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以诗为词”及其文学史意义

苏、黄诸人"以诗为词"自北宋以来已成为共识,但黄庭坚的"以诗为词"则有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为:在理论上,与苏轼认为词是"诗之苗裔"不同,他注重以学问为词;在实践上由于受到其诗学理论的影响,他更注重用诗歌的创作手法来写词,即"寓诗人句法入词"。故对黄庭坚"以诗为词"的正确认识,可以更好地了解宋代"破体"、"立体"两种文体观,从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时空转换虚实相生——谈梦窗词与义山诗的模糊性

义山诗和梦窗词都具有朦胧性,这主要表现在艺术结构上。其特点是都注重章法细密、深厚的情思贯穿于密集并置的意象组合之中,都遵循诗人的情感逻辑,创作思维具有跳跃性。义山诗和梦窗词都是其复杂心情的反映。李、吴诗词均不受时空限制。义山诗和梦窗词物我合一,情景交融,把客观事物转化为诗人情感的化身。义山诗和梦窗词的意象结构在虚实关系上突破双方的界限,或化实为虚,或化虚为实,实现虚实之间的转换和融通,极好地营造出一种似真似幻,亦实亦虚的神奇效果。     

试论白居易在词发展史上的贡献

本文在全面考察白居易所创作的“新歌词”和词的基础上，论述了白氏对词发展的三方面贡献：以自己的“新歌词”推进了诗向词的演化；以词作实践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以自己大诗人的声誉和影响，促进了词的创作和发展     

略论词产生于盛唐宫廷——关于词的起源、界说和发生

词的起源不明,主要源于对词的界说混乱.词应是发生于盛唐宫廷,由李白首先创制,后来者依照词牌创作的以近体诗格律化定型的声乐歌词.词体的形成,既是历史某个瞬间(天宝初年)飞跃突变的结果,又有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包括词乐的演变形成史,近体诗、乐府与声诗的演变史.以及词体在由个人创制之后被词本体接纳并定型的发生史.从诗歌演变的角度来说,是建安以来乐府诗和近体诗整合的果实;从词乐的角度来说,是宫廷音乐和音乐消费形式变革的产物.     

论金词之别宗:全真道士词

全真道士词代表了金词之别宗,呈现出独特风貌:第一,创作方式互渗.其词具诗教之旨,创作上使用“诗人句法”,写出许多杂体词.第二,文体功能互渗.“以词喻道”,使得词在功能的选择上由“聊佐清欢”融进了“丹灶仙霞”,具体就是以词述心境、以词明道义、以词劝世人.第三,审美风格雅俗互渗.在以杂体入词、注重雅化的同时,又借鉴市井乡村的俗谣俚曲,吸收民间口语俗语,使词风雅俗互渗并存.全真道士词的俗化,也成为元曲登上文学史舞台的别样前奏.     

南宋雅词的特质与时代因素

南宋姜夔、张炎一派文人词 ,以“清空”、“骚雅”为其特质。本文以历史分析的方法 ,对南宋雅词特质的源起、形成、表现以及内涵进行多方探索。在历史地还原的过程中 ,创作主体多才多艺的文人身份暴露出来 ,诗、词、书、画等不同的艺事可能体现出某种共同的精神理想与审美品质 ,对雅词的理解从不同艺术门类的互照中得以加深。联系时代精神、社会背景、儒释道哲学等多重因素 ,对南宋词的“清空”、“骚雅”进行诠释 ,从而也从合理性的角度加深对词史上存在的这一词派的理解     

李渔词本体论再议

李渔对于词本体论具有理论自觉意识,然而对其词学本体论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发现他理论上虽然着力于词曲之间的辨析,但并不属于纯粹的本体论,其间融入词曲交融、文体通观之倾向。其词的创作亦更多融入"歌"因素,是以理论家的理性试图分清词与诗、曲的界限,却又以曲家的本色写出了大似曲的词篇。李渔词从理论到创作皆属由"明词曲化"到"清词复雅"的过渡样态。     

无可奈何花落去──以文本为基点论王国维《人间词》

王国维“专作情语”的开拓而使一系列作品体现出一缕不同寻常的异质，求异出新而使词的出路与诗接轨出现词的诗化，“力争第一义”最终使词成为演绎哲理的符码。在取径唐五代、北宋小词的基础上希望有所创造、有所突破，以实现作词的宏大理想，然而他在回归途中似乎愈走愈远，一小部分最能体现《人间词》西洋哲理特色的作品，在艺术上经不起推敲。《人间词》向五代、北宋的回归是失败的，王国维最终未能实现他恁高的创作祈愿。     

从《马诗》二十三首看咏怀组诗中诗美观的沿变

本文通过对李贺<马诗>二十三首的分析以及与阮籍咏怀诗歌的比较,试图追寻诗歌发展沿变背后表现与再现诗美观的消长与互补.论文认为,<马诗>二十三首不仅是咏物组诗,也是承继了阮籍咏怀组诗特点的咏怀组诗,其抒写情感的角度逐渐由内心世界转向外物,构思方式从以寓意为主转向刻画形象为主,诗人主体创作意识由表现的创作手法和诗美观转向了再现的创作手法和诗美观.     

“诗穷而后工”说的拓展与“诗福”说的产生

传统诗学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获得了新的发展。在文体上,由于清代词学尊体和通俗文学繁荣,文体地位较低者多被比附于"诗","穷而后工"说由诗而统摄到词、戏曲、小说甚至外国文学作品,成为涵盖众多文体具有普遍意义的文论命题;在性别视角上,由于清代女性文学的兴盛,基于女性创作特点而提炼出的"诗福"说问世,这是与"诗穷而后工"相对立的一个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实现了理论的越界与拓展。     

论温庭筠乐府诗与其词之间的关系

东坡之"以诗为词",东坡之后(所谓后东坡时代)的诗化革新,倍受关注,却鲜有人注目到飞卿诗与飞卿词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唐宋词史的范畴来说,诗之于词体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飞卿体即是以晚唐诗风入词,以其特有的温李诗风入词.胡仔评日:"庭筠工于造语,极为绮靡,<花间集>可见矣",正指出了飞卿乐府诗与词所共有的"造语""绮靡"等唯美倾向.陆时雍<唐诗镜>评飞卿<兰塘词>:"深着语,浅着情,是温家本色",这些特色,正是飞卿词的典型特征.换言之,飞卿的乐府诗,正是飞卿词体形成的温床.     

晚清词论转变的核心:以诗衡词

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词,历元明较为沉寂之后,于有清一代,蔚为大观。朱彝尊倡导醇雅清空的浙西词派,词坛面目为之一新。嘉庆后,今文学者张惠言以哲学上的微言大义引入词论,倡言寄托。周济诸人,尽力鼓吹,遂使常州词派理论风靡一时。流风所披,延及民国。不过,理论和创作两方面。却不盲目追随,而是融汇贯通,另有发展。这个发展,便是使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尽可能统一起来,以维持走向衰微的词学。其核心,便是从尊词体发展为以诗衡词。其背景,则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因素。     

苏辛词风比较

一、苏、辛词风总述宋代词坛 ,历来“苏辛”并称 ,因为他们分别开创和推进了豪放词风。我们知道 ,晚唐五代 ,诗、词正式分流。但直到北宋苏轼之前 ,人们习惯以诗体为尊 ,以词体为卑、为“艳科小道” ,只用来表现男欢女爱、羁旅离愁等不甚正规的主题。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虽一度打破这种局面 ,并推出几首初具豪放倾向的词作 ,如范仲淹《渔家傲》、王安石《桂枝香》、欧阳修《朝中措》 ,但总体来说 ,类似的作品寥若晨星 ,未能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真正把诗文革新运动深入到词的领域 ,并“指出向上一路 ,一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的 ,不能…     

论韦庄诗的和谐美

韦庄是唐末、五代文坛上一位诗、词兼擅的重要作家.他的诗的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是唐末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韦庄诗具有和谐之美,具体表现在情感内容上的和谐,即以"衰调写衰代";艺术形式上的和谐主要包括意象运用、情景处理和典故运用以及情感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和谐,即以清词丽句来写感伤之情,并形成清丽的风格.韦庄诗的这种和谐之美具有重要的审美意义和审美价值.     

浅析苏轼词的比喻

比喻是一种古老而又长青的修辞方式,宋代文学家苏轼在艺术审美上追求自然,因此在其诗文中用比喻就颇为习见。以诗为词创作风格,使词的比喻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苏轼词的比喻开阔而新奇。所谓开阔是指其词中的比喻方式多种多样,且比喻的本体、喻体关系多样,所谓新奇是指比喻取象视角与比喻意象营构的创新。异彩纷呈的比喻再现了他潇洒自如的气度、乐观博大的情怀,也表达了词人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袁枚的山水景物诗

袁枚性灵说诗论既重视抒发主观真性情,亦注重创作时的“江山之助”及表现其对江山景物的审美感受,故有“万里归来说武夷,江山成就六年诗”(《春日杂咏》)的说法。袁枚一生遍游名山大川,足迹印满大江南北,特别是脱离官场后多次远游;到八十老翁时仍徜徉于自然美景之中。赵翼称曰:“其人其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读随园诗题辞》)袁枚的山水景物诗以独有的审美体验、空灵活脱或富于生气的形象,行云流水般自然的语言,     

诗化:近代词衰微的基本原因

词的衰微，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以综合艺术的词，变为文本的词；一是从以娱乐性为主的词，变为以教化为主的词。近代正是儒学诗教崩坏的时代，以诗教作为词旨，无疑使词更快地走向衰微。词已成为古典格律诗的一部分，诗化成了词衰微的主要原因     

宋词以婉约风格为本色之原因初探

本文从宋代发达的经济状况、繁荣的都市文化背景.隋唐五代词的兴起,宋人向内收敛、追求个体情致的细腻表现的创作心态,以及词与音乐的密切融汇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宋词以情致缠绵、委婉幽约的婉约风格为本色的原因.     

张孝祥的临安交游与词的创作论略

张孝祥是南宋前期的重要词作家,其词的创作因其生活经历的不同,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临安五年的为官生活是张孝祥一生中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里,风流倜傥的张孝祥与“三五少年”诗酒唱酬,刻红剪翠,写下了不少词作。这些作品同其前期交游生活密不可分,也深受词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是词人整体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我们全面认识张孝祥词的创作特征的必要考察对象     

简论柳永在宋词革新中的作用

简论柳永在宋词革新中的作用吴绍礼宋词在发展中大体经历了三次从形式到内容上的革新。第一次革新是柳永，将小令变为慢词并开拓了同的表现境界，改变了时尚的语言风貌；第二次革新是苏轼，创立了豪放派，“以诗为词”，奠定了词的文学地位；第三次革新是辛弃疾，“以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