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社会中的法治困境——以国民政府监察院“打虎”为例

监察院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是法治的实施机关。本文以监察院弹劾权行使的情况和监察院打虎失败的案例,探讨国民党统治下的法治困境。从差序格局的社会生态出发,阐述其差序有别的私伦理、情大于法和关系原则与法治所蕴含的公共、理性、平等、公正精神的根本冲突,以及对监察院监察实践的影响:执法者因私废法,不打老虎,专打苍蝇;违法者因情违法、恃情违法,凭借关系逃脱法律惩戒,令监察院打虎不成。     

差序格局与地位格局——以亲亲与尊尊为线索

差序格局概念揭示了中国人行为方式中那种以家庭关系为核心、在一个水平面上由亲至疏层层外推的模式,而地位格局则刻画了中国人围绕垂直的社会地位等级所形成的关系模式。这两种格局对于理解传统和现代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以亲亲和尊尊为线索则能够使我们把握这两种格局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制约和相互矛盾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     

论差序格局

本文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开始,指出他是在生活和文化这两个层次上论述了差序格局,但他对生活层次差序格局的描述过于简单,致使他的论述缺乏一个牢固的基础。因此,本文依据作者的乡土生活经验对生活层次的差序格局进行了更具体深入的描述,描述了它的结构、具体运作过程、运作原则并分析了它的功能,在此基础上也重新分析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区别,从而扩展更新了费孝通的这一概念。     

差序格局的理论综述

自从1947年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以来,这一概念就成为认识、分析中国社会的有力工具。综观五十多年来我国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研究的历史,学术界围绕其理论内涵、发展趋势等展开讨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从而丰富了对这一概念的认识。     

城市居民信任的差序格局

利用2007年末进行的南京城市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与半世纪前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中社会关系呈现差序格局类似的是,当下城市居民对不同交往对象有着不同的信任程度,依然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但在陌生人组成的城市社会中,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信任分配处于变动不居状态.在这一动态调整过程中,市民信任结构的内核不断缩小到直系亲属和家庭成员.同时,城市居民的信任基础发生变化,利益计算的倾向更加明显,从而使信任的整体结构趋向松散.     

“差序格局”思想的现代诠释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所描绘的乡土中国的社会机构状况和人际关系特征,是一组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与西方的“团体格局”区别主要体现在自我主义与个体主义的道德基础、儒家伦理与基督教的文化基础、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价值基础三个方面.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的“差序格局”,突出血缘和地缘在社会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差序格局”是与现代社会的理性原则相悖的,对我国的经济领域、人际关系、政治领域和法制建设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力,成为中国现代化前行的障碍.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及其发展

“差序格局”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其实质是家庭本位主义,“差序格局”的社会必然是“礼治”的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差序格局”从“农村版”走向“城市版”,“差序格局”的内涵在丰富,边界在扩大。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及其发展

"差序格局"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其实质是家庭本位主义,"差序格局"的社会必然是"礼治"的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差序格局"从"农村版"走向"城市版","差序格局"的内涵在丰富,边界在扩大.     

社会变迁视野中的差序格局与农民合作

作为传统乡土中国主要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合作的差序性与特殊性。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得差序格局理性化,这扩大了农民合作的对象范围,却没有改变农民合作的“中国特色“。随着市场经济的继续深化,差序格局将趋消解,中国农民合作的形态也应该从传统向现代转变。     

社会变迁视野中的差序格局与农民合作

作为传统乡土中国主要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合作的差序性与特殊性.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得差序格局理性化,这扩大了农民合作的对象范围,却没有改变农民合作的"中国特色".随着市场经济的继续深化,差序格局将趋消解,中国农民合作的形态也应该从传统向现代转变.     

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以江西省安义古村为例

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纽带,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历了从低级形态向更高级形态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作为影响家庭形态的家庭结构,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我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农村家庭占全国家庭多数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逐步迈入转型期,这一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无一不对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带来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西省安义古村为样本,通过实地调查,以翔实数据揭示了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家庭结构在人数、类型、规模等方面变化的情况。     

差序格局的结构及其制度关联性

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是建立在中国本土社会资源基础上的,但却经常被简化为帕森斯的模式变量来使用,这一化约主义的误区主要在于缺乏对差序格局概念学理方面的分析,模糊了中西方的空间差异,纠正这一错误的关键在于从社会结构方面对这一概念作重新解读。     

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

考察中国与西方国家公民权利实现的历史 ,可以发现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人们的权利实现是参差不齐的 ,权利主体是逐步扩大的 ,不同权利种类的实现也是循序渐进的。各国的立法实践同样体现了权利实现的这种差序格局。决定权利实现差序格局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人们拥有财富多寡的不同 ,是重视差距的市场经济与重视平等的现代法治相冲突的表现     

儒家伦理中的公共精神困境与超越径路——以“差序格局”为视角的分析

公共精神的普遍缺失已然成为时下不争的客观事实。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中剥离出问题的真正动因成为当务之急。追根溯源,作为个体精神结构之一的儒家伦理就成为问题肇始的原始成因之一。"差序格局"概念因其对儒家伦理特有的理论解释力,成为当下探讨儒家伦理公共精神困境以及重建的有效借鉴资源。     

信任的差序格局与民主价值

通过分析2012年最新一组数据,我们发现,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背景下,从家人、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到陌生人,中国人之间的信任呈现出逐步递减的差序格局。已有研究者指出,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任与民主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基于社会交往同心圆内圈的特殊信任则与民主价值无涉。较高的普遍信任会促进和活跃公民的政治参与,而现有文献中呈现的中国人的高信任度绝大多数来自同心圆的内圈信任,使得信任与民主价值之间因果关系的链接出现断裂。本文的分析是社会资本理论跨文化应用的一次尝试。     

农村仪式性人情中的差序格局--基于皖西南农村的调查

通过在皖西南洪村的调查,对农村仪式性人情进行了探讨。分析发现在仪式性人情中往往是以家族和家庭为单位的,仪式性人情的表现模式以及完全嵌入到当地的婚姻模式和文化模式当中,并呈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文章认为,当前的仪式性人情仍然呈现差序格局,但在原有的差序中存在一些变迁。通过对血缘、地缘和业缘三种关系人群在仪式性人情中随礼的表现和约束机制的对比,三类关系也呈现出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不同性质的关系和不同亲密程度的个体在仪式性人情中呈现出有序的差异。     

对费孝通“差序格局”的再反思

通过对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解读,提出差序格局本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基本特征,因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对他人的仁爱也是有限的,并且都是基于交换的原则,以自己的安全庇护为最终目的,费孝通提出中国社会属于差序格局,乃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上面的特定阶段.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能够为个人提供安全庇护的他人或组织在不断变化,差序格局也必然发生变化.中国当前的急剧社会变迁,对差序格局的冲击更是显著,虽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同时也导致个人与国家之间缺乏必要的缓冲和社会联系,社会建设必须考虑如何填补这一空缺.     

差序格局下荣氏家族的传承与公益实践研究

提及中国民族资本家,便不得不说首户——荣氏家族,不仅财富得到继承,社会公益实践也得以传承,并且不断加以创新。本文从社会学的差序格局出发,分析荣氏家族内传统社会影响社会公益实践传承的因素。在差序格局下,荣氏家族的社会公益实践沿着血缘、姻亲、拟血缘关系、地缘和业缘关系传递,影响辐射了全世界。     

试论差序格局对中国政治的消极影响

差序格局下,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政府在社会中起巨大作用,从而使得政府机构比较庞大;差序格局不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差序格局下容易形成裙带关系、腐败现象.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使政府与社会、个人的权力关系得以重构;市场经济的实行,使我国基层社会家族制度中长期存在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解体,造就出具有“独立性”的人;构建法治社会,为社会团体的出现创造了法治条件;实行市场经济,使社会异质性成分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