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恐刑法分则的完善之建言——以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刑规范为视角

"恐怖活动犯罪"宜作为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亚类犯罪设专节予以规定。从完善我国反恐刑法分则中的具体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立法之考虑,建议增设新的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即增设入境发展恐怖组织罪、包庇或纵容恐怖组织罪等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将基于恐怖目的实施的相应犯罪作为从重或者加重情节。在非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的立法完善方面,建议增设危害航空飞行安全罪、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罪、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以及邮寄危险物质、物品罪和关于"核犯罪"及"核恐怖活动犯罪"。在补充和完善相应的罪刑规范时应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实践需要,这是我国反恐刑法奠立的基础;二是我国担负的反恐国际义务(基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反恐国际条约),反恐刑法必须与国际条约义务相承接;三是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反恐刑法立法经验。恐怖主义的国际化趋势使得各国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方面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达到严厉打击各类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     

论从严刑事政策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的运用

从严刑事政策是从严刑事立法政策与从严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体。基于恐怖活动犯罪危害严重、难以矫治的特点以及国际社会和我国对待恐怖活动犯罪的态度与立法、政策倾向,需要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加强对从严刑事政策的研究与运用。具体应采取如下措施:在从严刑事立法政策方面,增设罪名、完善罪状从而严密反恐刑事法网;调整刑罚结构、规范刑罚裁量、执行制度与刑事追诉程序;在条件合适时制定统一的反恐怖法。在从严刑事司法政策方面,依法司法,严格按照我国已有的反恐立法从事恐怖活动犯罪的侦查、审判、执行工作;突出工作重点,作好司法解释工作;成立反恐机构,防止恐怖罪犯的交叉感染;加强反恐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从严反恐刑事政策之风险及其应对之策

新世纪以来,为应对恐怖事件不断增长的趋势,我国秉持从严打击反恐的刑事政策对恐怖活动进行了大面积的犯罪化。然而,片面从严可能伴生多方面的负面风险,片面从严可能导致刑罚不经济,可能陷入“越反越恐”、加剧民族隔阂的风险。立法需要理性,理性包含宽容;反恐需要策略,策略讲究区别对待;刑法之美贵在感召,感召允许将功补过。从逆向思维出发,反恐刑事政策也应当坚持宽严相济,不仅要“堵”,而且要“疏”。要防范从严反恐伴生的负面风险,必须创立特别立功制度,对有功者给予特别激励;引入共犯脱离制度,为醒悟者架设返回的金桥;扩大“个人解除刑罚事由”,以便悔过者有恕罪的机会。     

资助恐怖活动罪若干问题探析

资助恐怖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增补的一个新罪名.准确把握本罪的概念与构成特征,分清资助恐怖活动行为与恐怖活动犯罪的共犯关系,对区分此罪与彼罪以及定罪量刑有重大意义.     

论宣扬恐怖主义、煽动恐怖活动行为的刑法规制

宣扬恐怖主义、煽动恐怖活动是恐怖活动犯罪发生的重要诱因,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现有的刑法难以有效制裁,因而有必要在借鉴国际立法的基础上,将其独立规定为犯罪,实现刑法保护的前置化。《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相关规定具有现实合理性,但是需合理认定"恐怖活动"范围,科学界定"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概念,同时也要促进刑法典的相关规定与研拟的《反恐怖主义法》的衔接与协调,以实现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有效治理。     

《刑法修正案（ 十一） 》的重刑化倾向及其司法限制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既有罪名死刑不减、增设无期徒刑、加重有期徒刑、削减拘役刑和管制刑、增设无限额罚金刑,体现了明显的重刑化倾向.其理论依据在于对刑罚一般预防理念之过分迷恋,现实依据在于对重大社会热点事件之过分回应,但以上依据均不能解释此次修法的正当性.刑法重刑化倾向既违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刑法定等刑事立法应有理念,也可能导致司法实践陷入过度刑法化的治理困境.为限制重刑化倾向,刑事司法应当发挥能动作用.一方面,定罪时要目的性限缩入罪边界,坚守刑法谦抑主义,将不值得刑罚处罚的行为排除出犯罪圈,避免不当入罪;另一方面,量刑时要端正量刑理念,区分责任刑与预防刑,限缩重刑的适用范围,避免不当处刑.     

网络恐怖活动犯罪与中国法律应对——基于100个随机案例的分析和思考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恐怖活动犯罪快速地进入了网络空间,网络恐怖活动犯罪不仅成为传统恐怖活动的"扩音器",而且成为新的恐怖活动犯罪的生成平台,影响和危害都日益巨大。对于近年来利用网络空间实施或者生成的100个案例的分析,可以总结出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整体状态、发展趋势、行为类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凸显了中国法律应对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系列困境。为此,需要在平台机制、罪名体系、犯罪形态、普遍管辖四个方面构建体系化的法律应对策略。     

当代恐怖犯罪及刑法对策新论

当今恐怖犯罪日益猖獗,不仅呈愈演愈烈之势,而且其特点和趋势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一特点和趋势,从法律和政治经济两个方面给国际反恐怖活动提出了难题.为此,我国在依法制裁、预防恐怖犯罪方面,必须在遵守国际反恐约法、加强反恐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完善国内刑事法律,加强对恐怖犯罪的法律惩处,增设包括利用网络进行犯罪或以袭击网络为目标的新的恐怖犯罪罪名,并配置适当的法定刑;完善作为恐怖犯罪下游犯罪的洗钱罪立法的方方面面;在恐怖犯罪刑罚惩处方面,设置宽严相济的法定刑;进一步完善反恐程序上的配套刑事诉讼制度.     

我国死刑配置的刑罚价值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对犯罪的打击力度一直过于强硬,在我国现行刑法当中,某些犯罪仍然被视为最为严重的犯罪,配刑制度坚持了"重刑重罚"的原则,最高刑配置死刑。但从刑法法益角度来看,更希求刑法对生命价值的保护,而不是对生命权的限制。因此,在法制全球化的过程中,为应合我国限制对死刑权的扩展刑事政策,有必要对死刑配置进行刑罚价值的分析。     

犯罪与刑罚的心理对抗——兼谈刑罚配置的改革路径

对犯罪行为配置刑罚是控制和预防犯罪的重要手段,然而长久以来我们坚持的重刑传统和严打政策却忽略了刑罚的威慑效应与心理感受性的关系,导致死刑、无期徒刑等重刑的惩罚功能大打折扣。刑罚的配置应当着眼于受刑人或潜在犯罪人的犯罪决策过程,要利用对犯罪心理的对抗来增加他们的威慑效应认知和情绪体验,只有这样才能影响犯罪的选择和犯罪决策阻碍因素的评估,也只有合理运用刑罚以及刑罚替代措施,才能真正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