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基于223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经济是有效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抓手。利用2016—2020年中国22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减排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能源环境效率和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等渠道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加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在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进程中存在双重门槛,只有在数字经济发展超过特定门槛值时,碳减排效应才会显著,且其效应呈现出递减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降低非中心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但对降低中心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政府应积极抓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的发展机遇,夯实数字经济基础底座,实现城市碳减排。     

我国碳强度减排的实施路径研究

我国碳排放区域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已引起学者关注,并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在人均碳排放原则与2020年各省的碳排放配额预测数据基础上,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和碳排放量不均等的现实,国家应在区域间建立碳强度减排机制和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这不仅有利于缩小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差距,实现公平目的,还能更迅速有效地实现我国碳强度减排目标。     

京津冀能源消费碳排放分解比较研究

根据北京、天津、河北三地2000—2014年的数据,基于拓展的环境影响因子模型和对数均值指数分解方法,将京津冀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分解为人口因素、人均GDP因素、产业结构因素、能源强度因素和能源消费结构5个因素。结果表明:总体上人口和人均GDP促进了碳排放的增长,在总体上产业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能源消费结构因素抑制了碳排放的增长。各影响因素年度变化存在差异,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能源强度对于碳排放的增长具有非常显著的抑制作用是分析研究的重点。为了更好地推进碳减排,应该重新认识经济发展,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强制减排试点省市能源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根据全国及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广东省、湖北省和重庆市六个强制碳减排试点省市的碳排放量数据,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MDI）,从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经济发展三方面分析能源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发现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在北京、天津和上海市,三大驱动因素对人均碳排放的贡献值明显大于在湖北省、广东省和重庆市的贡献值。进一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环比增长率数据,实证检验全国及六个试点省市三大驱动因素的变化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来看,能源结构变化对碳排放量影响不显著,而碳排放对能源效率的变化比对经济发展更为敏感。具体到各省市数据,湖北省三大驱动因素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均不显著,而其他省市碳排放受各驱动因素的影响各具特点。研究结论为政府在各地区制定合理的碳减排政策提供了参考。     

民族地区碳排放驱动机制分析及趋势预测

使用PVAR模型和VAR模型,从经济、社会、能源三个维度,分析1997～2015年民族地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PVAR模型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当前民族地区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能源消耗量;与结构型指标相比,数量型指标对民族地区碳排放的驱动作用更显著。VAR模型方差分解结果进一步证实,结构型指标是未来民族地区碳减排的关键驱动因素,且作用强度逐年增加,但不同省份碳排放驱动因素的作用路径和贡献强度存在差异,各地区应根据其碳排放的重点影响因素和传导路径,采取差异化减排措施,建立低碳发展长效机制。     

基于LMDI模型的宁波市碳排放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宁波市2002-2013年数据为基础,根据IPCC碳排放计算方法测算了历年宁波市各类能源的碳排放量。运用LMDI模型,分析了经济发展、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等因素对宁波市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十余年来宁波市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总量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经济发展、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等因素对宁波市人均碳排放的影响显著。据此,提出了宁波市应调整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完善政策环境等降低碳减排压力的对策建议。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碳排放强度差异及其敛散性

依据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 选取省际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扩展Barro和Sala-i-Martin的β收敛模型, 考察中国区域间经济增长碳排放强度的敛散性, 并提出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收敛路径。通过对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际区域样本的实证检验, 证实中国省际区域间经济增长的碳排放强度呈现条件β收敛态势。在对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子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 再次证实三个子样本的地区间呈现条件β收敛, 并且中部区域收敛速度最快, 西部区域收敛速度次之, 东部区域收敛速度最慢。鉴于区域间经济环境禀赋差异及其敛散性, 提出加速区域间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收敛速度的路径选择建议。     

海峡西岸经济区碳减排潜力预测与对策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构建了碳排放强度因素分解模型,分析了1978-2009年福建省碳排放强度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设计了6个碳减排情景,预测了"十二五"和"十三五"福建省碳减排潜力及其可行性,据此提出了增强海峡西岸经济区碳减排能力的对策建议。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数字经济何以促进碳减排——基于城市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考察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2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且可通过扩大社会经济规模、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两条路径来促进碳减排。本地数字经济发展对邻地的碳排放强度带来负向溢出效应，而对邻地碳排放效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强的地区对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远大于数字经济发展弱的地区。因此，为实现“双碳”目标，应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山东省地市碳排放效率测度、影响因素与提升对策

加强地市碳减排、提高地市碳排放效率是山东省碳减排的重要途径。构建考虑能源替代效应的RAM模型对山东省地市碳排放效率进行测度,并进行差异性分析和聚类分析,运用Moran’s I自相关指数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构建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7地市碳排放效率呈现空间聚集效应,多数地市表现为空间依赖性;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镇化对碳排放效率有负向影响,对外开放与科技支持水平对其有正向影响;各地市可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发展低碳产业、合理推进城市化、鼓励发展对外贸易、增加科技投入、完善区域碳减排合作机制等提升碳排放效率。     

金融生态环境对碳减排的影响

基于2007—2019年各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对金融生态环境水平进行测度,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限效应模型、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实证分析金融生态环境对碳减排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碳减排效应,金融生态环境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门限效应与区域异质性;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碳减排效应增强;金融生态环境在中部地区的碳减排效应强于东部地区,但在西部地区减排效应不显著。鉴于此,针对性地提升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水平,不仅对经济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也有利于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中国省际碳排放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

本文基于1997-2013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省际间二氧化碳排放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计算了30个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实际GDP及碳强度,并据此将各省份划分为高碳区、中碳区和低碳区。然后,在库兹涅茨曲线中引入产业结构因素,建立了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省际碳排放量存在显著差异,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速度是重要影响因素;人均意义上碳排放和实际GDP高度一致;通过碳强度指标发现西部地区的碳成本最大、中部其次、东部地区最小。总体而言,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并不存在倒U型关系。     

中国区域碳减排责任分摊研究——基于共同环境责任视角

区域间碳减排责任分摊,是制定节能减排政策的一大关键难题。为合理确定各区域碳减排责任,基于投入产出方法对中国区域间产品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测算,进而按照共同环境责任原则确定各区域碳减排责任比重。在此基础上,将中国2020年减排目标逐年进行区域分摊。研究发现:中国碳排放存在由资源富裕区域向沿海发达地区转移、由沿海向中部区域转移的基本特征;2006—2020年中国累计应减少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而增加;中部地区分摊的减排任务最重,京津区域减排任务最轻。为实现总体减排目标,国家应对中部、西北等区域进行财政补贴,鼓励其调整产业和贸易结构,淘汰落后产能,降低碳排放强度;同时,应激励东部沿海区域对能源富裕区域进行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     

基于泰尔熵指数的区域碳排放差异研究

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研究,对各地区碳减排任务的合理分配及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泰尔熵指数系统分析了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分布特征及差异化程度,探索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的差异及成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整体呈现出人均碳排放量增加、碳排放强度降低的走向;碳排放效率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中部改善迅速的态势;中国各区域碳排放效率长期存在差距,西部地区的减排行为对中国整体的碳减排目标实现举足轻重.为中国碳减排任务的合理分解提供了经济及政策建议.     

基于面板数据的我国碳排放区域差异研究

主要利用30个省市1997—2012年共16年间的面板数据,结合STIRPAT模型,考虑人口、人均GDP、能源强度、城镇化水平、工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程度等6种影响碳排放的因素,对我国东中西3个区域~1的碳排放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区域对外贸易程度的提高是降低碳排放的主要因素,而城镇化水平则是影响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工业结构是影响中部区域的碳排放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西部区域的碳排放影响作用最大。不同区域应当根据区域特点,制定符合区域特色的节能减排对策,实施区域差异化减排策略。     

中国区域碳排放驱动因素、减排贡献及潜力探究

运用拓展的STIRPAT模型对1995-2016年中国四大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探究,同时基于脱钩分析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以揭示各地区历史碳减排贡献、潜力及其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全国及各地区碳排放而言均为稳定且重要的影响力量,且对不同碳排放水平地区这些作用力表现差异明显;（2）外贸仅为驱动东北与东部地区碳排放增长的显著力量;（3）表征技术效应的能源消费结构,仅对东部地区发挥了符合理论预期的抑制力作用,而碳强度则没有发挥出理想的技术溢出效应;（4）样本期间,各地区平均碳减排贡献及平均碳减排潜力大小均依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     

近二十年低碳经济研究进展及未来趋势

气候变暖的核心在于碳排放,人类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高碳经济。而低碳经济则是以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形态,主要表现为经济低碳化和低碳经济化。碳排放和碳减排是国际外部性和代际外部性并存的环境问题,由此出现'吉登斯悖论'。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是碳减排,促进碳减排的政策手段主要是基于庇古税理论的财税手段和基于科斯定理的碳交易手段。而碳税的'双重红利'假说有待进一步检验,全球和中国的碳交易机制设计也有待进一步改进。初始碳排放权的分配、碳减排的政策手段选择、碳减排的成本收益比较、区域碳减排的政策设计、碳减排与能源定价机制的关联等均可能是低碳经济研究的重点领域。     

化石能源领域碳减排研究综述

化石能源具有高碳排放性。自从化石能源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燃料以来,导致全球气温变暖、海平面上升等灾害持续发生。当前,国内外均在强调碳中和、可持续发展、绿色生活等环保理念,世界主要经济体也在努力提高化石能源利用率、创新低碳技术、减少碳排放。学术界一直将化石能源的减排和低碳化作为研究重点,从区域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就化石能源碳减排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在化石能源碳减排的未来研究中,化石能源碳减排行为的来源、化石能源碳减排技术的应用、化石能源供应链减排、化石能源产业链协同减排等方面的研究应该成为学术界的关注重点。     

区域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分解模型与实证研究

在分析区域碳排放变化驱动因素(能源结构、能源排放强度、能源效率、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运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 LMDI)构建了区域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模型.进而以重庆市为例,采集重庆市1997 -2009年的能源、人口、经济等基础数据对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碳排放总量与人均碳排放量随时间序列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二者的演变趋势极为相似,均表现为明显的两阶段(平稳演进和快速演进)特征.碳排放变化因素分析显示,经济发展因素对人均碳排放量的贡献值逐年增大,构成拉动重庆碳排放量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能源效率因素对人均碳排放量发挥了较大的抑制作用,其抑制效应随研究时序逐渐增强;而能源结构因素对人均碳排放量的抑制效应不太明显.最后提出了控制重庆市碳排放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