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他者——从弗洛姆的视角切入

个体自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不断被探讨的一个问题,传统的人与人的依赖关系逐渐被剥离,个体呈现出了“原子化”的特征,也因此,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逐步加剧。针对这一问题,弗洛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一位结合者,基于他对于人本主义和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多重分析,从人道化社会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对于人的重要作用。而其思想路径也彰显了探索人与社会关系动态平衡的新角度。     

严复人权法律思想研究

在坚持法治的前提下,倡导个体自由,注重群己平衡,这是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其核心内容就是他的“三民”（民力、民智、民德）人权法律思想。走出严复人权法律思想的困境,就应当创新释义儒家“人”学,逐步建设现代公民社会,才能实现法治下的现代人权理想。     

论自由的价值与冲突

在人类社会受资源稀缺性困扰的条件下 ,自由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不一致性和内在冲突。这构成了主体自由的瓶颈制约 ,使个人自由空间的扩展举步维艰 ,人的自由天性长期受到压制 ,而社会的发展亦因此受到影响。现代社会突破了这一瓶颈制约 ,现代人将自由推崇为首要的价值取向 ,现代社会的统治者将扩展个体自由当成自己的合法性根据 ,所有这一切 ,都归功于现代制度对自由价值冲突的有效化解。随着主体自由度的增大 ,因自由而来的价值观冲突将更加激烈 ,现代制度的发展与创新将会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现代市场视野的个体自我存在方式的流变与走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的自我存在方式具有鲜明的特点。现代社会的市场化转型的实质是将人伦关系契约化,在市场主体之间建构契约身份,而人伦关系的身份契约化也必然要求个人自我存在方式的转换。社会变革与人伦关系的流变是对人的活动的解放,趋向于人的自由。在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社会变迁中,个人从关系和身份中剥离出来,个人拥有西方契约论所表述的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从而由依附于他人转变为独立、自由、自主、自律和自决的个人。个体存在的自由与孤独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悖反。     

法律的人文关怀与法制的现代化--一种人文主义的维度

人文主义所彰显的是“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价值。现代法律的人文关怀是对社会个体的生存与生活、价值与尊严、人格与精神、现实与前途的真情关切,是对社会个体权利的充分确认和有力保障。法制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人文精神的现代化,故其应当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幸福自由生活为终极关怀的现代化。     

自由和必然：现代生活的重要范畴——兼谈《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自由和必然”的认识

“自由”和“必然”是哲学领域里的一对重要范畴,揭示的是人的自觉活动和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多哲学家对其作了研究,但大多只是感性的探讨,没有形成广被认可的理性认识,而恩格斯则在《反杜林论》里具体而深刻地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为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提供了经典的指导。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中,人的“自由”和“必然”之间矛盾凸显,使现代生活中的“人”成为“自由”和“必然”的统一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自由”和“必然”也成为现代生活领域里的重要范畴。我们应该在科学技术以及道德和法律的问题上承认、认识并利用、突破“必然”,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自由”生存和发展。     

冲突与和谐：个体与共同体融突演进的历史逻辑——基于马克思文本的考察

个体与共同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重要范畴。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认识不同于以往哲学家抽象追问其本质的思辨论调,或者“个体抑或共同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是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交往关系中的“现实的个人”出发,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考察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冲突与和谐的历史演进。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个体与自然共同体保持着直接“统一性”的同时,个体由于无法摆脱本位的自然共同体的“羁绊”而只能作为“依附性个体”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体与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处于“分裂对立”的状态,个体只是作为“形式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并未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在造成个体与共同体冲突的同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无产阶级产生的条件,为“形式独立的个体”向“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体”转变孕育了“生机”。在共产主义社会,即在真正的共同体中,通过废除私有制,实现由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变,从而实现人的解放,进而实现个体与真正的共同体的和谐共生,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交往与人的个性发展

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和趋势之一,是交往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而且必须以直接参与社会生活为前提。因此探讨交往与个性发展的关系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交往既是实体——关系范畴,也是活动——功能范畴。作为实体——关系范畴,交往的主体和交往对象都是人,交往关系由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阶级、阶层、民族、国家等)、群体与群体所构成;作为活动——功能范畴,交往是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交换其所有(占有)的物质、精神、信息等的一种活动,并在这种活动中实现相互勾通、相互影响、相互了解。     

论中国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的美学特征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学的悲剧意识主要表现在和谐、统一文化秩序内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二人关系上,而“二人关系的追求与失落主要集中在夫妇和君臣上,这恰与人生的两个最敏感的问题——性和权力(爱情和政治)——相重合。”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悲剧意识则主要建构在个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转换关系上,个体的独立、自由与社会必然性之间,理想的诱惑与现实的给定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的困境是形成悲剧意识的内在原因。并且,现代作家的悲剧性感受和存在方式也融进了悲剧创作中,传统的“悲天怜人”在他们那里生长为“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的韧性、抗争精神。这两个方面是规范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的美学内涵的两个支点,由此形成丰富多彩的美学特征。     

监管的法律路径选择及其关系演进探析

监管的法律路径选择是建立在与私人诉讼、计划经济等公共强制模式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法治是有限有效监管目标的制度路径。监管要协调的是生产厂商与消费者、市场主体之间、个体与社会的利益平衡。通过监管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监管者运用法治下的监管关系演进达到监管的效率效益及社会公益之目的。在这样的功能需求下,以合作博弈为特征的两个角度的监管关系的构建非常值得关注:一是监管机构与受监管企业的博弈关系,二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马克思视域中的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

自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长期以来,在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主要存在“整体本位”和“个体至上”两种对立的思维模式。马克思认为,人既是个体,又是整体,是个体与整体的统一,社会应该承认和保护个人自由,并把自由置于社会的普遍利益之中,使每个成员平等地享有基本自由。     

个体化与人际关系再整合

现代社会, 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个体化社会中,人际关系尤其是熟人关系已退缩到传统家庭的狭窄场域中。社会关系中“他—我”分明,“咱们”日显矫情,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呈现出离散性的状态。 然而,与传统决裂的个体必须建立自己与社会他人和世界的关系,才能造就自己。由于个体化社会面临各种风险的冲击,导致个体化的人容易产生“非替代性焦虑”,这正给个体化的人际交往提供了潜在的动力,人与人之间也有了“暧昧”的基础。通过对个体化社会人际关系的适应分析来解读冷漠化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建,并由此提出个体化社会熟人关系回归的可能性及其模式。     

论朱熹理欲观的价值义蕴

<正> 天理与人欲的关系问题是宋明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也是朱熹理学思想讨论的主要问题。天理与人欲关系讨论的中心是社会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社会伦理道德与社会物质利益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对朱熹天理人欲关系的讨论,以揭示朱熹对社会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社会伦理道德与社会物质利益关系的积极主张和现代意义。     

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及其重构

“共同体”作为个体之间紧密的社会联结,发挥着道德内化与组织化等作用。是社会得以维系的保证。我国近代以来社会共同体的演变表明,个体的独立、社会的发育与政府的强大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密关联。在传统共同体解体后,需要通过重建现代共同体使社会归位,构成当前社会建设的核心要义。     

论和谐社会中的和谐交往

党的十七大明确了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内在统一关系,而两者的实现都以和谐的社会交往关系为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由单个的社会个体之间有效的社会交往形成的,社会的发展需要人际交往关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因此,人际交往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洽与和睦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     

论法律自由价值的发展——以科技法、生态法为视角

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现代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下,法律的价值关怀大相径庭,作为法律终极价值的自由也各有旨趣。从生态法和科技法的角度解读,现代法律自由观被赋予了人与自然向度的新内涵,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同构。     

论法律人格的本质

私法作为人本主义和权利本位的立法,以法律人格的确立与保护为核心。法律人格即人的私法地位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是人的社会本质属性,由此自由应当是体现为法律人格的正义。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和意义根本在于其作为自由的存在并受自由的保护。人只有在享有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自主地根据自己的意志判断和支配自己的社会行为,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和实现自己的人身与财产权利,因此也才是具有法律人格即一定私法地位的人。自由是一种社会存在,意志本身的自由只是精神自由,而不是行为自由,只有行为自由即社会自由才是规范的自由亦即法的自由。它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受人类历史与社会发展的限制与影响。     

人类正义感与司法制度的起源

公共品博弈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经典模型,这一模型为解释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精致的范本。个体在公共品博弈中所采取的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搭便车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扩展为一切违背社会公正和社会道义的行为,其极端者甚至可以包括通过诈骗、偷盗、抢劫甚至谋杀等手段获取自身的利益的刑事犯罪。人类文明的起源表明,所谓社会秩序事实上就是人类不断与这些反社会行为斗争的结果。为了解决公共品博弈过程中个体的搭便车行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方案。其中,惩罚与奖赏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难题最有效的途径。惩罚与奖赏恰恰是现代司法制度最本质的构成要素。通过公共品博弈的研究,我们可以较好地解释人类正义感与现代司法制度的起源,并进一步解释效率与正义、效率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论法律规则失效的意义、后果及成因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法律规则的失效既与社会个体的“失范”行为有密切的关系,又将直接导致社会的“失范”,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在规则效力运动与社会群体对法律规则效力的预期之间产生意义上的断裂,它为社会的合理建构带来显形与隐性双重代价。导致法律规则失效的因素是多方面,包括法律规则自身结构上的整合不足、规则所蕴涵的价值取向与社会整体价值取向之间的错位、法律规则与其他社会规则之间效力的冲突以及社会个体规则观念的匮乏等。     

论新时期高校道德教育的人性化选择

道德教育人性化的实质是从人性出发、从人的生存状态出发培养人的德性。现代社会,共生性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共生关系是共同体与个体的统一。所以,当前我国高校德育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学生共同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培养,这是新时期高校德育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德育人性化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