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1986年12月6日至8日,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暨南大学历史系、江门教育学院、广东康梁研究会、新会梁启超研究室共同发起的“梁启超学术讨论会”在广东江门市委党校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日本的五十多名与会者向大会提交了二十多篇论文。 梁启超与启蒙运动是会议主题。与会者在1983年“戊戌维新运动与康梁讨论会”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梁启超与启蒙运动在百日维新失败后数年间继续发挥对民主革命的推动作用,主要有下面一些看法: 开民智、新民德、养民力是启蒙运动的纲领。方志钦(广东社科院历史所)认为,这是梁启超的启蒙“三民”主义,它的高峰在1903年,两年后为革命三民主义所取代,但深入发展的启蒙运动是由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间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梁启超的“启民智”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起到提倡智力投资的作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1902至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的最激进时期,     

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开民智

清末,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展开的以开民智为标志的活动是一场旗帜鲜明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一运动是对“国民性弱点”批判的继续和升华。教育救国是这场运动的思想核心。高呼“开民智”的先贤们通过各种方式在意识形态领域宣传他们的主张,很多报刊杂志就是以“开通民智”为宗旨的。“中国之患不在一人而在全体,于是汲汲言教育”,言教育就是要开民智。所以当时所谓开通民智就是要通过教育和宣传手段启发全体国民的智慧,让其从昏暗的愚昧中走向国富民强的新目标。二十世纪初,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所以把开通民智作为极其重要的问题来阐述,关…     

戊戌维新与文化启蒙

<正> 1983年戊戌和康梁学术讨论会过去已五年了,今天又一次来到广州——南海——新会,研讨戊戌和康梁.五年来对戊戌和康梁的研究有很大进展,孔祥吉、马洪麟等同志都写出了专著,成绩斐然.戊戌维新是个政治运动,又是文化启蒙运动,作为政治运动的“戊戌”虽然失败了,但文化上启蒙的影响是深远的.“戊戌”启蒙的核心是“开民智”,民智不开,社会经济不变革,中国的历史仍将重复千百次的农民起义.维新志士提出“开民智”从“开绅智”入手,是有道理的,过去我们对这一点横加指责,其实不先开绅智,谁去开民智呢?康梁等维新志士大都是“绅”,     

梁启超《爱国论》在开化期朝鲜的翻译与影响

梁启超作为阐述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第一人,其文《爱国论》深刻洞见了“国”与“民”的关系,此文,以翻译为桥梁,对开化期朝鲜“恢复国权、启发民智”的爱国启蒙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爱国论》在朝鲜的三次翻译充分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选择与干预,而且作者通过不同文体的翻译尝试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开化期朝鲜汉朝翻译的面貌;体现了近代新概念、新文明的一系列新词语也通过翻译走入处于激变期的朝鲜语词汇系统,充分发挥了翻译的语言价值与创新价值。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先后在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鼓吹破坏主义排满，号召人们用武力推翻清廷统治。1903年以后，梁启超一改激烈的主张．转而提出开明专制的温和主张。对其思想的这一转变，史学界分歧较大。作者认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演变有着思想和理论上的一致性，其转变有着深刻的根源，一方面愤西太后扼杀变法而鼓吹破坏主义，一方面反省了中国长期积弱不振的主要原因，提出开民智，主张实行开明专制。同时，梁启超思想的转变还受到西方，特别是日本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     

丘逢甲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丘逢甲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早在抗日保台斗争以前，他便在台湾积极从事教育以报效祖国。内波以后，他更是锐意于兴学启民智，向封建传统教育挑战，积极创办新学，在粤东“劝办学校以百数”，①桃李满天下，“学生出其门者千余人”，②“在其兴学十余年中，培植人材至多。广东革命志士，多半出其门下。”③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然而，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④不论在论述洋务教育或维新派的教育时，竟未有片言只字论及丘逢甲，我们认为，这是不公允的。丘逢甲从脱离洋务派走上维新道路，到由改良走向革命，由一个爱国主义者完全…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以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为其思想渊源,但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异质音响,还是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战略,都与五四启蒙思想相去甚远;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出“开民智”、“新民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致把“新民”看做是强国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以“立人”为目的的启蒙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树立了“人学”标志,并由此确立了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这种关系准则是现代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将宣传变法的阵地由国内移到了日本,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梁启超办报以“广开民智”、救国报国为宗旨,提出了“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以及经济上独立等基本原则。他把报刊当作维新派的阵地,鼓动“兴师讨贼”,传播西方新思想,主张报刊应发挥“监督政府”和“响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而且也是新闻报刊史上的宝贵财富。     

论抗战报告文学的新启蒙内涵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启蒙的文学母题。由近代梁启超“新民德”、“启民智”的“新民”的主张，到五四时期鲁迅唤醒沉睡国民的奋力呐喊·都体现出民族先觉者创作意识中鲜明的启蒙意识。抗日战争的爆发，将中华民族推向了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的历程．也掀起了继五四启蒙文学运动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次启蒙高潮。在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面前，唤起民众的觉醒成为抗战文学的主要内容，而报告文学这种体制短小、且极具战斗性、时代性的年轻文体，便顺应时代的要求，在担负新的启蒙使命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论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

中国小说功用观由传统的消闲“小道”转变为现代的“启蒙”与“救亡”的“大道”，粱启超是功不可没的第一人。粱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体现在两点，一是阐发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二是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其小说功用观内蕴“势力”与“效力”两个范畴，“势力”是梁启超从小说之体出发，发现小说具有作用于人心的潜在力量，它具体表现为小说具有“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文体功能和“熏浸刺提”四种力。“效力”特指小说“势力”作用于“社会心理”而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国民思想、性格、信仰、精神等，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民族心理等等。     

抽象的思辨与深刻的片面——论西方思辨真理与实证真理的衔接

(一)引言:胡适在“五四”启蒙运动中的地位无疑,“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们开始并不十分清楚从启蒙向救亡转换的局势发展得那么迅速。他们的启蒙热情远超出其政治热情。这场启蒙运动的发起,实质上是前期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维新思想的延续。他们明确意识到中国社会需要“德”“赛”两先生。他们在接触西方后,切实感到中西方的文化(模式)冲突与政治(结构)冲突,因而毅然转向,试图用西方(先进)的     

论梁启超的教育哲学思想

粱启超的教育哲学包含丰富的内容,德育、体育、美育是当中最重要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在粱启超提出的智育缺失、教育宗旨、教育内容等方面都得到了体现.梁启超的教育哲学思想是清末民初时代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时代感,虽说作为改良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顺应了反帝反封建和富国强民的时代潮流,为中国近代教育甚至中国的独立自强指明了道路.时至今日,梁启超的教育哲学仍具借鉴意义.     

康有为与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 为纪念戊戌变法105周年和康有为诞辰145周年,2003年7月23日至26日,由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广东康梁研究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康有为与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广东南海举行,来自北京、山东、河南、江苏、上海、广东、香港等地的70多名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大部分围绕研讨会最中心的主题,即康有为的文化、学术思想及其实践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有的论文则对康门两大弟子梁启超、徐勤,以及与康有为既曾是同道、又     

论抗战报告文学的新启蒙内涵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由近代梁启超“新民德”、“启民智”的“新民”主张，到五四时期鲁迅唤醒国民的呐喊，都贯穿着启蒙的文学母题。抗日战争的爆发，将中华民族推向了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的战争历程，同时也掀起了五四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次启蒙高潮。在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面前，唤起全民奋力抗争的民族精神，已为抗战文学所急需。广大文艺工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要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唯有最普遍地激励人民的敌汽心，最大限度地发挥大众抗敌报国的精神潜力。因此，在文学的商业关系被打破，消遣文学衰落的抗战时…     

世纪初的“小说”神话———论“小说界革命”和言情小说

梁启超痛心中国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欲用新小说以新民，将小说纳入民族救亡大业之中，这在客观上帮助白话小说提高了文化地位。但是，“小说界革命”的终极目标是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开启民智，而小说自身的文体价值、文本地位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作为历史转型期独特的文学、文化现象，言情小说虽经“新小说”倡导者严格限制，却在清末民初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梁启超辛亥前后思想变化的实质与表象

<正>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梁启超素以“善变”而知名。对其变,褒之者誉其紧随时代潮流,贬之者责其看风使舵,罪莫大焉,就连梁启超本人亦往往“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自嘲,弦外之意,肯定现在,否定既往。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梁启超终其一生的多次变化这一奇特现象缺乏深切理解,无法作出公正的评价。本文拟透过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回应这一短暂的瞬间,力图揭示梁启超“善变”的真实心迹及真正原因。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3年是梁启超诞辰130周年,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今晚报》社、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0月13日、15日在天津隆重举行。150余位海内外学者赴会,提交论文110多篇。学者们在会上研讨了梁启超的政治观、宗教观、社会性别观、科学观,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新闻舆论思想及办报活动、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想,梁启超与传统文化的延续及其变革、梁启超与某些历史人物的关系等问题,其中有很多论文涉及梁启超研究中的传统与现代性…     

历史的轨迹与时代的观照--<中国社会主义认识史>读后

历史常常是这样:思想、学说一旦吸引人,一旦被人们所掌握,就能够产生改天换地的力量。整整一百年以前,“社会主义”在中国近代的两位历史巨人的思想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一个是主张在中国走君主立宪道路的梁启超,1903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号上发表了《中国之社会主义》的文章。他认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主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梁启超按照当时用中学会通西学的方法,将社会主义同中国古代着眼于均产的经济改革政策联系起来。一个是主张在中国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从志同道合到分道扬镳——杨度和梁启超关系叙略

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９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卓越的学者梁启超在上海协和医院溘然长逝。在京沪两地举行的梁启超追悼会上,悬挂的歌功颂德的挽联、悼诗数以千计,惟有杨度的挽联有些与众不同。联云：“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①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两人关系的微妙之处。杨度是湖南湘潭人,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同属于封建士大夫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颇著的政治人物,两人对当时的中国历史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因此,了解两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近代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