道德运动","儒学道德"是日本明治时代"道德运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直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