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建成法治国家

人治和法治是治国的两种政治思想,或者说是治国安邦的两种方式。人治即人伦之治,即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为立身和治国之本。人治集中体现于儒家的政治思想,认为统治者的贤明是治国的关键。法治是按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     

论“公民不服从”对现代法治国家的积极意义

"公民不服从"与民主、宪政、法治、支持政治权威等现代法治理念在根本上是契合的,并起着积极作用。"公民不服从"有利于抵制"多数人暴政",能够促进法律不断更新和完善,是宪政的内在要求,不服从者对执政党的权威是认可的。     

以"法治认同"替代"法律信仰"——兼对"法律不能信仰"论题的补充性研究

法律信仰不适应中国,我们应该用"法治认同"代替它。法治认同内含着对主体价值的尊重和权利的维护,它适应了中国公众法治素质的实际状况,有利于对中国法治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长期性保持理性的认识。"法治认同"尤其要求当权者对法律的遵守和服从,有利于实现认同主体的普遍性;它为对抗现实生活中的"恶法亦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撑。市场经济对法治认同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对人们正当利益的承认和维护,是法治认同形成的现实基础;政治的秩序性、民主性、合法性,与法治认同的形成密切相关。     

法治的德性探析

法治的德性即构成法治社会模式的道德要素。法治主义理论传统通过将多元道德统一化、道德法律化、服从法律神圣化,建构了以正义的道德、规则的道德、服从的道德为主体的法治德性体系,将道德要素有效注入法治社会模式,实现了道德和法律在法治框架内的融合,奠定了法治的正当性、操作性及有效性之源。法治的德性理论表明法治是法律与道德的结合体,是德法共治的最优形式。法治道德建设品质将决定法治国家建设的质量与位阶。中国的法治道德建设依托灿烂的传统道德资源及伴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定会升级法律与道德融合品质,为人类贡献更高质量的法治。     

法治实践中的理性、理念

理性主义者相信,理性对于全人类都是共同的,理性思考的力量也是普遍的,它是论证的根据和灵感。法治中的理念,阐述的是对现行法具有重要意义的证明和解决模式。由于理念具有对法律原理的真实性要求,所以法治理念应当具备理性的说服力。法治强调法的理念,故人们服从法律时,是在服从普遍的、客观存在的法理性。当今,我国提倡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是以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是架构在维护人的自由与人的尊严基础上的理论。我们党倡导的法治理念,无论是作为一条法治理念,还是一项政治原则,它都体现了对公民自由行使民主权利保护。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探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无法创生现代法治,其惰性因素严重阻滞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实践。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必须着眼中国社会现实,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及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模式构建:从中国经济政治变革中寻找根本动力,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不断摒弃传统法律文化的阻滞因素,正确处理继承淘汰与移植创新关系;构建理性法律文化及先进的法治理念;培育现代法律观念,树立法律信仰。     

苏共亡国二十年祭:前苏联全民法治国家理论的法理反思

全民法治国家概念是前苏联由全民民主国家概念发展演变而来的一个重要政治法律概念。其核心要义是认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民主、人权、法律至上相统一的、超阶级的全民民主国家;其理论基础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纲领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前苏联建设全民法治国家的教训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是:要认清全民法治国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区别,要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地位,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     

论法治是邓小平法律思想的精髓

邓小平法律思想博大精深,其法治思想是其整个法律思想的精髓,邓小平结合中国国情、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系统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实行法治的政治前提,实行法治应当具备经济、政治、思想和法律条件,法治的基本特征应当是法律的极大权威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权力受法律制约,以及法治的环节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既有理论的深刻性又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十五大报告和新宪法修正案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直接理论来源。     

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协调发展的思考

民主法治是一种文化,它可以分为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两大部分。显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物质层面的文化,它包括政治法律规范、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设施等三个层面;隐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它也包括三个层面：政治法律心理、政治法律意识和政治法律思想。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显型民主法治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略显滞后,主要表现为：隐型的权力本位思想与显型的权力运行规范的冲突;隐型的权利意识与显型的民主制度的反差;隐型的法律心理与显型的法治原则的背离。当前,为了实现显型与隐型民主法治的协调统一,应重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进行隐型民主法治建设,就是要普及和传播民主法治背后的文化、观念、价值等,使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形成与现代的政治法律相适应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即培育人们的现代民主法治精神。而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则植根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制度等环境之中。     

问题与对策：浅析经济立法负外部性的利益补偿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立法活动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显得空前活跃.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以及存在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冲突、个体利益的差异性等原因,经济立法不可避免地产生负外部性,导致了局部利益失衡.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建构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之上.对此,我们应建立利益补偿体系,补偿利益失衡群体的损失,实现法的公平价值,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和谐地不断向前发展.     

新时代我国养老服务机构法治化反思

随着依法治国在各领域持续深入推进,养老领域中养老服务机构的法治化具有时代必要。然而,一直以来,养老服务机构治理主要是内部管理自治与相关行政部门监管相结合,未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介入治理,养老服务机构法治原则与治理实践在各环节上未能紧密融合,严重影响法治效能发挥。鉴于目前我国各地养老服务机构法治化水平存在差异,应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环节对养老服务机构法治化进行困境剖析,有针对性提出相应化解之策,促使新时代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规范,更有力地保障入住老人权益。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     

农民利益保护视角下的我国信访制度法治化研究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方针政策下,完善我国信访制度对推动法治社会有重大意义。在保护农民利益的视角下,从对我国农民信访潮的原因分析出发,对信访制度在农民利益保护方面的优势和弊端进行理性分析,从而提出法治化选择,构建信访保护农民权益的多元机制,强化现有信访制度的优点并及时完善存在的缺陷,为保护农民权益,实现法制社会提出建议。     

现代社会转型与法治政府的变革路径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转型成为社会变迁的主题和基本特征。与此相应的却是,改革日益呈现出一种“锁定”的状态。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诸多根本性问题,并不能用过渡性的办法来解决。在国家和法律的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构建法治政府的进程中,政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一味运用相机决策和政策调整来处理社会利益矛盾,不能再对不同群体在基本权利上区别对待。同样,在工农、城乡、区域乃至人与自然生态之间,要实现统筹协调发展的目标,更需要加强普遍性的努力,这种普遍性努力以法治和体现法治精神的整体性政策为特征。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引领法治中国建设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我国"十四五"规划、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的重大命题.新发展阶段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着眼于法治建设地位更突出、目标更具体和举措更系统的宏观层面;新发展理念引领法治中国建设,则从经济社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引领法治中国建设,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两个维度进行具体展开;在这二者基础上,新发展格局引领法治中国建设,聚焦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引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并在此引领下加强法治中国建设,都必须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因此,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引领法治中国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在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论经济法的社会整体利益观

经济法是社会整体利益本位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立法宗旨和终极目标。它所追求的整体利益是经济社会化、现代化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既不同于个人利益,又不同于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新型利益,是一种发展中的动态的＂社会利益＂和＂增量利益＂。经济法通过立法宗旨、社会整体调节机制、制度架构和个体协调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它是一种追求实质公平、结果公平的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利益,是科学发展观对经济法理念的客观要求和科学反映。     

当代中国的法治认同:意义、内容及形成机制

研究公众的法治认同问题,为法治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针对性。从公众对法治的功能认知的角度,法治认同可分为工具性认同和价值性认同,从公众与法律的关系的角度,可分为义务性守法认同和权利性的用法认同,从公众在法治建设中的地位来看,可以分为客体性法治认同和主体性法治认同。当代中国公众法治认同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主体对法的利益维护的感受、对法的价值的体认,以及全面性的法治宣传教育。     

论法治政府的标准

法治政府是依法设立权限、依法实施行政管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有限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诚信政府、高效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立体体系。法治政府存在的前提是权力有限,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至上,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以法律知识的普及为基础,其根本表现是服从法律权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府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利、认真看待程序、认真面对司法。     

论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

关于犯罪的本质,义务违反说违反近代以来各国宪法所坚持的人民主权和保障基本人权的要求,是一种以维护专制统治为目的的国家主义或者权威主义刑法理论;文化规范违反说无法说明行政犯的违法实质,导致犯罪的成立范围过于狭窄;伦理规范违反说违背行为刑法的基本原理,以刑法手段强制人们实施合乎道德要求的行为,过分限制个人自由,使刑法陷入思想刑法或者心情刑法;法规范违反说在判断是否违法时考察行为人的心情,混淆违法判断与责任判断;导致对立法的盲目服从,难以起到法益侵害说所具有的批判作用。应当认为,刑法的目的与任务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或者威胁法益,而不是义务违反或者规范违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精神化与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不能改变法益侵害的犯罪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