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与现代新儒家

马一浮先生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三位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其学说与熊十力、梁漱溟,以及新儒家之“第二代”、“第三代”诸贤相比,显然有其独特性。笔者以为,现代新儒家具备四方面之特征:(1)提倡儒学之第三期发展;(2)对传统学术进行哲学化之建构;(3)突出东西文化之对立;(4)具有现代大学之背景。然而这四方面之特征在马一浮学术思想中似未完全具备。另外,马一浮虽与熊、梁诸新儒家学者交往甚深,但在一些学术观点上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在某些程度上说甚至具有根本意义。以此,我以为马一浮不属于现代新儒家。     

现代新儒家与中华民族精神

在抗战时期诸种民族精神诉求中,新儒家无疑是具有代表性和吸引力的.这与中华民族当时面临的危局有关,也与新儒家为这种精神诉求提供了相对严谨的哲学论述有关.现代新儒家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形成重要影响.探讨这一哲学思潮对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研究的理论贡献,对全面认识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

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方松华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乃是２０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极为重要的课题，这个论题既关系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世纪难题，又牵涉到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业已确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方兴未艾之际，它便...     

现代新儒家与德国理想主义

一旦哲学不滞留于解释经验、分析物质而着手规范认识、谋划人生,它就必然走向“应当”的理想.理想主义基于人性存在的本源结构,无论何时何地,人类总是从实际知识出发进而寻求现实的“彼岸”、知识的“那一边”.柏拉图区分理念和对象,创立了第一个理想主义范式;基督教天国和尘世的对峙,使理想主义在中世纪成为普遍的人生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理想主义又一次堂而皇之地占据了哲学的中心,古典哲学在深入反省了启蒙主义和进步主义之后重建理想主义,为社会和人文立极.康德分离认识和价值、事实与规范,以先验理性制约自然欲望,以普遍义务统率道德规范;费希特把一切实在都建立在绝对自我之上,认为存在是由道德目的所指引的动态演化过程,鼓舞人们走出无情的因果秩序,实现自我认识和普遍自由;谢林把唯心论客观化,把认识论上的纯粹自我变为形上学的绝对自我,以自然为可见的精神,在其自行展开的演化过程的最高阶段人那里,达到自我意识;黑格尔以辩证发展统一认识与伦理,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李喜所先生在《天津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１期发表如题文章认为，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精神武器。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头意，精神上的匮乏，他对佛学简直到...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李喜所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精神武器。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失意，精神上的匾乏，他对佛学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梁氏这样笃信佛学，既有社会原因，也有自...     

现代新儒家视野中的儒家道德观

20世纪初,活跃于中国学术界的现代新儒家对儒家道德进行了新的阐述。梁漱溟、冯友兰、贺麟、徐复观、唐君毅、杜维明等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儒家道德观。经其诠释,儒家道德观成为一种以“心性学”为“枢纽”,建构在道德形上学基础之上的、由天道而人道而现实的规范律令,成为能够贯通社会伦理礼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形上学的系统理论。现代新儒家道德观是历史的产物,是对时代需要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它唤醒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美德的向往。儒家美德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了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结合点,一度在工业化过程中失去方向的儒家美德获得了新生。     

现代新儒家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但中华民族精神蕴含在中华儒家文化之中是其理论共识。儒家的＂和谐＂与＂理性＂、＂内圣外王＂之道、人文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及＂心性之学＂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固有的内涵。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从儒家文化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精神,是有失公正性的,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儒家文化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现代新儒家力图从深层的精神内核来认识儒家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我认识过程的深化和发展,也是继续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     

再论宋学与现代新儒家

本文在比较宋学与汉学不同、分析宋学的特点和矛盾的基础上,再次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在心性论的旨趣还是在对传统的诠释上,现代新儒家都表现了宋学的特征,是对宋学的继承。文章并指出:现代新儒学需要解决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学理上的客观化,将“传统”义理上升为价值理性意义上的客观真理;二是在“我”字上致力于“个我”和“众我”关系的探究,以能明体达用,于无用之中有大用。     

现代新儒家研究近况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进行了初步而热烈的研讨,现将1987年和1988年来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现代新儒家的内涵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基本上肯定现代新儒家这一说法,但对它的理解仍有分歧。主要是:1、现代新儒家是指在本世纪20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独特视角——《佛学与现代新儒家》评点

南开大学哲学系卢升法先生的专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最近问世了。全书分“佛学”、“儒佛交融之展顾”、“佛学的近代化”、“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四编。这是一项新的学术成果,它为我们展示了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学相互嬗递、会通融和的历史进路及现代结晶,同时向学界提供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独特视角。     

梁启超的儒家仁政思想

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梁启超,既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总结,又对它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他关于儒家仁政思想的研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梁启超分别从仁政与权力、仁政与民这两种关系阐述儒家仁政非宪政的思想,开启了从仁政走向宪政的探索。但是,梁启超并没有指明,在这一道路上是以西学为主、中学为辅,还是反之,因而他在这一方面的思考存在矛盾之处。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评《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评《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赵景来辽宁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了方克立和李锦全二教授共同主编的“现代新儒家研究”系列丛书。南开大学武东生博士撰著的《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一书，是其中的一部力作，也是近年来大陆和港台学者中第一...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省察与展望

近年来，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在大陆经历了由兴起到发展的过程，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研究中尚有两个问题有待于澄清：一是对现代新儒家范围的界定分歧太大，二是对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探讨不足。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将现代儒者、现代儒家、现代新儒家三个概念区别开来。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主要在于：１．它重新调整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义理结构；２．在思维方式上，现代新儒家由传统儒家的“圆而神”的智慧，经消化西方哲学的“方以智”，重新达到新的“圆而神”；３．传统儒家只言心性之学，未明言道德的形上学，现代新儒家则明言之；４．传统儒家没有开出知性之独立系统、现代新儒家则开出之。     

试论现代新儒家与泛心学运动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与近代哲学的开启是在西学东进中完成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宣告了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的失败。所谓“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现代新儒家正是从这一传统破裂的境遇中发端的。 大体上,现代新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无论其阵营内部的传承关系如何复杂,大多自认是接着宋明道学讲下来的。依据冯友兰先生的划分,宗奉程朱的理学与弘扬陆王的心学是其两个不同的路向。正是在“五四”的反传统运动与西学的刺激下,作为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现代新儒家急于寻找一种既是“吾家旧物”、又可抗衡西学的武器。思孟、陆王一派     

全球化与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

全球化在中国激起了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与发展。作为对全球化的一种反省 ,现代新儒家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新的理解和选择 ,涉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诸多问题。本文以梁漱溟、冯友兰、徐复观为现代新儒家不同时期的代表 ,从理论创造、思想影响上探讨了其文化保守主义值得重视的合理内容 ,评析了其内涵与价值。     

现代新儒家的复杂命题

现代史上中国文化的危机在中国传统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都不能应付当前国家与社会的需要。如果人类历史的主流已走上强国与富民为存活发展的道路,不能面对这个需要,就是再好的精神文明也无法继续下去。从这个意义来说,现代新儒家如果认清这一点,就必须肯定促进物质文明的科学与技术的重要性与先决性。问题是：要发展科学技术是不是就要放弃传统的精神文明呢？新儒家显然主张传统的精神文明不但不可弃失且要更新发展,中国人应建立中国文化的共命,并追求道德理性的实现。新儒家这样的主张实际上已包含了几个重要的假设或认定…     

晚年梁启超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探析

晚年梁启超曾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此领域,他不仅写出一系列名篇佳作,而且对哲学史方法论问题也颇多创见。其哲学史方法论之特征约有四端:一、颇具学术史特色的撰述视角;二、近乎历史主义的态度立场;三、结合中西优长的研究理路;四、注重多角度的切入方式。其中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