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新诗中的"自然"论与新旧诗之争

早期新诗的"自然"之说既已发生,其话语迅速衍生,成为新诗的重要观念.一方面,在早期新诗人的信札、文章中,"自然"论被广泛应用于理论表达和批评实践;另一方面,对"自然"论的阐释和辩驳,事实上关涉到新旧诗之争等重要话题:其一,关于"自然"一词的论证,即是新诗、旧诗争夺的话语场所.其二,关于"写"与"做"的争论,从强调其对立转化为申明其并列和统一,其价值优劣甚至呈现某种程度的颠倒,并都被整合到"自然"论中.其三,新诗与旧诗之争,表现在"有韵"与"无韵"、"自然"与"格律"的争辩上,其所指实际在于新诗是否具有"合法性".新诗、旧诗的维护者运用相似资源,却得出了不同结论.     

格律诗的"自律"与"共律"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早期新诗"说理风气"之形成

在早期中国新诗中,“说理”这一观念的产生及传播,直至成为主导范型之一,不仅凸现了早期新诗的特殊语境,也反映了时人对于新诗不同的想像方式。胡适以“说理”为视角,以建立自己于旧文学的风格性,并藉此开拓出新诗之空间。在其后关于新诗的种种辩驳中,“诗文之分”、“诗之好坏”、“说理与诗”等话题亦被讨论,而成为新诗话语争夺之场所。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返本与开新:本体性阐释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生成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和价值的生成、其作为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适性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古代经典的重新"阐释",这种"阐释"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而是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所强调的"本体性的阐释",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只能在这种"本体阐释"中生成.西方现代解释学有关经典阐释的基本观念,超越了传统的解释学理论,实现了由方法到本体的重大转向.这种阐释之本体化转型,较好地回应了经典阐释活动中诠释个体与经典文本、主观与客观、传统与现代乃至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等诸要素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我们可以把这种本体化阐释,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一步发展并不断实现其当代性价值的基本路径.     

新诗理论的开拓和周作人的新诗主张

考察与分析周作人关于中国新诗的理论主张———从诗的本质、特点 ,诗人的个性表现与诗的地方性、民族性的关系 ,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诗人“梦想”的素质和诗歌语言的“简练”、“含蓄” ,到新诗人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对外国近现代诗歌的态度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道路 ,以及怎样进行诗歌批评等问题。周作人对于中国新诗这些见解和主张 ,不仅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理论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并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早期新诗的可唱性体式问题

早期新诗因诗人的古典诗歌修养，吸取新歌曲的音乐文学营养等原因，创造出包括词调类，歌诗类与仿歌类数种可唱性体式类型，并以歌诗类为代表。３０年代前后新诗的可唱性体式与纯诗体式的分流是理论的界说，二者的合流是新诗面向大众的路向。     

毛泽东诗论框架及价值

毛泽东关于新诗和旧诗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我国诗歌理论。他关于诗歌风格的多样性提倡,诗歌民族化、大众化的倡导,诗歌的形象思维以及新诗和旧诗的出路等问题的论述,对我国现当代新诗与旧诗的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探求毛泽东诗论框架及其价值,有利于发扬民族传统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也是毛泽东诗词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战时诗歌的“地方性”书写——以阿垅诗歌及诗论为例

通过阿垅在《纤夫》和《地方性》等作品的“地方性”书写,探讨战时诗歌写作中的地方知识资源(嘉陵江、纤夫及大木船等)对新诗的建构意义.事实上,阿垅诗歌对“纤夫”形象的挖掘,及关于“诗人个性”与“地方性格”等新诗理论术语的探讨,可视为地方知识进入新文化格局的努力尝试.     

新诗格律理论研究：进展与问题——以刘涛《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为例

现代格律诗学是现代诗学的核心和前沿问题之一,关涉传统与现代、中与西、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等相关理论问题。在新诗诞生后不久,格律体新诗便和自由诗一起成为新诗的两翼,在彼此竞争、相互依存中共同推进了新诗艺术的精进。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对现代格律诗学缺乏系统的研究。近年来,虽然有不少以现代格律诗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问世,但这些著述和论文的成绩却还不能尽如人意。其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多集中于某一时段或某几个诗人、学者的格律理论的研究,缺乏对20世纪现代格律诗学的整体把握,或者虽有心做贯通新诗史的研究,但限于见识和材料掌握的程度或者囿于门户之见,存在重要的遗漏甚至偏见、谬误;二是理论把握能力不足,对现代格律诗学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和范畴概念缺乏系统梳理与辨析,以致不但没有在理论上对现代格律诗学建设有所推进,甚而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概念的认识上从已取得的成果后退;三是问题意识不够,对现代格律诗学牵涉的现代诗学的一些根本问题缺乏意识和理解,更无庸说做出高屋建瓴的阐释;四是没有在文献掌握和发掘上下苦功。以刘涛新近出版的《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20世纪现代格律诗学研究》为例,可探讨当下新诗格律理论研究在文献等方面的进展以及相关论述和判断上的不足。     

"论诗诗":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这种批评文体由于借用诗的文体形式和比兴象征等艺术表现方法来品评诗人诗作,因而在点破诗学要妙、总结诗学规律的同时,具有浓郁的诗性意味。但是,从根本上决定“论诗诗”之诗性特质的则是诗论家有意择取的与逻辑推论、抽象言说相悖的直觉象征型思维方式。“论诗诗”的形成,从客观上看,是中国古代批评文体之“文学”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使然;从主观上看,则是中国古代诗评家一身二任的特殊身分所致。在理论界普遍不满中国文论“失语”的今天,“论诗诗”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诗性批评文体理应经过更新和重铸而整合到我们当今的文学批评体系中来。     

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著作。朱先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坚守诗歌文本的分析,坚持对诗歌意义进进缜密详实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新诗研究的基础。论及范围宽泛,富于创见性,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以“解诗”为出发点,《新诗杂话》探讨了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诗的形式、歌谣与译诗、新诗的进步性、新诗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关系,平实而深刻,精确而简洁,“将深化为浅”是《新诗杂话》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叙述原则。     

体制化想象的质询与诗性的有无--论《"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的研究角度与方法

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以“新诗集”为“事件核”重返新诗发生的现场,以新颖的文学社会学角度和方法,从新诗研究主导性范式难以关注的层面,质询那业已形成的新诗体制化想象,不仅重新开放了新诗研究的问题空间,也更新了社会学的方法.然而,这种社会学研究中的学术诗性也有讨论的必要.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     

朱熹《晦庵词》考论

＂理学能词者：朱熹《晦庵词》,无论矣。＂基于朱熹的词学成就,主要探析《晦庵词》的篇数,＂无意不可入＂的主旨内容,＂豪宕清婉,各极其趣＂的审美风格,以及＂晦翁体＂的提出等,以期全面认识朱熹词在南宋词坛的地位和价值。     

从《诗言志说》到《诗言志》——朱自清“诗言志”研究“重写”的学术史考察

《诗言志说》是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初期成果,1944年他“重写”此篇为《诗言志》。《诗言志》除补充新证而增大篇幅外,有两处术语的改动值得关注:“意念”的术语凝定,这是借鉴西方“新批评”文艺学观念的结果;术语“缘情”取代早期的“抒情”,体现了中国学术研究本体化的追求。“诗言志”研究在抗战中相隔七年的“重写”,反映了朱自清文学批评研究的学术历程,也体现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现代转型。     

当下湖北诗歌的审美态势

新时期以来,湖北诗歌中的现实主义诗歌与乡土诗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先锋诗歌异军突起,网络诗歌方兴未艾。综观湖北当下诗歌的发展,呈现出以深度的理性思考探索世界,诗性与理性共建诗学话语中心,追求苍凉、坚韧的平面美学风格之态。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诗学阐释

为探究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在诗学阐释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历代特别是宋代诗歌注释重视诗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下,以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为参照,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分析认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总结了黄庭坚诗的重要用典技巧,并以＂心解＂的方法阐释言外之意,从而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的整体价值;总结了黄庭坚诗高古、含蓄委婉的艺术风格,讨论了＂换骨＂说这一重要的诗歌创作理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对黄庭坚诗歌研究有重要意义。     

"体制的革新和实验"--论康白情的诗歌主张及其历史定位

康白情是早期白话诗人 ,执着于挖掘母语的文学表现力。其新诗理论有着内在的系统性和理论深度 ,是晚清“诗界革命”真正过渡到“新诗运动”的号角 ,却一直受到世人的冷落和误读     

论新诗诗体建设的恶劣生态

新诗诗体定型难,新诗诗体建设难。中国的20世纪是以革命、战争为主旋律的动乱时代,新诗长期承载了过多的非诗功能,使新诗处在既生不逢时,又长于乱世的恶劣生态中,极少有进行唯美的文人诗体建设环境,诗体建设总是处在自由化与律化多对抗少和解的极端中,最终成为一种发育不良的文体。20世纪前半期,特别是一二十年代,是新诗诗体建设最重要的时期,最能呈现出新诗诗体建设生态的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